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话语:回到严肃和朴素
时代周报:你提到文艺复兴之后的这种类似的语言现象,能否从西方的这种话语变迁,来给我们作一个预想,它大概会沿着什么方向演化?
李公明:关于语言,我首先关心的是一种对公共问题进行价值评判与传播的语言,这种与公共政治密切相关的语言的发展的确应该受到极大的关注。在这样的一个维度上,我个人的预测是,由于在公民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更根本的制度性问题摆在公民的面前;而且在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更多的宪政的问题、民主的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不断地浮出生活的水面并要求得到阐释,因此我个人觉得公共问题的语言表述方式,还是会越来越回到一个严肃的、朴素的话语轨道上来进行。因为在当下的语言空间下,是被迫地出现了这样一种狂欢和调侃,作为表达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建构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假定主导的力量是不断地向上的,不断地朝向民主,也就意味着人们真实的自由探讨的空间不是进一步地被压缩,而是必然会进一步地扩大。
时代周报:实际上像韩寒这样的流行语言的狂欢,其基线是解构,而后面你说到的未来的话语则是一种建构?
李公明:对,因为像他这种话语方式是一种解脱,让人们获得一种思想的撞击和审美的宣泄。而正面地去建构一种公民社会则需要有另外一种话语方式,这是肯定无疑的。在1949年一个新的政权产生之后,很快在语言上就产生了巨大的、断裂性的变化。当年,《人民日报》很快展开了关于正确使用汉语的讨论运动,就导致了1949年前后的公共政治语言上的断裂性的变化,同时也导致人们的生活语言的重大变化,出现了新的概念和表述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权和社会在建构过程中,其语言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表述方式。刚刚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的建构能不能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也获得某种启示呢?也有可能会,但是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我们不能再期待用过去所谓的“毛语体”“新华体”来表述我们未来所要建构的公民社会,因为那种语言的表述方式,给人一种过于“庄重”、“严肃”的感觉,而且它的所有概念和诉求仅是给人以信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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