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满月红干了一段时间，才渐渐明白过来“到了满月红，贫农变富农”的适用范围。
这句话肯定不能用来描述我。满月红的生意旺也好，淡也罢，我是按小时取酬的，每小时的报酬只是四美金。小时工资当然是比以前高了一点，但这不足以引起质变，我的阶级属性依然如故。既然我的报酬不能随着满月红的生意高涨而高涨，我当然不希望满月红的生意太好。情人节那天无以复加的繁忙让我重温起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工人所占有的越少；劳动的频率越快，工人越不幸福。所以工人跟他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是异化的。过去学的浮光掠影的理论在打工实践中变得刻骨铭心起来。
我疑心这句顺口溜是满月红的招待们体会出来的。他们的欣喜跟餐馆的生意涨落成正比。每逢周末或者盛大节日，当餐馆生意好得宾客盈门，我比贫下中农还辛苦的时候，我发现招待们却特别的高兴，兴奋点也到了高峰。“两个炸香蕉、两个头台、一个蒙古牛，一个麻－辣－羊－肉…”就喊得格外响亮，最后一道菜还带一点拖声，有些强调的意味，就像川剧里的高腔。得意之情真是溢于言表。这种时候，他们走出走进的步子也是轻盈的，轻盈得就如同腾云驾雾。他们在休息的间隙，会一边吃着客人剩下来的高档菜，一边开诚布公地报着自己的小费斩获，彼此进行攀比，在攀比中骂娘叫好。
生意清淡下来的时候，招待们有了时间聚在一起议论。议论的内容大多跟小费相关。有次，李黄浦跟崔云霞说：“你那桌会很好的，那老头总是给得很好。”另外一次，老马对李黄浦说：“妈的，吃了九十块，才给我十三块。”小费其实就是招待们贫农变富农的来源。董太太问老马：“老马，九个人那桌，你能干下来吗？”那口吻不像是请求或者征询，而是恩赐。老马马上就脆生生地答道：“没有问题。”旁人一听就明白，他是怕稍有犹豫，这桌就被别人抢了去。一次，老马还冲出了门，追上走出不远的两个客人，责备他们给的小费不够，要他们拿足。既然招待们对小费如此在乎，他们为了小费纷争也就不希罕了。一次，李黄浦清脆地扇了老马一嘴巴，怒不可遏地指控老马道：“你他妈的，怎么这么不道德，上次把崔云霞的小费拿走了，这次居然还动到了我头上。”
招待的小费既然跟生意的好坏成正比，他们当然就跟老板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于是，招待跟我也就有了利益冲突。他们赚得越多，意味着我赚得越少，因为我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付出多了，所得的却一样。他们赚得多的时候，还给我添了不少的麻烦和累赘，平白增加了我不少工作量。在满月红，招待负责收拾桌子，负责把餐具拿进来，把残汤剩菜刷到垃圾桶里。如果生意一忙，他们往往就敷衍了事，草草把盘子刷刷，也不管里面是否还有残汤剩菜，就胡乱摞成一堆，立刻就又跑到前面餐厅去经营小费去了。我再万般不愿，却像击鼓传花一样把那些盘碟接了下来，为他们再收拾一次。
我跟招待不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但我却很希望进入他们这个共同体。我觉得我的意志和愿望之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就像供求关系决定着商品的价格；就像资本家不由自主地渴望着追求利润、渴望着剥削。马克思说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照着这个理论发挥下去，每一个人都是利益的人格化。我当然不例外。一次，生意不是太忙的时候，董老板居然走到我的洗碗间，跟我聊他的往事，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求。
“要不是韩战，我不会又回头当了国军。不过当了国军，我也不后悔了。那些回到大陆的战俘多惨。”他有些幸运地说。
“你到台湾后又做了什么？”我有些好奇的问道。
“在军队里干了几年，然后就上台大。毕业后跟着谷正纲到南韩建心战基地。”
“是吧。在那里都干什么？”我真的来了兴趣。
“就是放气球，把传单放到大陆去。”他有些得意地说道。
“那些传单是不是号召人民推翻共匪统治，配合国军反攻大陆？”
“对啊，你怎么知道的？”到他诧异起来。
“我一个从沿海来的同学告诉我的，他们那里的人拣到过那种传单。“
“是吧。”他看起来很有些成就感。
乘他沉浸在过去的成就感之中，我话锋一转，问他：“老板，如果这里有招待的空缺，可以考虑我吗？”他好像一下警觉过来，迟疑地答道：“员工招聘的事都是我太太管，我从来不过问的。你去问她好了。”说罢，他两手一拍，干脆丢下一句话：“不耽误你干事了。我得出去买东西去。”对着他走出洗碗间的背影，我悄悄骂了声“叛徒“，明白我是不能靠他做招待的了。
转眼，布鲁明顿的春天就降临了。布鲁明顿的英文意思是花城。这时候，花城的妖娆面目就显现出来了，四处是花，满眼是绿，满天都飘着花粉。金羽的花粉过敏症在这个时候发作得格外厉害，成天眼睛都是红肿的，好像有数不尽的委屈，还不住地打喷嚏。我却很喜欢这个时节。每天走着路去上班，在花团锦簇中穿行，又想着是去满月红上班，就止不住心旷神怡。就算不做招待，我还是喜欢满月红。只要不是天天都是情人节，在满月红洗碗并不是死去活来。洗碗的时候，我照旧听着古典音乐。稍闲下来，我可以跟比尔、白德文、贝蒂和琳达聊几句闲天。吃晚饭的时候，可以走过去对桂花说一声谢谢，然后开始享用她炒的佳肴。
有天，我一边听着贝九，一边洗着碗。一个人在我后面对我问道：“你喜欢这段？”我调过脸去，他把耳朵贴着收音机，很专注的样子，似乎要把什么细节听下来。直到那段过去，他才歇下来。笑着对我做了自我介绍。他就是比尔，长得很健壮，脸膛红红的，嘴角老是往上提着，一副永远都在笑的样子，像个常年航海的豪迈水手。跟他一聊起来，才知道他其实是个跳舞的，跳的踢踏舞。往往在满月红干了一段时间，他就要跟着一个野班子到外面去巡回演出。一次，在四街艺术节上，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也就凑了过去看热闹。原来是一个人在一个一米见方的木台子上跳踢踏舞，那人就是比尔。跳起踢踏舞来，他的脚居然比我洗碗时手的动作还要快捷。他对我得意地笑着，脚动得更快更急了，钉着铁掌的皮鞋在木台上飞快地碰击，发出紧密悦耳的响声。
白德文见着我的时候，用中文说：“你好！”我以为他像一些老美，就知道用这一句表示亲善。就答了他一声：“还好。”不想接下来，他继续用中文说他叫白德文，还补充说明了这个名字的意义：“德就是道德的德，文就是文化的文。”再聊下去，就让我震惊了。他说他在东亚系读的硕士，现在在政治系读博士，研究中国当代政治。一问他的博士论文，他说是论温州模式。他问我：“熟悉温州模式吗？”我答：“还真不是太了解。”我只知道一些新闻层面上的，比如温州的鞋和成衣，温州的私人借贷，温州的房产大军。但要从理论层面上来总结温州模式，却是不知从何说起。看我不熟悉他的选题，他也不卖弄，就转而谈孔子，谈老子，谈三国演义和水浒，谈三反五反、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有一天，他告诉我，有一年春天，他到北京去旅游，正在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的时候，一对年轻夫妇突然过来，女的不由分说就把怀里的婴儿塞到他的怀抱里，男的举着相机，示意要照相。他这才明白过来，人家是把他当成了稀奇的道具。我止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大约笑声过于张狂，把董老板吸引了过来。他马着脸对我说：“不忙的时候，把油烟机洗一洗。”从此，不忙时，洗油烟机成了我必须要干的一件事。
贝蒂在我到满月红干活的第一天，嘲笑我把《第一滴血》当成艺术。我当时还觉得不解，以为斯塔龙好歹也算好莱坞的大腕，他出演的大片怎么就算垃圾了呢。后来，也没有去问她理由安在，只是很谦虚地问他最近都看了什么电影，可不可以推荐推荐。她就得意非凡地说校园里有个好地方，专门上演纯粹的艺术电影。接着告诉我，前一天，她刚到那里去看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影片，叫《蛙》。“Great!”她感叹道。我回来鹦鹉学舌地对金羽说了这个影片如何如何好，于是两人就计划好那个周末的娱乐活动就是看《蛙》了。结果，我们看了一半，实在憋不住，才看了一半，就出来了。整个电影从头到尾讲述着青蛙在澳大利亚的遭遇，说是科教片，又像艺术片。晦涩得难以忍受。出来，我自然被金羽责备了一通，说我人云亦云。还放下狠话说以后再也不能听我推荐影片了。再见着贝蒂，她问：“好看吧！对不对？”看她满怀期待的样子，我只好笑了一笑，答道：“是很好。”怕她还推荐，就托辞说忙得很，就回头过去洗碗了。
我跟琳达说话的时候，从来取一种王顾左右的姿态。她总是穿黑色连衣裙，胸开得很低，白得耀眼随时可能暴乳的胸脯直抓人的眼球。一来美国，金羽就告诉我，跟人说话，眼睛要对视，不然不礼貌。但跟琳达说话，如果对视，我眼光止不住就要往下滑，那自然不恭。于是，就只有看着天花板、地板或者侧面跟她说话。听白德文说，琳达的父亲是国会议员，却从来没有从琳达那里证实过。想旁敲侧击把她的身份弄清，却从来没有机会。一次，她端进一盘客人剩下的炒鱼片来，问我要不要吃。我摇了摇头，谢绝了。她又解释道：“客人吃的时候，都很小心的，没有弄脏呢。昨天晚上，我跟我父亲去参加一个有选民参加的宴会。那些吃的没有一样比这个好。”这样，我才最终知道了她的家世。
春假到来的时候，大学城一下就清净了许多，街上的车流骤然就像冬天里的黄河断了流。学生有的回家，有的到南方诸如佛罗里达海滩、加勒比群岛和墨西哥湾这些地方去狂欢，剩下的就像孤魂野鬼一样在一些角落里游荡。春假前，金羽就对我说：“你来美国以后，就一头扎到餐馆里，还没有见识见识北美的大好河山呢。乘着春假，我们到外面去玩一下吧。”我问：“到哪里去玩？”她说：“以布鲁名顿为圆心，北到芝加哥，南到路易维尔，东到哥伦布，西到圣路易斯，距离都差不多，都很值得一看。”我对她说：“这些算什么大好河山？都是大城市，我兴趣不大。要玩，我们就到大峡谷、黄石公园这些地方；要看希罕，就到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或者拉斯维加斯大赌城。”其实，我心里打的是另外的算盘。一去玩，就要花钱，我作为这个家庭的消费者，倒是已经消费了不少；作为这个家庭的生产者，却还没有赚来几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没有玩的心思和底气。金羽好像看破了我的心思，说：“不着边际嘛。我看你是舍不得放弃这几天的工吧。”我傻笑着，说道：“还不是为我们这个小家着想。我们得量入为出吧。钱还没有赚到几个呢。还是等到了夏天，我们再出去好好玩玩吧。”
人一穷了，就不得不锱珠必较。马克思说，资本家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要铤而走险。殊不知，像我这样的穷人，为了少花费，也是可以铤而走险的。金羽说她的头发长了，要到理发店里去剪短，我一听，就忙着对她说：“何必，你面前就是理发师，你就把这钱让他赚了吧。”她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我，问：“你真能干？”我说：“这还不简单，未必你还需要什么青春款式？”她说：“款式倒是不需要，只是把头发稍稍剪短一点。”我就信心十足地说：“那有什么技术含量！太简单了。不就是整齐对称吗？来吧，马上就来。”我做得很职业的样子，用她的纱巾沿着她的颈围了一圈，又用我的的确良衬衣把她的上半身包得严严实实。最后拿了一个夹子在她的后颈那里把衬衣夹紧。我拿着剪刀就开剪起来，她的头发很好，油黑油黑的，茁壮得像饱受雨露滋润的韭菜。一剪刀下去，沙沙的声音就均匀地传来，头发就应声而断，原来理发是如此赏心悦目的一件事。金羽好像也很享受，一边安安静静地接受我的操作，一边拿着遥控，在电视上寻找着中意的节目。先是听到德克萨斯一个人冲进邮局枪杀了五个人，然后又是加州旧金山周围发生了一个四级的小地震。金羽感叹：“世界上怎么总有这样疯狂的人呢？！”我也感叹：“看来还是我们这里安全，没有地震，也没有枪杀。”这时，CNN的时装秀节目开始了，那是金羽最喜欢的节目，听她说道：“今年夏天流行红色？”我就扭头过去看，手下的剪刀却还在运动。突然听到她大吼一声：“你剪到哪里去了。”我急忙扭回头来，那一剪刀居然沿着三十度角飙到了她的耳际。金羽赶快凑到镜子那里，一看，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赶快赔不是。她哭道：“赔不是，顶屁用啊。我现在成了阴阳头，出不…了…门了。”我不知所措地搓着手，央求道：“我来为你修补一下，应该不要紧，无非是头发短一点。反正夏天马上就来了。正好。”她气愤地说：“得了，还修补！？再修补就成光头了。”我双手搓着，不知如何是好。她又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埋怨道：“我说我要到理发店去，你偏要说你来理。不就是为了节约两个臭钱吗？“我辩解道：“我也不是故意的。要不是你一叫好，我也不会扭头去看电视的。”她来了气：“嗨，真有这样不讲理的人，明明自己错了还怪人呢。”再一仔细看她的头，情节果然很严重，她看起来像是饱受了一场虐待。一想更后怕，要不是她及时喝住，那一剪刀可能不是到耳际，而是到头顶。
正焦急着，我突然眼前一亮，想起徐九虎跟我提过，他老婆以前在美发厅干过。我赶快拨通了徐九虎的电话，对他说：“喂，老兄，赶快把你老婆喊来救救急。”他急问：“什么事？”我说：“我把我老婆的头理坏了，让你老婆来帮忙修补修补吧。”徐九虎在那边嘲笑道：“我说，老弟，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你也太胆大点了嘛。”我赶快对他说：“得了，求你们快来吧。不然要出人命了。”
金羽这次真的生了气。对徐九虎夫妇千恩万谢，送走了他们之后，我对金羽说：“你别说，因祸得福呢。你现在这个头式非常非常精神。我很喜欢。女为悦己者容嘛。只要你老公喜欢了，其他人喜欢不喜欢都不重要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金羽一脸肃然，说道：“别油嘴滑舌了。你以为你好伟大，我就为你活着？！”我临出门到满月红的时候，向她告别：“走了啊，老婆。”她嘟囔着应了一声：“走你的！”
那天上班，老是想着理发这件事，我真的很愧疚，如果不是我截下她，不让她到理发店去，就没有这桩事故。再想得深一点，做丈夫的，不仅养不了老婆，反而还靠老婆。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样。吃饭的时候，正好遇到郑圆圆，她关切地问：“嘿，怎么了，脸色很阴呢。是不是被老婆欺负了。”我勉强提了提嘴角，答道：“她哪里敢欺负我，是我欺负她呢。”便把理发的事给她一五一十讲了。她安慰道：“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等会儿回去，她的气就消了。对了，今天发工资呢。你把工资交到她手里，再赔赔不是。”快要打烊的时候，桂花过来对我说：“我们卤了鸡翅膀，你带一盒回去吧。”
进了家门，见金羽正在桌子上写着什么，我凑过去看，她急忙双手盖住了。我打趣道：“给老情人写信诉苦？”她说：“对了，就是，怎样了。“我说：“好，好，不打搅你。我吃卤鸡翅膀了，刚出锅的呢。”说罢，就把那盒鸡翅膀打开，手捉了一只吃起来。一时，房间里就香气四溢。我问：“想不想吃啊，夫人。”她说：“你认错了，我就吃。”我就说：“好好，我错了，快来吃吧。”她就笑了，过来就要抢。我又把装钱的信封拿出来，交到她手里，得意地说：“这是我这两个星期的工资，一共一百九十二美元呢。”她终于朗声笑起来。墙壁上投射出她啃鸡翅膀的影子，忙碌而快活。短发的她，在光线的照射下，妩媚中多了几分活泼。
满月红另一个洗碗工转到纽约读书，辞职了。董太太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增加工时，做个全职工，不管干多干少，每月付我780美金。我一听就激动了，想一口就应承下来。但转念想了想，还是回去跟金羽商量一下，再作计议。就对董太太说：“谢谢你，不过让我好好想一想。”她说：“也好，不过最迟明天你必须回答我，不然，我就叫李黄浦去推荐另外的人啦。”晚上下了班，我就急匆匆赶回家，看到金羽，第一句话就是：“猜猜，什么好事来了。”她扬起头看着我，问：“路上拣到钱了？”我答：“也差不多了。嘿嘿。”她等了半天，没有听到我开口。就问：“得了，别卖关子了。说出来吧，别憋着。”我笑道：“董太太问我愿不愿意干全职工，一个月可以赚将近800美元呢。”我不由自主地就自己为自己涨了20美元，为的是加强说服力。她说：“难道你就想暗无天日地洗碗下去？我看你是利令智昏呢，何况那算什么利啊。我看你还是尽快把英语搞好，争取早点转到数学系去。那才是正经事呢。到了美国总不能在餐馆里呆下去吧。”她像训孙子一样训了我一通，我听了却觉得是醍醐灌顶。第二天，我以读书太忙为由就回绝了董太太。
回绝了这个工作机会，心里有一点惋惜，多的却是得意。觉得自己在美国其实还是可以活下去的，工作机会多的是，再不济，总可以在中餐馆安身立命。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其实有多少工作机会在向我招手呢？拿起报纸上的招工广告一看，一个一个分析下去，没有一个，我是可以满足条件的。会英文打字，会开车，有很好的英文交流能力。这些最基本的要求，我一看就发怵。“再不济，总可以在中餐馆安身立命”，应该是“最多就是在中餐馆混。”不过，我那时候的心境真的有几分自得。一个同学写信来，说他计划移民到波利维亚，问我在国外工作的机会多不多。我给他回了信，说这边的劳动力就是商品，可以自由流动的，我到美国没有半年，就已经换了好几份工作了。我居然把到中餐馆洗碗当成一份正经工作来向国内的同胞显摆，以后一回忆及此，就要羞愧得骂自己“蠢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