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代诗人孟郊七绝《登科后》中这两句诗,写的是中进士后的欢愉心情。但这不是说新科进士们骑着马,在长安城里跑一天看花,其中故事容我慢慢说来。
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繁华的城市,城市布局非常规整,有东、西两市,每市由三十多个坊组成。两市之间北面是皇城,南面是达官贵人的居住区。西市是当时工商业的集中区,唐代的丝绸之路起始于西市,商贾云集,许多来自中亚、波斯的胡商汇聚于长安从事商业贸易,当时的“西市”有衣肆、药行、酒肆等,素有“金市”之称。东市是游乐区,著名的红灯区:平康坊就在东市西面靠近皇城的东南角。而游兴之地集中在东城墙附近的南部,从春明门到曲江池,沿途酒家密集。
曲江池位于长安城的东南角,是唐代最负盛名的风景游冶区,秦汉时期此地就有离宫林苑,隋唐时又疏水修葺,扩修新建了杏园、紫云楼、彩霞亭等,益发显得景色旖旎,风致佳绝。著名的长安八景中,“曲江流饮”即为其一,唐人有言:“都城赏胜之处,惟有曲江”。曲江游宴,是唐代长安人经常性的一种活动,规模最大的便是皇家在节假日或盛会时,每至上巳、中和、重阳等节日,这里便万众云集,“车马争先尽此来”。自唐德宗将二月一日设为中和节后,中和、上巳、重阳三节进行曲江赐宴成为定制,其中以三月初三的上巳节规模最大。唐明皇时,曲江的游宴最为繁盛。其时,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都可带妻妾家眷前来赴宴。为表示与民同乐,皇帝还允许士子百姓、僧道人等,一并前来游赏饮乐。
曲江游宴中的规模最大的盛会是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就兴起的曲江关宴,这是专门为新科及第的进士们在曲江池举行的游宴。隋、唐时,“进士科”、“明经科”都算是考试科别,进士科是常科,考取又最难,一般每次只取二、三十人,仅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因此最为尊贵,地位亦成为各科之首。在唐朝,进士及第后,要到吏部进行关试,才能得到官职,而布宴时间是在每年的“关试”之后,布宴地点就在杏园,故称“杏园关宴”,亦称为“曲江会”。这是因为此时正值上巳节,气候宜人,春光明媚,杏花盛开,又是三年才举行一次, 格外难逢。
能够参加曲江关宴,是文人学子们一生中极为风光快意的事情。关宴之时,皇帝常携嫔妃登紫云楼而观,公卿百官们“各携妾妓以往”。意兴遄飞的进士们先是游园赏景,然后入宴。杏园位置据《三字经》作者,南宋的王应麟所撰《玉海》卷171“唐杏园”条:“曲江池西即杏园”。杏园因园内遍植杏树得名,关试在二月末进行,此时满园杏花盛开非常漂亮,这大概是关宴选在此处的原因。宴前,进士们推选两名相貌俊雄之士,称为“探花使”,乘快马遍览长安名园,采回各色名花,供大家品评赏玩,这才是本文开头孟郊两句诗所描写的情况。后世进士一甲第三名叫做探花,就出自此举。是日,皇帝亲临紫云楼,并在宴中常赏赐些御厨食品,以示恩宠优渥。宴后,进士们乘画舫彩船,泛舟游乐。游宴期间,这些骄子们纷纷一展才华,吟诗赋章。最后,全体信步至旁边的慈恩寺,在大雁塔题壁留名,以示垂世,这就是“雁塔题名”。
曲江宴前数日,各种行市已罗列于曲江池头,吃的、喝的、演的、唱的,应有尽有。皇帝庆典诏令一颁发,全城一片欢腾。曲江池岸,管弦交作,轻歌曼舞,响彻云霄。人们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前来观看,意兴所至,举杯畅饮。一些公卿显达之家,则携带待字闺中的女儿,乘此机会选婿。因而,那些容貌秀美的未婚进士,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某家的东床佳婿,真是“雁塔题名”与“洞房花烛”双喜联袂而至,不过有唐一代似乎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这是因为唐代进士每科名额少,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古人结婚早,未婚进士少之又少。五代南汉宰相王定保所撰笔记小说《唐摭言》中记载白居易曾有“慈恩塔下题名处, 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白居易二十九岁中进士,已经是他那一科进士中年纪最轻的了。唐代民风淳朴,从上到下,似乎还没有人想到停妻再娶的办法(除了武则天那时的皇室外)。只有一次很接近于“雁塔题名”与“洞房花烛”双喜联袂而至的状态,而且还是状元郎,并留下诗坛佳话,容日后再细细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