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四清运动（六）
到改选生产队干部时，又遇到点麻烦。本想把谢副队长扶正，这也是队里多数社员的意见，可他不同意。他只有一个独子，最近又生了孙子。他儿子是共青团员，也是团里的活跃分子。我以团组织的名义找他儿子谈了一次话，让他回家做通他父亲的工作。
谢伯良顺利当选队长后，把田里的农活抓的很紧。望着一片片金黄的稻田丰收在望，我悬着的心也归了位。“四清”后在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中又建立了一个新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公社设委员会，是常设机构。大队设小组，每个生产队有一名委员。与其说这是一个监督机构，不如说它更具象征意义---象征贫下中农在农村又重新掌了权。
团组织是党的助手，它的任务就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在青年中开展工作。我和大队团支部一起，动员青年们做好父母的工作，积极投身“四清”运动。他们还排练了不少节目，搞了几场宣传演出。那时，村里不通电，除县上一个多月有一次电影下乡外，基本上没有文化活动。青年们在大队部演出时，来看演出的男女老少挤满了一院子，多数是本大队得，也有外村的。当汽灯点亮，他们演出自编自排的节目时，社员们看得聚精会神。对他们每一个精彩的节目，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一个女青年叫郑月秋的，嗓音柔美，她得独唱最受乡亲们欢迎。她唱的歌都是自己从广播里自学的，音色纯正园润。在公社组织的一次汇演中，她的独唱也是掌声最热烈的。可惜她生长在农村，没有人来发现，也就没有机会进入音乐学院深造。贫困和落后埋没了多少像她这样的人才呀！
黄家楼村里没有小学，孩子们上学要跑上七、八里地去设在另一个村的中心小学。那时也不实行计划生育，家里的孩子都比较多。孩子越多的家庭生活就越困难。夫妇俩都要下地争工分养家，孩子没人看。于是，家里困难的就让大的看二的，二的看小三，小三再看小四，一些到了入学年龄的孩子，没能及时入学，就这样被耽误了。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我向李队长建议，在村里建小学和幼儿园，得到他和所有工作队员的支持。我们每人捐出五元钱作开办费。别小看这区区三十元，对当时的我们，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我和葛义蓉是学生，没有收入，全靠家里供给，葛义蓉家庭困难，她还要国家每月补助六元钱作伙食费。陈姐是抽调来帮助工作，不挣工资，只有每月十元的伙食补贴。李部长和张会计的收入也不高，还要养家糊口。王参谋是军官，在当时是“高收入”了，可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全掏啊！
大队也很支持，腾出了两间办公室作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室。屋里的地面原是砖地，年久了，很多砖碎了，地面已坑洼不平。队里找人拉来土填平夯实，又买来新砖铺上。窗户上本来玻璃就不多，还都碎了，糊的旧报纸，弄得屋里黑漆漆的。我们又换上了新的。没有桌凳，大队从社员中找到一个木匠，他利用堆在仓库角落的废桌椅作材料（那是58年大跃进时大队办食堂的旧饭桌），经过他的巧手锯、刨、凿、拼，竟然做成了十五套小课桌、凳，涂上清漆。阳光透过新玻璃，照在崭新的桌凳上，我们六个人的心里真像开了花一样。
尽管我们热情高涨，认为是在为贫下中农办了一件好事，开始时家长们并不热情。我们又到呆在家里没去上学的孩子家里，给他们的父母做工作。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教科书是我们买的，他们的写字本，算草本也是我们发的。为省点钱，我们没买现成的作业本，而是从供销社买来大张的白纸，陈姐和葛义蓉裁成作业本大小，装订成本才发给他们。
几天后，学校终于开学了。
开学那天，我们工作队的六名队员都到教室祝贺，李队长和我都讲了热情洋溢的话。看着孩子们那渴望知识，渴望学习的目光，我们的眼圈都湿润了。
小学只一个年级，有学生十三个，年龄从七岁到九岁。幼儿班有十个小孩，多数是两到四岁，有一多半是随上小学的哥哥姐姐来的。两个老师是队上初中毕业的女青年。我开始还担心，这些平时野惯了的孩子们要给她们捣乱。没想到，这些顽皮的孩子一进教室，读上书，是那么听话懂事。
我们的办学经验受到社教工作团的肯定并在全公社推广。为支持我们办学，公社还决定给学校解决部分办学经费。这样，由公社出一点，生产队拿一点，上学的家长自己掏一点，两个代课教师的补助就解决了。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们都已年过半百，不知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