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城老武
按说四人帮倒台，改革开放，农民的日子该好了，但那只是个不切实际的推理，本人经历的那个最惨淡的春节就发生在1982年。1981年的秋天是个不寻常的季节，那时我在西安上大学，在暑假提早从陕南回到了西安。从8月份起，陕西、四川一带就接连不断地下雨， 即使我当时人在西安，也感到那里在天天下雨。后来，就有一连串的坏消息传来，先是宝成路完全中断，随后又是陕南重镇汉中遭水淹，后来各地的道路几呼全部中断了。到了8月下旬，学校该开学的时候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道路不通，各高校只好延期开学，许多同学只好绕道回到西安，比如我同宿舍的一位青海同学就从宁夏、内蒙绕到了北京，再从北京乘火车到了西安。据说那年连续不断的大雨已严重地危及到了四川的安全，中央政府为了挽救四川，决定以汉中为代价来换取四川的安全。部队已在嘉陵江上游埋好了炸药，只等一声令下炸掉隔开嘉陵江与汉江之间的大山，使嘉陵江改道入汉江。后来，雨越来越小，古老的汉中城也就保住了。
从家里的书信中得知，我家乡虽然没有直接遭水灾，但却间接地受到了损失，粮食颗粒无收。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寒假回家过春节才切实体会到。我在放假后兴冲冲地一回到家，就感觉到家里愁云密布，往年那种杀猪宰羊、备年货、迎新春的气氛完全没有了。不但没有年货，就连能糊口的东西也没多少。由于老天自7月底就开始下雨，而且一下就是两个月，种在地里的庄稼根本就没有光合作用的机会，所以到了秋收的时候竟然颗粒无收。农民们靠自己种的庄稼生活，又没有城镇居民那种旱涝保收的粮本子，更没有国家发的工资，生活完全成了问题。在政府眼里，这些老百姓好像没有受灾，一是没有人的房子被水冲垮，而是没有人被水淹死；不象住在江边的人房子被水冲毁了，是直接的受害者。但是，正是这些直接受害者却又是真正的借着自然灾害因祸得福着，政府出钱为他们修房，他们原本破旧的房子因而有机会得到彻底翻新；政府又给他们无偿提供了足够的粮食，灾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过新年。但那些广大需要帮助的受害群体却被社会和政府忽视了。 我回家前，家里按政府的指标购到了一些玉米，但就是这些也不够全家吃上几天。大年初一， 我家勉强地吃了一顿面条，初二起就开始吃玉米面。 这个年过得真是凄惨，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过的；纵使在万恶的旧社会，许多农家的生活也过得比这好，就是那不幸的杨白劳也能在年三十奢侈一下，为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提民国18年的荒灾，好像那是因为大旱而引起的； 而公元1981年的这场灾难却是因为水灾造成的。
我对政府的救济不公非常不满，早知如此还不如让山洪、泥石流把房子毁了算了，或者干脆有人死了好拿回一些救济金。初五过后，我就下山去另一个同学家，拉上他一起找县政府论理。我们当时没钱坐公共汽车，就徒步来到了县城。那几天还在过年，县里很多部门还没有上班，我们找县长，没有找到县长却找到了县长秘书。他是一个中青年人，当时正在用老式的手摇式电话给一个个部门打电话传达开会的通知，我们等了快一个小时他才打完电话。我说我要找县长谈话，他说县长不在，可以先跟他讲。我就一咕脑将老百姓没饭吃的状况给他讲了，并将救灾物资分配不公的抱怨反复地跟他讲了。当时的感觉是这个秘书态度不错，在我抱怨的时候很理解，没有和我们争辩，并说要向上反映，争取下次物资分配的时候多考虑这些因素。从县长办公室离开后，我的感觉好了些，毕竟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官僚们的态度不错。 我当时跟同学开玩笑说，若是话不投机，我有可能一怒之下将县长办公室的桌子给掀翻了。 后来不知这位同学怎么讲故事的，最后在低我们几届的中学校友中盛传我老武是如何如何掀翻县老爷的桌子，大闹县政府的。
农民们的钱不外乎是靠卖多余的粮食和副产品换来的。粮食自己吃还不够，那有什么来卖，那年回西安的路费也成了大问题。其实从汉中到西安的学生车票快车也不到10块钱，但这10块钱很难筹到。村里人人都受灾了，一个个的日子都不比我家好多少，所以也就没有指望从邻里借钱。 我姐姐在外面跑了一天，找亲戚借钱，跑了好几家，终于借来了15块钱。好在那时候上大学不需要交学费，住也不花钱，每月还能拿到17块钱的助学金，16块用于生活费后还有1块钱零用。要是放在现在什么都收费，那学肯定上不下去了。我后来听父亲说， 我走后村里分来了一批粮食指标，我家也得到了不少粮来度过困难的日子。这跟我找县政府有没有直接关系，不得而知。
回想82年的春节，可谓生活中难以忘怀的一个插曲，这主要是政府对灾民的不公造成的。不幸的是，这类事情经常重复上演。2008年，四川汶川、北川发生了8级地震，造成了极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紧邻地区也发生了6级以上的地震，那里的房子倒塌的数量虽不及上述二川地区，但建筑物也严重受损。政府将焦点放在汶川、北川虽然无可厚非， 但其他间接受灾地区的老百姓也同样需要关怀，需要救助。事实上，这些人恰恰又是被社会和政府遗忘的人群，实在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