文化灌茶：「孔子」難覓「知音」

電影《孔子》，聲勢浩大，票房平平，非官方媒體老百姓反應裡，更是知音難求，充斥著批評和嘲駡。這不算做四面受敵，也起碼三面不討好。復興儒學的正經人，很難接受沾上一點歷史，便天馬行空的孔子。愛國青年，看孔子尚武固然過癮，但剩下來的不文不火，盡都是扭捏作態的假正經。離經叛道的猛博，更加看不順眼，正如累積點擊量達二億五千人次的寫手韓寒，便對這塊翻新神主牌，狂砸不留情。

《孔子》的失敗，不只因為錯誤的時間：既有阿凡達珠玉在前，又有賀歲喜羊羊2在後，更是在錯誤的地點：中國。毛主席一句「我不贊成孔子！」就把文化大革命風潮推向批林批孔的浪尖；林彪說，主席句句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他終嚐到了主席說話的厲害。雖說如今不會再以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但毛澤東思想仍在四個堅持裡，他不贊成孔子，就是不贊成，這話卅四十年後，威力猶在。現在中國的大地上，孔子雖非必是反面人物，但久已代表了封建腐朽，與進步的時代格格不入。別見政府正在全球各地興辦孔子學院，那只是教教洋人漢語的產業品牌，內外有別，孔子回國還不怎麼香，缺少正面認識的群眾基礎，這是根本國情。《孔子》再是在佈景服裝不惜工本，挖苦心思用平民化的編寫角度注入親切感，無奈近代歷史無情，國人批孔的心理障礙病得太深。

孔子在中國，一直充當人云亦云的「化身」，儘是塗抹髹色，人們不外看化妝，臉譜反派正派變著玩。群眾不僅缺乏讀通論語原文的能力，更不具親炙孔子真貌的興趣。那朽老頭一個，有啥好看？再帥的發哥，扮雞皮鶴髮，徒令人心裡起疙𤺥。然就算願意翻翻儒典，都不過是望文生義，執今議古，莫道看出個所以然，就連起碼的知其然，亦有困難。

故挑一句話，斷章取義，如見孔子說「子為父隱」，便指他主張隱惡，圖包庇罪行，鼓吹家族共犯。我們如讀〈子路篇〉原文，孔子可有說過要「隱惡」？那裡只是講，葉公告訴孔子，家鄉有一人非常正直，父親偷羊，兒子搶先告父親一狀。孔子直接的反應，沒有說這樣告發父親對或不對，他唯說我家鄉的人認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也自有一種正直于其間。孔子並沒表示應隱惡，只是道父子家人中之私隱，無必要一定拿出去張揚，這是人情之常，人性裡率直的一種正當表現。好比兒子偷東西，父親要不要先播110？他可以告訴兒子，快把東西還給人！別人若另有附帶的損失，老爸這趟會代賠贘，但偷的壞事，絕對一不可再！老爸偷東西，按孔子〈里仁篇〉的原則，「事父母幾諫」，要苦苦相勸，用委婉的態度，希望他重歸正途。偷東西不對，不對的事非以付之法辦為唯一之直，一心要為他好，保護他，亦為直。這種「直」，來自人性親情之實，是父慈子孝的根據，人倫之大源，如要民風歸厚，應有認知，必當正視。人為的法律下之正直，不是不重要，孔子何時有過丁點的輕視之意？他一心要從周學禮，內含法的觀念，客觀法理，他並無否定之可能。只是天生人性由人心呈現之仁，是親情裡最易體會的正直，應先立其本。孔子為人坦蕩無隱（述而），對己對人，哪裡會主張隱惡？「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季氏），該說卻不說才叫隱。幾諫父母，該說的一定要說了又說，那才正是無隱惡之直。子為父隱的隱，有它本身前言後語的講法，絕不隱惡，也非彰惡，而是指點隱隱然的親情人性！

又拿一件事，離開時代，拼命引申。如聞孔子受人之禮，「卻之不恭」，便說孔子受賄並替受賄編造大道理（《孟子．萬章》）。其實「卻之卻之為不恭」一語，非孔子說的也非孟子說的，而是萬章拿一句俗話：推卻再推卻，堅決不受，表面像客氣，其實是不恭敬，問孟子的意見。按萬章本來的想法，是以為人送禮，若用不義之財，我就應當推卻，卻之不恭的說法，似有問題。孟子的看法，是從禮俗常識入手，原則上人若以禮相待，是表示善意，我堅不受禮，便不合理，于禮不合。來人若是強盜，以贓物作禮物，不義之財就是不義之財，根本不屬于禮不禮的問題，而是法律的問題，何止不受，更應予以刑處。至于諸侯取之于民，轉手又當禮物，來歷非必事事清白無瑕，也不都是強取豪奪，違法違紀，如果簡單等同強盜之殺人越貨，那是「充類至義」，把表面某點相類似的現象，無限放大上綱上線以至其極致之義。所以孔子當時見諸侯來獻禮聘請，他多不會冒冒然予以拒絕。當然這表面禮貎背後，有真要取賢納諫的，有只為擺擺姿態的，有姑且養些人材，備不時之需的，一下子我們不易分辨出其用心，所以孔子只是個禮來禮往的平常心，見你有禮，我何妨回謝受之，試試看日後這禮是真情還是假意。所以孔子他做官，不曾事君會有超過三年的，當發現對方缺乏诚意，便馬上告辭，從無戀棧。「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他沒有必從之凡是，也無立異之定反，只以義為準，這才是真正的孔子。

再有取一觀念，無問立義，隨便撻伐。如讀《春秋》見「為尊者諱」，即以孔為子崇尚代尊者避諱罪惡。查《春秋》經文，並無「為尊者諱」。註釋《春秋》的「三傳」，善于經的《穀梁傳》無，善于禮的《左傳》亦無，唯善于讖的《公羊》，上有「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句，後人更予蛇足成「為尊者諱耻，為親者諱過，為賢者諱疾」。故東漢以降，在上者日漸偉大、光明、正確，沒有缺失，甚至連生病也不生，萬壽無疆，直到有天突然不得不公佈死亡。《公羊》好言尊王一統、撥亂反正、微言大義這一大套，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因之，追慕天人感應，宣揚三綱五常。即使如此，董氏之言春秋其「義之大者」，也是指它「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故所謂「諱」，不等同「隱」，是一種「溫辭」，乃屬向人呈示「塞怨」的修辭表現、獨到手法。孟子稱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贼子懼」，眼光如炬，直透暗角，禍心黑手，盡皆無逃無隱。公正不阿的「春秋史筆」，素為中華文明的亮點，垂範千古。然它揭發罪惡不隱，非如今人想象的要用潑婦駡街叉腰篤指的方式，而是「諱而不隱」的「溫辭」。諱在此不解釋作隱瞞；以諱即是隱，只不過是諱之衍生義。諱之本義，誋也，忌言猶違言，要說但不多說隨便說，故諱實即「微言大義」，精簡慎言，不多不少，便能抓到要害。《春秋公羊傳》「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一句，是評論孔子在經文中「閔公元年」小段的筆法，其中「冬，齊仲孫來。」寥寥幾字，已把人物針砭說到透處，是「諱」一史筆的楷範。「齊仲孫」，實即公子慶父，為魯閔公之前任莊公三弟中之長弟，那年冬天，他由齊回魯省難慰問。孔子不直呼名慶父，改稱「齊仲孫」，公羊的註釋是，刻意把他向外連繫于齊國，不認為必魯人。慶父與莊公夫人哀姜私通，哀姜齊侯之女，後返齊，慶父常上那裡鑽。慶父攻心計，假他人之手殺了莊公之子般，法律上無法告他弒君罪；他又立哀姜親戚為閔公，據推算即位之新主，才不過八歲。這種假外國勢力操縱國政的亂臣僮樱瑔栴}是他太聰明，法律究罪誅殺不到，又不能在沒有公開的罪證下直斥其非，孔子便用史筆稱名「齊仲孫」，使與齊為一系之子；所以嵌一「仲」字于中，蓋他的身份仍貴族，就依舊以伯仲叔季這些表述長次的褒語嘉之。故何謂為尊者「諱」？是有所不言，言則點穴說到妙處，要叫那些大人物，必須彰彰于眾目睽睽之下！

如果孔子真是教訓人要為尊者賢者隱諱耻辱缺失，那孔門弟子記錄夫子言行的《論語》，便絕對不該記載夫子遭人引詩譏諷，自認說不過人家（憲問篇）；又他的學生，人尚給點面子，反而老師是誰，全無視不管，極盡奚落之能事（微子篇）。還有一次人問孔子有關魯昭公的事，孔子答說他知禮，事實上昭公違反了周人同姓不婚的禮法，娶吳國姬姓者做夫人。孔子是因一時大意或想替昭公說好話，我們今不得而知，但這次確有疏失。事後人予以指出，孔子馬上認錯，說：我真有幸，犯過人必發現，並加指正（述而篇）。大家如好好唸《論語》，孔門可有為夫子隱惡諱耻呢？孔子哪裡教人去替大人物遮掩呢？

何為諱誋？何以受禮？何謂隱親？皆有立意所本，時代脈絡，文章理路。不能把古書字面瞄一瞄，便以為可信口開河。孔子身處之世，禮崩樂壞。那不是禮樂的罪過，也不是看見事到這田地，也就算了，讓它去罷。孔子反而感覺更加需要珍惜禮樂，誓把禮樂的真義再找回來。史筆當諱，他就以極慎重極嚴肅的語言，衡之尊者。禮尚往來，他不以為虛文，來往之間，力求诚信之實。父子一家親，至隱的直道是甚麼他先予定住，人倫之常，不容稍有走失。聖人的惦掛，他的胸襟，放開的眼界，都非這世代競名逐利狗苟蠅營者有耐心有識見領會之事。「孔子」今天熱賣不熱賣，所依然無改的，仍是他那千年孤寂之情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