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悲剧：农民起义的挽歌（四）

四、农民起义若干问题探讨

（一）、农民起义爆发的条件

1 、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是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没有哪一次农民起义不是因为政治黑暗和官吏贪暴引发的，政治清明的国家和政府永远也不可能爆发农民起义。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本份也最没有激情的一个群体，不会因为人权、主权等涉及人姓尊严的问题向执政府讨还公道，只有他们的最基本权利 —— 生命权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闭上眼睛往深渊中一跳，挺而走险反抗政府。当国家政权的核心是为极少数当权人物的特权服务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成为被奴役压榨的对象。为了供给权贵人物无止境的挥霍浪费，满足他们的贪欲，各级政府只有增加税收，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农民就会不胜负荷。税收和摊派增加到一定程度，农民的主要生计 —— 耕田种地就会成为不能赢利甚至亏本的营生，农民的耕种积极性就会大受伤害，田地会因此大片荒芜，农民的税负能力会大大降低。当苛捐杂税超过农民的支付能力时，农民就会被动抗税，官府自然不能容忍这一现象滋长，会针锋相对地动用合法暴力征税。在暴力威胁下仍然交不起税的农民除了反抗或逃亡外没有别的出路，当反抗逃亡的农民达到一定数量时，农民起义就不可避免。陈胜、黄巢、李自成等农民领袖都是因为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揭杆而起的，李自成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如果当初姓艾的乡绅不把他拷在太阳下暴晒，如果事后官府不出兵讨伐他们，李自成也许永远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传奇式的农民英雄。

2 、政府管理机器出现薄弱环节是爆发农民起义的必要条件。

如果仅仅是农民不堪重负，而政府管理机器仍运转正常，国家统治力量依旧强大有力，饥饿不满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起义一途。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不是发生在暴君统治的时代，而是发生在昏君统治的时代。暴君虽然鱼肉百姓，残害生灵，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满，但暴君多半是强有力的人物，手中掌握有强大的统治机器，农民虽然痛苦不堪但不敢聚众举义，即使起义也很快被扑灭。如秦始皇嬴政是有名的暴君，对农民横征暴敛，人民自感生不如死，但因嬴政英明勤奋，拥有强大的军队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农民宁愿选择自杀或劳累而死也不选择造反。只有昏君嬴胡亥即位后，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官吏被逐出了政府，朝野上下全是阿谀奉迎的庸碌之辈，政府管理机器运转不灵，出现了许多薄弱环节，对人民的统治力量大为消弱，陈胜等人才会在大泽乡行饶幸之事。如果当时嬴政仍然在位，我敢说陈胜、吴广宁愿去渔阳领受军法处置也不会起造反之心。

3 、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是农民起义的催化剂。

很多农民起义的发生都有自然灾害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其中起推动作用。在政治腐败，官吏贪暴的黑暗年代里，如果再发生大面积的水、旱、蝗灾，那些只知贪污弄权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烂污官吏不能担当赈济灾民的重任，大规模的饥馑就会在灾区迅速蔓延。当饥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如果不想活活饿死就只有犯上作乱，用暴力向官府和富户夺取食物。这时若碰上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分散的农民暴力就会集中起来，汇合成威胁政府统治地位的暴力集团，形成冲击政府统治秩序的农民大起义。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都是在旱灾的中心地带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则是黄河水患奉献给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志士的圣战礼品。

4 、社会上出现大批流民是酝酿农民起义的最好温床。

中国农民都是安土重迁的，家乡观念特浓，除了不得已的原因是不会背井离乡的。农民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再英明的组织者也很难鼓动他们抛妻别子从事殊连九族的谋反壮举。事实上不少农民在生活不下去时宁可在家乡附近用一根绳子上吊，也没有拿起武器向官府讨活路的胆识。因此当农民都被土地和家庭绊住时，农民起义是不容易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没多少人响应。只有社会上出现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时，农民领袖才会大有作为，武装群众也会得到无尽的兵源。下述三种情况容易在社会上造就大批流民：一是大面积自然灾害，人民为了生存而远离家乡土地逃荒乞讨，如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二是政府法律严苛，犯罪的人太多，罪犯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而逃亡，如陈胜、吴广起义；三是社会经济结构转轨，有很多职业被淘汰，靠这些职业为生的人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妥善安置，就会失业成为流民，如洪秀全起义。

5 、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农民起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算上面的四个条件都具备，但没有杰出的组织都和领导者从事策划、组织和领导工作，农民起义也只会停留在盲目分散的状态，成不了大的气候，对执政府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对历史起不到大的影响作用。就算上述的四个条件不完全具备，但农民领袖的策划组织工作做得很出色，也能策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东汉末年既没有大面积天灾也没有大批量的流民，但张角仍成功地策动了黄巾大起义；咸丰王朝的政治和吏治并没有黑暗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可洪秀全仍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长达十多年的农民政权，把大半个中国闹得天翻天覆地。

（二）、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除了朱元璋取得成功外，其他的农民起义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农民不能主宰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有四：

1 、领导集团的忘本变质和高度腐化

这一部分不需要作过多的理论阐述，黄巢在西安，李自成在北京，洪秀全在南京的表现就是最好的样版。农民领袖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既然作出了不好的表率，就不愁其它的农民将领不群起效尤，更不愁农民士兵不在自家的庭院内打家劫舍，破坏新生的农民政权。农民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最大的弱点是没有远见缺乏自制力，他们能够忍受起义早期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可一旦处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机一消除，就眼睛发昏看不到未来，更看不到隐藏的危机。他们急不可耐地想放纵一下自己的肉体，那些长年被压抑的天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各种欲望急剧膨胀，以至忘了自己是谁。在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和国色天香面前，他们几乎在一霎时便把当初举事的初衷忘得一干二净，沉醉于自己曾经痛恨的堕落生活。假使黄巢在当了皇帝后不被宫娥彩女包围，不委派宦官当监军逼反大将朱温；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不抢走陈圆圆，招惹吴三桂冲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后仍勤于国政，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也许都要重写。

2 、农民领袖御人乏术，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和内耗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农民政权基于农民与生俱来的弱点，都不能渡过两方面的危机。最致命的是农民领袖大都缺乏御人的胆略和胸怀，不能确立自己在领导集团中不可动摇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励和鞭策部下始终如一地向终极目标不懈地努力；要么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堕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刘宗敏强抢陈圆圆，大顺帝国的二十一条军规对顺兵团不起约束作用；要么不能团结部属目标一致，如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结果被蒙古军队各个击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达开带兵出走；要么不能预防部将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如太平天国的东、北、翼诸王相互攻杀时，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一筹莫展；要么不能警醒部将野心膨胀，对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国的农民领袖徐寿辉就死在农民宰相陈友谅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点在东王杨秀清的逼迫下让位；要么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军阀在形势不利时叛变投敌，如黄巢不能防止朱温投降李唐王朝。所有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都是因为农民领袖不能严于律己，没有容人之量，缺乏领导艺术，使自己在下属面前威信扫地，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才发生的。

3 、没有全局观念，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

农民领袖在举事之初，往往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报复仇杀和掠夺财富等低层次的斗争水准上，而没有长远的打算。因此农民领袖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他们每攻克一个地方，主要的任务是杀富劫财，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权为己服务，不在征服地征收税赋以供军需，而是靠掠夺来解决后勤供应。掠夺是暂时的，且能招致坚强的抵抗；征税则是长期的，只要税负合理，抵抗情绪很轻甚至没有。所以农民起义除了破坏执政府的统治秩序外，自身并不能替代被摧毁的旧政府，不能象旧政府那样长期享用政权果实。极少数农民领袖如黄巢、李自成之辈在读书人的辅佐下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他们立足点不高，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当时的政治形势。黄巢、李自成当了皇帝后，事实上只控制了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可他们都自认为控制了全中国，俨然大一统国家的君主，闭眼不看四周环伺的强敌，不乘胜把这些强敌消灭，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缔造自己的万世基业，过早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结果给对手以喘息之机，使他们重整旗鼓向新生政权反攻，把起义的农民赶进坟墓。农民军的缺乏全局观念，韩宋帝国中路北伐军的出征路线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证，这支农民武装在攻克蒙古帝国的上都开平后，不乘胜南下攻击距离才二百五十公里的帝国首都北平，反而把进攻矛头指向和总体战略目标没任何关联的遥远的高丽王国，使蒙古帝国躲过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果当时中路军兵锋南指，和东路北伐军南北夹击大都，蒙古帝国极有可能立即崩溃，韩宋帝国就会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4 、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不注重收服人心，不能延揽敌方人才为己所用，不明智地和读书人结怨，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全社会的力量为新政权服务

黄巢在占领长安后，对唐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屠杀，把徘徊观望随时准备投降的唐政府残余势力推上拚死抵抗这一条路，实在是一个大的失策。李自成在北京也没有汲取前车之鉴，对归顺过来的明政府官员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追赃派晌，任意掠夺他们的财富，凌辱他们的妻女，硬是把吴三桂这支生力军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为大顺政权培植了一个强劲的克星。兴许是出于无知和嫉妒两方面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农民政权都仇视读书人，对他们无情地砍杀和侮辱。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专门做官的阶层，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弱点，但那些没有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多少机会作恶的缘故，良心和理性并未完全泯灭，身上有不少美好的东西。因为谨慎胆小的缘故，知识分子不能为打江山冲锋陷阵，但他们的头脑比农民清醒得多，眼光也比农民远大，正可迩补农民身上的不足，是建设和巩固新政权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农民政权应该把这些人吸收进来为新政权效力，基于吃不上葡萄便说葡萄酸的心理和读书人结怨实在是农民领袖极大的不智，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自己。至于农民领袖不能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政权服务，可以从太平天国对西洋人的态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西洋那些基督教国家自然十分兴奋，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把太平军当成自己人。一八五三年，法国大使朵博尔隆到南京晋见洪秀全，意图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对抗清政府。这个主动送上门来的橄榄枝对太平天国自然不是一件坏事，可天国的所有领导人物大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对国际局势跟清政府的那些酒肉官员一样地茫然无知，硬生生地把这件好事看成是一件天大的坏事。他们不知道利用外国的援助，而清政府和湘军中的若干将领却觉悟至跟外国人结合的有利影响，于是本来可以帮助太平政府的西洋力量倒转过来帮助清政府，使本来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最后站在胜利的一方。
 
（三）、农民起义的历史后果

1 、动摇执政府的统治基础，冲垮执政府的统治秩序。
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但造成的历史影响是翻天覆地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执政府的统治基础，消弱了执政府的统治力量，冲垮了执政府的统治秩序，为改朝换代充当急先锋。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倏兴倏灭，但引起全国各地连锁性的民变，最终汇合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把强大的秦王朝淹没在冲天的火光之中。黄巾大起义使朝纲紊乱的东汉王朝进一步衰弱，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力量，是军阀割据和国家大分裂的始作甬者。红巾军大起义把蒙古统治者赶出了中国本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奴隶政权。太平天国起义则使满人掌握的军权滑落到汉人手中，结束了满洲贵族独霸政权的时代。黄巢和李自成是最成功的农民领袖，离最后的胜利只有一步之遥，虽然没有成为一统天下的中国皇帝，但唐帝国和明帝国也在他们后中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几乎是紧跟着二人的步伐走向覆亡的墓门。

2 、使激进性的暴力革命替代渐进式的理性社会变革而成为解决民族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导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

西方的民族国家通常情况下都是亡于外族的侵略，极少因民族内部的革命而崩溃。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当内部矛盾发展到威胁帝国的立国基础时，执政府往往主动采取温和理性的社会变革来调和阶级矛盾，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益的享有者和代价的付出者，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陈述各自的理由和不满，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手段来重新划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调各方的关系，使将要激化起来的内部矛盾缓和下来，政府重新趋于稳定。中国则不同，政府不积极采取措施来调和社会矛盾，使内部矛盾一步步走向激化直至不可调和，最后只有求助于用内部的鲜血染红的暴力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农民起义是暴力革命最主要最经常的表现形式，引发农民起义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冥顽不灵的执政府，但农民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农民与西方国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忍受限度之内出奇地忍辱负重，从不向迫害他们的暴虐政府争取权益或讨还公道，使执政府感受不到变革的必要；当迫害超越他们的承受限度时，他们也不求助于请愿和游行等推动政府变革的理性举措，而是拿起武器走极端，用暴力反抗政府，这时执政府除了用暴力还击外没有其他办法，因此中国才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频繁的农民起义必然威胁民族的内聚力，使民族内部各成员之间的防范和敌意多于信任和依赖，在民族大家庭里面没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因而对民族的依存感大大降低，民族自豪感和对民族的责任心也会因此大打折扣。中国人在满洲人的奴隶统治下能够安之若素二百七十年之久，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受到伤害的一个有力佐证。

3 、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使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步划放慢。

农民起义在前期大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农民领袖也没有长远的打算，只知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和掠夺财富，不知道珍惜社会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农民起义最显著的负面影响是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使国家生产凋弊，山河破碎和人口减少，导致社会发展停滞或倒退。农民兵团每攻克一个地方，都免不了要对当地上流社会人士（官吏、富人、读书人）来一次大屠杀和大清洗，并把他们的财富抢劫一空。至于纵恿兵士抢劫普通平民、纵火焚烧民居和随意践踏庄稼，更是农民将领的拿手好戏。农民兵团的兵锋所向，必然引起当地居民大逃亡，使生产延误田地荒芜。由于大土地所有者杀的杀、逃的逃，不能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他们拥有的大片土地就不能生产粮食，社会经济就会衰退甚至崩溃。上流社会里确然有不少只知贪污弄权的官僚政客和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但也有少数天良未灭智能超人的杰才俊士，如李自成起义中的李信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和国家的希望，把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掉实在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其危害不仅仅限于当世甚至要延续几世。如果李信不提前投身义军，李自成兵团打进他的家乡时，尽管他挽救过不少贫苦农民的生命，他仍有可能成为不辫是非黑白的农民军的刀下之鬼。下面把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后果简要列举一下：
陈胜、吴广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大混战，杀戮的惨重只须看一下曲逆这座城市的户口数就可想象。曲逆在秦王朝时的户口数是三万，到了纪元前二００年（西汉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只剩下五千户，人口减少了六分之五。曲逆还是当时的中国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刘帮反攻匈奴失败，从白登逃到曲逆时，赞扬曲逆城市的伟大说： “ 雄壮啊！我到过很多地方，只有洛阳和这里最为繁华。 ” 其它城市的破坏程度就不用赘述了。曲逆距主战场中原有一千公里之遥，尚且如此，主战场中原的悲惨程度可以想见。刘帮即位当皇帝的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破坏的惨重也不是今天的中国人能够想见的。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和二十年王朝更替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远不是二十年能够恢复的。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它引发的军阀混战，使盎盎大国的中国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一看这个数字就不用多说了。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只持续了十八年，比起从前 “ 二十年 ”“ 三十年 ” 改朝换代混战，十八年是最短的痛苦，然而这最短的痛苦却使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全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我们不能想象其间有多少人间惨剧。
黄巢大起义历时十一年，杀戮的凶暴古今皆知，今天的民间仍有 “ 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 ” 的村语。黄巢攻陷广州后，把西洋侨民屠杀一空，一次就屠杀了十二万人，情形惨不忍睹。进入长安后，来不有逃走或对黄巢兵团仍存幻想的上流社会人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诗人文士无一幸免。黄巢兵团所经之处，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一向称为中国心脏的中原地区几乎成为沙漠。一直是文化政治名城，繁华盖世，以牡丹花和美女闻名的洛阳只剩下三五户贫苦人家，举目所及，昼不见炊烟，夜不见灯火。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中国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可以想见太平军的杀戮是何等的残酷。
这些减少的人口，一部分是战死或被屠杀；一部分是因战乱造成的饥馑、瘟疫而饿死、病死。农民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型混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每个朝代早期都要花费巨大精力修复上次农民起义造成的伤口，然后是经济发展，然后是官吏贪暴并引发下一次农民起义，把帝国的一切都砸个浠巴烂，然后进入下一个修复 —— 发展 —— 破坏的循环。这种循环性浩劫的后果是：中国人的建设成果永远得不到积累，后代人不能利用前代人的建设成果，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更新，中华文明不能沿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前进，中华民族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就象一位西方哲人说的那样：亚细亚文明（中华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又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胜利者又在废墟上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只是被催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当中华文明在循环性的浩劫中停滞不前时，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却在大踏步地前进，结果中国落伍了，由无与伦比的天朝大国变为二流末国，在近代则倒退为最不文明国家。
农民起义在总体上来说是中国的历史悲剧，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民族的内斗，不值得歌颂甚至美化，更不值得提倡和发扬。但这种历史悲剧不能全归咎于农民起义，因为农民起义是政府腐败和官吏贪暴逼出来的，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本份的弱势群体，不到逼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反抗政府发动起义的。要使农民起义的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首先得对中国的传统政治和吏治作痛心革面的改革，建立真正的清明政治和廉洁政府，从根子上铲除官逼民反的土壤。其次是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在农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勇于用理性的方式向执政府争取权利和讨还公道，敦促执政府作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改革，而不要一味地隐忍退让，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再走暴力走极端。再次是一旦发生了农民起义这样的历史悲剧，国民不要对其抱丝毫幻想，通过非理性暴力建立的政权比被推翻的旧政权高明不了多少，甚至连旧政权都不如。农民起义不能解决民族内部矛盾，反而会激化内部矛盾，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
我祈求农民起义在中国永远成为历史，祈求类似的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