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寒春同志于2010年6月8日凌晨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逝世，享年89岁。
寒春，女，英文名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生于美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
寒春和阳早
1948年3月来到中国。1949年，寒春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Erwin (sid) Engst）在延安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婚。1949年后生活在中国。他们从事奶牛养殖工作。值得指出的是，寒春并没有参与中国的核武器制造。阳早在2003年逝世后，她住在北京的小王庄农场。现在是北京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美国专家。2004年8月15日中国实施《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以来，她是北京地区第一个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也是在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她的三个儿女回到了美国。
她的丈夫阳早、哥哥韩丁（William Hinton）均为资深中国外国专家。他们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国际友人”。
一家人
魏巍：阳春白雪的故事——赞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阳早和寒春
中国人民的挚友、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人阳早同志，于2003年12月25日去世了，我是很晚才听到这个消息的。 几年以前，我曾怀着敬慕之心，在京北沙河镇的小王庄拜访了他和她的妻子寒春。并且参观了他们工作的奶牛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怪不得他们自称为“乡下人”，“土包子”，他们那身打扮，除了鼻子大些以外和中国的农民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住在几间普通的平房里，屋子里放着一张非常显眼的桌子，是用砖头架起来的。一套旧沙发不知道多少年了。房间里还有一个经常动用的工具箱和这对夫妇经常要下牛圈穿的胶鞋。完全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住的屋子。屋子外边是几棵高大的白杨。当我站在萧萧的白杨树下与这对老人告别时，不禁想到，现在不少人梦寐以求地想往美国跑，而这两位美国的大专家却宁愿在中国偏僻的乡间为中国人民工作，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去年春，听说阳早因病住院了，我曾和朋友到协和医院看望他。正巧寒春也去了那里。那天阳早虽然躺在病床上，但精神却很好。我们围着床边闲聊起来，谈的自然是布什悍然用重兵侵略伊拉克的事件。大家冷嘲热讽地称布什是当年的希特勒。寒春则说：“这个布什坏的不能再坏了”。那天大家谈得很高兴。一位年轻朋友还与阳早约定，要在他出院后一块儿“喝两盅”。哪里想到阳早竟在年底就谢世了。
今年二月十四日，我和妻子带了女儿、女婿及外孙一家到沙河小王庄去看望寒春。一是向阳早致悼念之意，二来也是让后代从中受点教育。那天，我把事先写好的条幅：“向中国人民的朋友，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阳早、寒春同志致敬” 献给寒春，寒春一个字一个字念过，面含笑意地收下了。然后她就让我坐在阳早平素坐的那个单人沙发上谈起来。我首先问起如何处理阳早的后事，寒春答道： “儿女的意思是进行树葬，就是说买一棵树，把他的骨灰埋在下面。但是要埋在他能够看见那些奶牛的地方。” 我“噢 “了一声，心弦颤动了一下，不禁想道：这位著名的外国专家，既没有提出把骨灰送归故乡，也没有提出按正常的礼遇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而是按照儿女的意愿埋在一个能看到牛的地方。难道是出于他天性爱牛吗？显然不是。许多人都知道，他是在年轻时卖了自己奶牛，飘洋过海，怀着满腔热情到中国来的。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养牛，要跑到万里之外一个最寒苦的地方——中国的延安来养牛呢？这就是阳早的故事。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一段历史传奇。 那天，我们夫妻俩还有几个在座的年轻人，就同寒春谈起阳早的故事和她的故事。 寒春是从他的哥哥韩丁说起的。韩丁又同阳早是好朋友，他们都是美国的进步青年。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着中国》，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新视野，使他们倾心于神话般的中国革命。韩丁于1945年首先来到中国，会见了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为毛泽东的魅力深深吸引，他回国后又广为传布。阳早就是在这个影响下决定来中国的。当时27岁的阳早已经在康乃尔大学农牧专业学习过，正在从事饲养奶牛的工作，便毅然决然地卖了自己的奶牛，动身来到中国，又辗转到了延安。一到延安他立刻感到来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新世界，这里浓郁的革命气息、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延安特有的作风，很快把他吸引住了。尤其是延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诚的友爱互助，批评自我批评，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的真正民主平等关系，使他钦佩不已。他于是决心在这里干下去。但是不久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战争的考验来到了。这时在奶牛场工作的阳早，积极参与了几十头奶牛的转移工作。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牛和人不同，不管敌机如何跟踪轰炸，它总是从容不迫地走着。有一次面临着一条冰河，奶牛就是不肯过去。把人们几乎急疯了。阳早只好先把奶牛赶进冰河，然后自己也穿着棉衣跳进冰水里，带着奶牛游过河去。不用说，他的衣服全湿透了，而且冻在身上。同志们只好把他抬到农家，换下全部湿衣服才渐渐恢复起来。“我到延安之前，阳早已经经过了战争的考验。”寒春笑着说，“这次保卫延安之战，毛泽东以两万多人，打败了胡宗南十倍以上的兵力，使阳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毫无疑问的。于是他下定决心，留在中国，不走了，要同中国人民一起革命到底。……我是比阳早晚两年，于1949年才到达延安的。” 于是寒春开始讲起她自己的故事。 “有的记者说，我是追随未婚夫阳早来到延安的，这不对。”寒春认真地说，“我和阳早已经有了很好的感情，这不错；但是他不是我的未婚夫。假如他不是在延安而是在一个别的国家，我是不会奔他去的。“ “那么，你是为什么到延安去的呢？“一个年轻人插嘴问。 “可以说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寒春笑着说。 寒春说她和阳早不同，她是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母亲是个教育家，担任着一个有名中学的校长。从小就注意培养锻炼她爬山、滑雪、骑马，动手盖小房子、制作陶器，养成她坚强的性格。
她对科学最感兴趣，在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专攻物理并获得硕士学位。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美国政府集中力量研究原子弹，作为年轻的女物理学家，寒春参加了在新墨西哥州进行的第一颗原子弹试制。 1945年7月，原子弹在美国西部墨西哥州的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区试爆成功。爆炸时的那种地动山摇的感觉，自然使这个年轻的女物理学家感到惊骇。不久，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炸死了几十万和平的人民，包括无数的妇女和儿童。当寒春在一个小房间里从一部高级秘密录像中看到那可怕蘑菇云上升的时候，听到身后的一个科学家轻声说：“那都是日本人民的血肉啊！”这两声巨响不是把寒春震骇了，而是把她震醒了。原来自己醉心的“纯科学”，竟制造出这么个怪物和魔鬼！她不能再干下去了，她的天真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这时，那个东方正在创造的新世界又重新回到她的心中。又在强烈地吸引着她，向她招手。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自己那个纯科学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幻想，作为一个核物理学家要么出卖自己的灵魂，要么退出核能研究中心，除此别无出路。所谓自由社会其实并不自由，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她终于作出了决定：到远方去，到她的朋友已经先行一步的地方去，那个毛泽东正以“小米加步枪”战胜强敌，正在创造神话的地方去。
这就是寒春的故事。
1949 年阳春三月，阳早与寒春在延安久别重逢。四月在边区政府礼堂举行了气氛热烈的婚礼。中共著名元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到场祝贺。鞭炮齐鸣，唢呐高奏，好不热闹。林伯渠的喜幛“爱情与真理的结合”格外引人注目。自此以后，这两位喜结同心的美国伉俪，就共同为中国革命的事业奋斗了。他们先是被派到荒凉偏僻的三边地区建立牧场，后来又到渭河之滨的草滩农场饲养奶牛。使西安第一代新中国儿童喝上了他们的鲜牛奶。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此后又调到北京郊区红星公社的奶牛场工作了几年，最后就在沙河镇小王庄的农机试验站奶牛场安营扎寨。在此期间，寒春设计安装的管道式挤奶设备、直冷式奶罐，在中国率先实现了奶牛饲养机械化。为了培育牛的优良品种，阳早还用自己家的钱买回美国、荷兰优质的奶牛精液和胚胎，进行了移植，使小王庄以优质、纯净、高产、低耗的奶牛闻名全国。 2003年，每头牛的牛奶产量达到9088公斤，居全国之首。享有盛誉的“卡夫”酸奶，就是用小王庄的鲜奶制成的。奶牛场的负责人陈继承说：“没有这对老革命，牛场不会有今天。” 这就是阳早和寒春五十多年来的风雨历程。 在他们的身上，我还看到了另一种十分光彩的东西，就是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当年延安的作风。在这点上，我可以坦率地说，比我们许多老干部还做得好，这是十分难得十分可贵的。在延安时期，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固不必说。实行工资制以后，上级把他们作为专家对待，提高了工资，他们却坚决不干，经过反复要求，又把工资降下来。他们说，“多数工人干部都是几十块钱，我们这一百多块已经很不错了。”在红星公社时期，他们本已受聘为农机部顾问，担任畜禽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和农机部都为他们找了房子，请了几次都被他们拒绝。他们说：“出出进进看得见工人、农民，听得见机器响，住在这里心里才踏实。”他们吃的是地道的中国饭菜，无非是烙饼、面条、饺子、玉米粥和米饭炒菜之类。而且给保姆规定，不能不吃粗粮。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终身不脱离劳动，不象有些专家只动嘴不动手，他们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总是骑上自行车上班，在车间和牛棚里和工人一起干活。夏季天气热，阳早就脱个光膀子和工人滚在一起。工人们跟他开玩笑说：“人们都说工人身上有多少土，你们身上有多少土，这不对，老阳的身上，应该比我们多些，因为你的汗毛长，自然比我们沾土多了。”阳早、寒春上下班，自行车上总挂着一个旧挎包，看到哪里有能用的旧零件，甚至是一个螺丝帽、一个钉子也要捡起来。他们嘴上经常挂着一句话：“不要忘了我们还不富裕，要用延安精神搞四化！”他们还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占第一位的还是农业和农民问题，农业和农民问题解决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有了希望。” 据寒春说，近年来不少人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中美建交了，美国生活水平那样高，为什么你们不回美国？”阳早是这样回答的：“我在美国长大，深深了解美国，资本主义是癌，我们是怕癌才来找社会主义的。人和动物不同，想吃好，要舒服，这是动物的本能。人是要有理想的，崇高的理想是任何金钱都换不来的。中国现在还比较穷，同中国人民一起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呀！” 1979年，北京派出一个“北京市奶牛机械化代表团”出访美国，阳早、寒春是这个代表团的顾问。自然，他们在美国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这些老朋友出于好心也提出：“寒春，你为什么放着核子物理研究，放着博士的学位不争取，而到中国去，你不觉得惋惜吗？”寒春幽默地说：“核子物理，这是自然科学的尖端；人民革命，中国是榜样。我从自然科学的尖端跨到社会科学的尖端，有什么不好呢？”
听了阳早和寒春的这些经历，使我不禁想起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中的几句话：“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看阳早、寒春正是拥有这种精神的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同志在上述文章里又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阳早和寒春也正是这样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他们都有着阳春白雪一样的高尚的灵魂！ 在我们告别寒春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仍旧不停地想起一些人和事，也想起许多像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优秀人物，我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美国人民真正的代表。我同时也想起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来帮助过我们的外国朋友，他们无疑都是各国人民优秀的代表，尽管他们在各自国家里是少数，但他们却代表着人类的良心，代表着世界发展的前进方向。他们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同时我也相信，不管世界反动势力多么强大，多么凶恶，多么疯狂，人类的这种良知是不会泯灭的，世界还是要前进的！
2004年3月9日
寒春致费米的信
您1948年12月24日的信方才收到。今天是6月3日。走了5个月时间！自您写这封信以后，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看来全中国很快就要解放了，（顺便说一说，解放一词此间到处都在用。我在《时代》杂志里见过它。记得我哥哥用它时您表示不喜欢。）人人都情绪激昂，您很容易想象得到的。我们刚收到一份报纸，里面的通栏大标题是“上海解放”。报上说今年头三个月里，30万国军站到人民解放军这一边，许多国军被歼灭了（报上用的就足“歼灭”一词）。许多国军士兵加入解放军后继续参战，这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夺取了96座城市，56艘军舰志愿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您的信使我忧心。您说有人告诉您，“中共是莫斯科的工具，他们很快将使中国沦为傀儡，扶植一个受外国人操纵的最令人厌恶的独裁政权；还有人说中共是仁慈的土改派，其唯一目的是使中国人从目前的悲惨境遇中解放出来。”您认为真理大概位于这两者之间。无论您是否喜欢中国发生的事情，这儿的人都无所谓。人们至少应该理解这儿的事情。如果相信美国报界的观点，我认为他们就会继续不断地对此间的事态发展感到吃惊。
以为这儿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土改，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土改当然是其中一部分，但绝不是它的终极目的。如今大城市已被解放，工作的重点已经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工人正在成为领导阶级，领导国家和农民。中国共产党人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而不仅仅是改良者。然而，如果认为他们身为共产党就必然是俄国的傀儡，那也是错误的观点。他们与俄国人平等相处。当然他们喜欢俄国人，与俄国的外交关系不错。但是从国际关系上来说，俄国与中国革命毫无关系。这场革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我总是写信给您说这一套，我自己也觉得滑稽，因为我知道，您认为我忘乎所以，看事情不无偏颇。然而，我还是要直抒胸臆，让事态的发展来检验其是否正确。共产党单枪匹马是不可能“闹”这场革命的。无论你如何千方百计鼓动人们干事，尤其是鼓动人去打仗，心甘情愿地走出家门去战死，你都不可能强迫他们干，除非他们有理由有这个愿望，并同意你的意见。共产党的任务似乎是帮助人民找到成功的最佳道路。这儿的革命一向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千百万人努力奋斗的事业，而不是苏联派遣的特务搞起来的。我不知道为何要告诉您这些东西，我只是觉得您必须知道这一切。
每天晚上，我们在这儿叫“小鬼”给我们读报上的重要新闻。我们尽力读懂能够看懂的东两，不懂的请他三番五次地给我们解释自到弄懂为止。（我们是这一带仅有的两位外国人，只有我们两人说英语，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机会练汉语。）几天前的晚上，我们正聚在窑洞里的小油灯下，把报纸摊在中间，和平常一样吃力地读报。突然有人送来一摞信！这儿的东西没有一点是个人的隐私，尤其以遥远的美国寄来的信。“小鬼”与我们一样兴高采烈，他把信翻来倒去看了又看，可还真倒霉，连一个汉字都没有！
于是，为了闹着玩，我把您说的话对他讲了一遍，看看他有何反应。他几乎气得把天花板都冲破了。怎么回事，天哪，美国人真的相信那一套吗？我们是俄国的傀儡？！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请你告诉他：①在我离家干革命的几年时间里，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位俄国人。②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件俄国造的武器。我们的部队总是用缴获的美制武器作战，包括枪支弹药、榴弹炮和迫击炮。有一些日本造的武器掺杂在里边，但是我没有见过一支俄国枪。啊对了，我们工厂里有一支俄国枪，但是这支枪太老了。部队不会要的。它是九·一八事件时送给中国的（顺便说一下，那是送给蒋介石的）。那个时候过了很久，美国人才开始打日本。打那时以来，没有一件俄国武器进入过这个地区，至少是我没有看见过一支，当然我见过的枪炮多得很。③究竟是谁想控制中国呢？俄国还是美国？我有几个月被美国人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追赶，不得不到处转移，这几个月里哪儿也没有看见过俄国武器。而且，我从来没有看见俄国造的任何商品。一切都是美国造。各种各样的美国香烟，美国货，有些从美国进口，有些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天哪，我看好像美国在想法把中国变为它的傀儡，而不是俄国。美国不仅用枪炮打我们，而且想控制我们的工业。为了好玩，我将劝他给您写信，给您说上面那些话。我记得他说的大致如上所述，但是直接看到他写的东西就更有趣了。
几天前的黄昏时刻，阳早和我在河边散步。我们坐在石头上看水鸟。有一个农民走到跟前坐在我们身边。我们谈天气和庄稼。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对着他说：“中国的女人没出息。”我问他为何说这话，他的回答是：“她们从不会喜欢离开家门半步。”接下来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平静地说：“话又说回来，这不是她们的过错，是整个封建制度的过错。她们几千年来一直被关在家里。不过她们慢慢地走出了家门……更多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要不了多久，她们全都能上学的。我的孩子还不能上学，因为我需要帮手，我一个人种不了那么多地。”
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农民何以知道他自己就在压迫妇女？他何以明白使他长大成人的制度就有问题？所以，我们问他是否打过仗。他说他打过仗。他在红军里干了十二年，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时，他就在红军里，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在部队。抗战本来是应该打日本的，然而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与企图消灭他们的国民党作战。他告诉我们没有子弹是怎么打仗的；如何抓阄儿来决定谁分得一粒子弹；如何从敌人手里夺取弹药；儿童是如何参战的。如今的他，一位普通的农夫，看着天空，观察天气的变化，想着庄稼的长势。然而，他已非昔日的他了。他知道未来属于他，他知道大段大段的历史，他知道是他在干革命，不是什么莫斯科的间谍在干革命。实际上，他从未想到中国的革命与俄国有何关系，正如我们的“小鬼”从未这样想过一样。
有时令我惊诧的是，这些人给我说起在部队里打仗、干游击队等等经历时，都表现出一种若无其事的表情。我现在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认识的每个人都有类似的革命经历。每个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加过革命，所以谁的经验也不是什么新闻。这位农民让我们看他身体右侧的累累伤疤。他一定吃了不少苦。如果偶尔有一两位农夫当过兵，全力支持新政府，那算不了什么。然而，这儿附近的整个地区里，这样的人真是太多，太多，太多。与这个农民交谈之后过了两天，我们到附近去散步，爬上一个小山头。刚一坐定，就走上来一个农民。同样的情况又演出了一遍。他说起今年的小麦。我们问他是否当过红军。他回答说：“是的，当过。”我们问：“多久？”他漫不经心地说：“八年吧。”我们逼着他说下去，他一点一点地给我们讲了整个的革命史。他了如指掌。他参加了革命，打过仗，又参加了土改。边区政府一度就设在这座小城里，毛和其他领导人都在这里。此地的人们全都见过毛，听毛讲过话。他们觉得毛是自己人，至少这两位农民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工厂的人给人以同样强烈的感觉。上面说到的第二位农民曾到过遥远的河北省。所有的人都因为流动而混合在一起。昔日从未离开穷山沟一步的农民如今足迹遍布中国。他们大长了见识。他们坚定不移向前迈进，去建设一个独立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再也不会听命于人。他们决定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而不只是完成土地改革。他们意气风发，要把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强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把中国建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不依靠俄国，但是将成为俄国坚定的盟友。我觉得他们团结一致的决心令人惊诧。
我给您写了这么多，因为您要是不知道，您肯定就无法理解将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世界上所谓的“落后”民族正在追赶上来，人们将不得不按他们人口的比例来估量他们的实力，而不是往那些联合国的设计者所考虑的那样，用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对文明的贡献”来估量他们。美国只有一亿八千万人。中国有四亿人口，几年之后，他们全都要学会识字，开机器；而且，一旦有人试图阻止他们前进，他们还知道如何打仗。首先，他们准备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小型资本主义生产将受到鼓励，大工业将由国家控制。他们就准备这样实现中同的工业化。然后，越来越多的工业将逐步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随着农机的增多，人们将开始办集体农庄，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最后，一切工业将实现社会化，农业将全部实现集体化。有的时候，看到中国发生的事情，想到马克思七十五年前说的话，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国内没有更多的人学习他的论著。问题不在于您想不想让世界共产化。马克思说世界要共产。他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是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如今，七十五年之后，世界上很大的一部分国家似乎要走这条路。在物理学中，除非物理学理论能准确预测物理现象，否则人们是不会坚持这些理论不放的，而且，能用来预测的理论通常是或多或少正确的理论。然而，物理学中的问题容易解决，因为物理问题没有感情色彩。我似乎觉得，一个人应该不带感情色彩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设法去理解它。然后，如果他决定要与之作斗争，那也未尝不可。至少他知道自己反对的是什么，而不至于作出错误的估计，不至于一次吃惊，次次吃惊。
看起来，话说了这么多，您可能因为我投身一场必然失败的事业而对我丧失了信心。我只想说，我努力分析亲眼所见的东西。如果它与国内报纸所说的不同，那我也没法改变。在我看来，国内的报纸对它们言论的结果抱定特有的兴趣。我也有特定的兴趣：置身于中国，我觉得自己有比国内的人更好的机会上了解中国的局势。我想让您也了解中国的局势。
1949年6月3日
寒春（中）和阳早（左）在陕北
从Los Alamos到中国的奶牛场
一位美国核物理学家讲述她为什么冲破体制，前往中国的乡村
作者：寒春
一位美国核物理学家讲述她为什么冲破体制，前往中国的乡村
作者：寒春
我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盎格鲁—萨克逊白人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出身使我很容易在美国社会里生活。从小我就渴望成为科学家。在我相对顺利的求学道路中所受到的第一个打击是，我发现威斯康辛大学是唯一一所接纳女研究生的学校。
二战开始以后，所有核物理专业的学生实际上都离开研究生院。我和其他人一起参加了新墨西哥州Los Alamos的曼哈顿工程。我们知道我们在研制一种被称作“小玩意儿”的炸弹，但我们从来没打算使用它。1945年7月下旬，第一颗原子弹在Alamogordo沙漠进行了试验。我们少数几个和试验不直接相关的人员偷偷的躲过了军队的巡逻，整夜里都呆在一座小山上等待。
拂晓前，炸弹引爆了。尽管我们在大约25英里之外，我们还是感受到仿佛站在火炉前的热量。瞬间整个天空全变亮了，你简直不知道光是从哪来的。逐渐的，光退回到它的源头处——从亮白色变成令人恐怖的紫色的翻滚物质。顶部不断向上升起，直到蘑菇云在我们头顶的阳光中形成，如同山峰上的日出。2分钟后巨大的声响袭击了我们，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是冲击波在山谷间回荡的隆隆声。在爆炸声到来之前，我们还小声说了一会儿话。2年来我们都在高度机秘中工作，现在我们自己也在秘密的观察着这秘密。当爆炸声来临的时候，我感到我们完全暴露了。随着这些山谷的震动，我们的秘密突然暴露于全世界。
几天后，报纸上就报道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先后投下两枚原子弹。十五万人，象你我一样的人，灰飞烟灭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专心致志于“纯”科学吗？我们科学工作者不是专门探究世界的终极真理吗？我们怎么制造出这样的杀人魔王？
我们组织了Los Alamos科学家协会。我们中的许多人离开了这个项目。我们到华盛顿去做宣传，要求控制核能用于非军事目的。由于曼哈顿工程是军方控制的，我们认为问题出在军队里。不久以后，政府承诺对核能进行非军事控制，我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噩梦已经过去，可以重新埋头于“纯”科学工作了。我去了芝加哥的核物理研究所。但是很快我就清楚了，世界并非如此简单。我逐渐意识到，实验核物理学家毫无出路，因为你就象被钳子夹住了，或者向现行体制出卖灵魂，或者退出这个体制。
那时候我哥哥韩丁和我们的朋友阳早都去了中国，从他们那里我对中国革命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终下定了决心，于1948年2月毅然退出了研究所，奔向中国的解放区。我想从外界看看美国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我非常清楚我在反对着什么，但我并不很明确我赞成的是什么。我花了一年时间从国民党控制区来到延安，在那里我的朋友阳早已经开始工作了。在那个时候，1949年3月，我们并不知道要带多长时间。我们总想着有朝一日回美国去，但是中国发生的一切吸引着我，直到上周（1977年8月）我才回到美国探亲。
我到达延安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想也许是人们生活的简朴和精神的富有间的鲜明对比。他们是我所见到的最快乐的人，尽管他们生活的极端简朴。
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是边区政府的干部和职工。他们正准备接管即将解放的西安，然而他们生活的还是很简朴。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可以随时打包背上。我们每人得到一套夏装和一套打补丁的冬装。每个人吃的都一样，只是让病人和身体较弱的老人吃得好一点。谁都不把精力放在吃穿问题上，全都一心一意的想把工作干好。
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瓦窑堡的一个炼铁厂，从延安到那里步行要两天。工厂位于陕北的黄土中，面积有50*200英尺（约15*60米），三面是石头墙，一面是窑洞。大约有40名工人，除了他们手工制作的工具，没有任何机器，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如果你想要一块木板，就得自己从原木上锯下来。有时你会看到铁匠在铁匠店外成天做钉子。每颗钉子的头部需要用锤子敲三下。如果你进入装配工的窑洞，你会看到他们用用一块旧钢轨手工制作漂亮的钳子。这些人一无所有，却又很富有。
在工厂里，每一个人都在学习，每天都在学习。有些人学习读书写字，有些人学习数学和机械学，甚至还有人学习英语。他们都学习政治和国际时事。识字的人把报纸读给不识字的人听，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厂里有很多会，讨论厂里的几乎每件事情。人们都很坦诚。人与人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尖锐又友善。这一次会议上装配工可以批评副厂长，也许另一次大家会批评学徒马虎的工作。人们批评一切做得不好的工作，并讨论如何把他们做好。我们工人积极参加工厂的管理，而干部也和工人在一条长凳上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工人。
1947年国民党进攻边区，摧毁了无数的村庄，拆毁了房屋做木柴，杀死干活的牲畜做粮食。炊具和农具都很紧缺。工厂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尽可能快的修好被破坏的东西，并帮助农民恢复生产。“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工人们熔化旧炮弹壳时笑着说。这些炮弹是从美国运来帮助蒋介石摧毁边区的，它们炸毁了人们的炊具和犁头。
这里的氛围是极易感染人的。在这里工作，我忽然感到某种超我，它既是我自己、又超然于我自己。我在和众多的人共同工作，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人类的幸福。我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回到了精神的家园。
我原先是个和平主义者，甚至反对杀生。别的同志经常打一些鸟类和兔子来，给大家改善生活，我从不参加。后来我调到一个农场工作。有一次，敌人进犯，我们全体人员要武装起来保卫农场。我们隐蔽在黑夜里，准备阻击敌人。这时，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如果敌人来了，我一定冲上去杀死他，因为他们杀害无辜的人民、因为他们要抢劫农场、夺走人们的劳动果实。原先关于“和平主义”、“不杀生”等等观念一古脑烟消云散了。你要知道，只要是特定的条件下，人的思想在一刹那间会改变。
我们从美国来到中国的目的，是要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直到那天夜里，隐蔽在那里等待敌人的时候，我才懂得，不是人们要打仗，而是有些人要把战争强加给人们，人们别无选择。所以，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逐渐地我还懂得了更深刻的道理：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民。从战术上讲，先进的武器可以杀死很多人，而从战略上讲，决定战争结果的不是武器、而是人。在延安，我逐渐懂得为什么我周围的人如此信任和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因为共产党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指出了方向。如果没有党的组织和纪律，一盘散沙的人们是不可能有力量的。我还逐渐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人100年来斗争、牺牲和经验的积累。
译自《新中国》杂志1978年夏季号
寒春 经常接受青年的访问
幸福何在 ——与青年们谈心
〔美〕 寒春
〔美〕 寒春
青年朋友们，当我象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曾为自己生活中的幸福感到高兴过，也为失去生活目标而感到痛苦过。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生活中的曲折，我对于幸福的认识和要求也一步步的加深了。
我1921年出生在美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把我们兄妹三个养大的。母亲是美国一位较出名的教育家。由于她那新颖的教育方法，使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生气的环境中。母亲反对填鸭式的死板生硬的教育。她说教育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大脑的记忆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思考能力。让孩子们死背书本，考试时再一口一口吐出来，这和机器人没有什么区别。她还说“人不只有脑，还有两只手，要让学生全面发展，使他们懂得同时用脑和手去改造世界”。她并认为要真正学的快，记的牢，就要自己干。强调在干的过程中学习。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小学二年级的学习生活。那时母亲是我的班主任。她让我们干一件大事，每人盖一间自己可住的小木房（我们那里的房子都是木头的），她先带着我们这群城里的七岁的孩子参观别人住的房子，然后每人按自己设计的式样动手钉小房子。她还弄来一只羊，让我们自己喂养、剪毛，再把毛捻成线织地毯。我们自己钉桌椅、装电灯，连吃饭的碗也要我们自己从和泥开始把它烧成。在学期结束时，一个小小的新村出现在学习的操场上，那里有“商业区”、“居民区”和“郊区”，我的小房子在郊区，是一个美国农民家庭的式样，可以养羊。这一年我们好象玩耍一样非常有趣地学了房屋建筑、纺织、畜牧、烧瓷、安电灯等一系列学科的一般常识。在暑假的前期我们班在这个小村子里渡过了很愉快的一夜。母亲认为一个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就得锻炼意志，不怕苦，不怕累。因此，从我六岁起，每逢放假她就带上我们兄妹三人，带着干粮，背上铺盖，到野外去度假期，不是爬山，就是骑马，骑自行车，露宿在野外，母亲认为男女都一样，对我们兄妹三人的要求完全相同。
我十四岁时，母亲搬到了农村，在那儿创办了一个男女住校的中学，并任校长。她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学校办了农场和奶牛场，我们除上课和参加体育活动外，每天要参加几小时的农业劳动。母亲不赞成在作业上给学生增加压力，在她的学校里，是不让学生晚上做作业的。晚上让学生做个人爱好和有兴趣的事。我晚上经常是和化学老师夫妇一起拉小提琴，以及学美术、化学等。母亲的这些与众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们非常喜爱自己的学校。考大学时，这所中学校毕业的学生成绩都很好，因为这所学校的学生思想活跃，有创造性，所以哈佛等几个有名的大学都喜欢招收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我认为能受到我母亲教育的人，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幸福的理解和要求也就有所发展。母亲的教育使我们立志将来要做一个对人类有用的人。我很小就在想长大要干什么？在小学五年级时我爱上了自然科学，并立志搞一辈子科学：中学时我对核物理发生了兴趣；到大学后因学校没有这门专业，我就利用两个寒假跑到科内尔大学的试验室，自愿当几个物理学家的助手，和他们一起修理质子加速器。从此，我便进入了核子物理的大门，当上了核子物理的研究生。那时在美国研究核子物理的人还很少。我们搞的是纯科学，别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研究的目的也只是想摸索物质的内部构造，而不是为了解决社会上的具体问题。我认为只有从事这种纯科学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搞科学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我的实践就在实验室里。对于社会上的生产实践，我觉得没意思、太世俗。
一九四一年，美国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那时起，我发现物理杂志里有关我们核子物理的文章越来越少了。物理系大楼里的科学家们也相继失踪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放原子加速器的地下室的墙开了个大口子，窗框也被砸掉。——原子加速器从这里运走了！这一连串的现象使我迷惑不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些现象与正在进行的战争有关。一九四四年，有一天终于我也同样“失踪”了，来到一个地处美国西南部的山区洛萨阿罗莫斯。是原来科内尔大学搞加速器的物理学家请我参加他们的试验小组。这个小组是意大利的核物理家费尔米直接领导的。进小组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科学实验室里核裂变的发现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原子弹诞生的可能性。在这个非常保密而又偏僻的山沟里，美国政府集中了几乎所有欧洲、美洲与这门科学有关的科学家，专门试制原子弹。当时我们知道希特勒已在研究这种武器，为了和法西斯作斗争，我们决心要赶在希特勒的前面。不到一年的时间洛萨阿罗莫斯成了世界核子物理研究的中心，这里有化学、数学、工程、物理、爆破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又有各种技术工人和加工设备。从几百人很快发展到几千人，对我这个小小的研究生来说，能和他们一起工作，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虽然我们因为工作而与世隔绝，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常常在星期天到山上痛痛快快的玩一场。为了控制原子能，我们小组试验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浓缩铀反应堆，代号“开水锅”。在那几年里我可以说是坐直升飞机上了世界尖端科学的最高峰，实验室里每一次新发现都揭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自然界的奥秘正在一点点的被揭开，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令人兴奋的呢？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学习、工作上去。
1945年7月14日下午，我们小组的几个人往南驱车400多里，来到一个大沙漠，我们悄悄通过被军队封锁的公路，爬上一个小山包，屏声息气地坐在那里紧张而又兴奋地凝视着黑暗的南方。那边在离我们75里的沙漠中心，将要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了，十五日凌晨五点三十分，我们突然被光海淹没，周围的天好象着了火，渐渐的在一个方向升起了蘑菇云，两分钟后冲击波带着尖厉的声音猛烈而又突然地撞击着我们的耳膜，接着，整个山区长时间地发出隆隆的回响。我们几年的绝对机密一下子在这回响声中暴露于全世界。三个星期后，报纸登了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使十几万无辜的日本人民丧命的消息。这消息如同第二个冲击波猛烈的撞击着洛萨阿罗莫斯科学家的心。大家认为在德国已投降、日本也快要投降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是毫无道理的。有一天在会议室里放映了在飞机上拍摄的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实况电影，当那黑色的蘑菇云翻滚着上升时，我身后的一个科学家轻轻的说，“这都是日本人民的骨头和肉”。我们能说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纯科学”的结局。我们原来想美国政府是不会这样使用原子弹的，可是他真的用了。我们却毫无办法来制止。日本事件之后几天内洛萨阿罗莫斯的科学家组织起来，反对把原子能交给军方控制。后来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把原子能从军队手里夺回来。这时我离开为军事服务的洛萨阿罗莫斯，随费尔米到新创办的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我们的非军事科研项目，却常常因为各种问题而无法顺利进行，整个核子物理的研究实际上还是控制在军方手里，我发现我的奖学金也是军队发的。一连串的事实使我慢慢地认识到，军队、政府和大垄断资本家都是穿一条裤子，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我转向了社会，我要知道核子物理以外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姐姐以前在罗斯福政府的流动临时农工部门工作，到过美国南方，看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形：数万名临时农工生活非常苦，好多家连房子都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借钱买的破汽车。他们按季度流动到全国，葡萄熟了摘葡萄，苹果熟了摘苹果，工资非常低。姐姐常说，美国生产这么发达，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她经常给我和哥哥韩丁，哥哥的好朋友阳早送一些进步书籍，有美国黑人、印地安人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史，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那时我家里很热闹，大家到一起就热烈的辩论国内外大事。以前我只是听他们谈论，因为我认为我是搞科学的，政治上的事同我关系不大。可是原子弹的爆炸，把政治与我的科学联系到一起，逼得我不得不开始想问题。是的，科学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但什么人掌握它，它就为什么人服务，好象一辆自行车，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都可以骑，而车子的方向则是完全由骑车的人掌握的。那么我所研究的科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我感到以前的思想太单纯，太片面了。我开始和一些进步人士来往。这时美国进入了麦卡锡时代，我的言行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有人劝我注意自己的言行，说“光搞科学就行了，不要管别的”，我感到奇怪，搞科学的人是追求真理的，难道只让我追求物理方面的真理，而不许我追求社会方面的真理吗？我精神上感到很不舒服，就象“四人帮”横行时大家的感觉一样，说话干事都得小心翼翼。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解决过科学上无数难题的试验室，现在却解答不了我思想上的一系列问题。我热爱科学，但我感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什么都不过问，任人摆布，和做个傻子有什么不同？！看来纯科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不愿为他们服务了，决定不干了。那么到哪里去呢？我看过《西行漫记》，哥哥去过中国，我的朋友阳早已于一九四六年到了中国，通过他们，我对中国的“小米加步枪”产生了兴趣，决定到中国去看看。在宋庆龄先生主办的福利会帮助下，于一九四八年到达上海。当时正是国民党在人民解放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时候，上海可真是世界邪恶的中心，到处都可以看到讨饭的，物价膨胀，为了买把小刀子，我拿着五块美元换了一大包国民党纸币，赶紧跑到商店把线给老板，他数都数不过来，只看体积够大就把刀给我了。看到旧上海的惨景，和国民党的腐败，我更急于要了解中国解放区，了解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三月经过地下党的努力，我终于到达了多年向往的地方——延安，在那里的窑洞里和阳早结了婚。然后我们走了两天到阳早所在的瓦窑堡农具厂工作。由于战争，陕北的农业被破坏的相当厉害，要迅速恢复生产，就得解决农具问题。这里没有电，没有车床，连小小的钉子都得自己打。没有原料怎么办？工人们就把“运输大队长”蒋介石扔给陕北的美国炮弹壳拿来回炉，制成适合陕北特点的农具。我和阳早在革新小组和同志们一起搞革新。当年在洛萨阿罗莫斯的山沟里，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最先进的设备，搞的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推动了原子能时代的诞生，我曾认为这也就是我一生要走的路，可结果我却为杀害十几万无辜人民的凶手出了力。在延安的山沟里，那时是实行供给制，大家的生活很简单，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锅饭，厂里的设备很原始，搞的工作也不过是生产和改革小农具，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我感到我们为拯救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出了力，为新中国的诞生出了力，投入了时代的洪流，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东西，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就是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家，我感到我真正找到一条光明的路。
虽然厂里大部分同志不识字，可是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却比我知道的多。他们早上有政治学习，晚上有业务学习，星期六是生活检讨会。在这里，“是否有利于人民”是衡量是非的标准，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谈，不管是厂长还是勤杂人员，损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向他提出批评。年终每人都要做鉴定，我们提出自己的优缺点，让大家讨论。开始大家对我很客气，表扬多，批评少，我认为我这个人还不错。时间一长，大家和我熟了，就开始对我提意见了。我是刚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很多自己察觉不到的弱点，同志们并不因为我有那么多缺点而丢开我，也没有因我是从美国来的就迁就我。而是对我非常耐心、热情和负责。我能接受多少批评，他们就给我提多少，这使我心情非常愉快，我特别喜欢参加这样的会议。记得头一次我听到批评意见是在从北京到延安去的路上，我坐在解放军拉货的卡车上。过黄河时，一个衣着讲究的人上了我们的车，他一个劲的找我说话，我认为他是在故意显示自己并不高明的英语，感到讨厌，干脆就不理他。他下车后，我对司机说，“那人真讨厌”。司机说，“讨厌是讨厌，可他也是参加革命的，他也想给人民做些事，我们对他态度不好，能帮助他改进吗？”我惊讶了，根本没想到我还有帮助他的责任。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为什么司机同志比我想的深呢？虽然他只说了这么几句，但其含意是在革命队伍里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我到解放区后，得到了同志们很多的帮助和教育，我也常常回想着母亲的教育方法。原来，我认为她的教育是很全面的，可为什么到了这里却有很多简单的道理从未听到过？不错，她的教育方法对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很有效的，但她对社会缺乏阶级分析，这种思考能力为谁来用呢？目标不清楚。在实践中我逐渐认识到她的教育方法虽好，但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我也懂得了一个人只有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目标，生活才有真正的意义。
原来我只是想看看中国的解放区，并没有准备长期住下。可是，这里有这么好的人们，有正在进行的壮丽事业，我怎么能走呢？于是，我留了下来。
1949年的秋天到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抵挡不住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全线溃败，大片大片的土地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区一天天迅速扩大。陕北成批的干部奔向四面八方去解放那些辽阔而又贫穷的土地。我做为这支建设大军的一员，兴奋地接受了新的任务，和一批同志一起到蒙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去建立新的牧场——三边牧场，帮助改良当地的牛、羊，这太符合我那从小就养成的“野”性子了！我、阳早和另外两位同志马上从延安出发，与边区政府的毛驴运输队一道，带上政府拨的建场投资二十几匹布和一些必需物资。在陕、甘、宁交界处与其他同志汇合，落脚在城川寨子。在这个偏僻的小寨子里，有我们二十来个职工的三边牧场，有区政府（干部是蒙族人），还有一个天主教堂，神父是比利时人，牧民们都分散居住在草原上，每到星期天就到教堂做礼拜。
初到这里情况很复杂，我没想到要为人民做点好事会有这么多的障碍。在扫除这些障碍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伟大。我深信在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下，在这样的人民的努力下，建设一个美好、富强的社会主义新国家一定会成为现实。
在和土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旧势力做斗争的过程中，我的思想不断提高。那时，解放军主力南下，离我们几百里路外的留守的国民党起义军突然反叛，将旗干部抓起来，并抢老百姓的东西。一天有消息说这帮土匪向我们这个方向来了，我们立即开会商量对策，决定把仅有的三、四杆枪拿出来守卫寨子。我这个从来没用过枪的人，立即报名要杆枪。可他们说，“你连兔子都不敢打，还敢打人？”结果只发给我一个棒球棍。寨子周围有堵墙，有一处外墙裂了个口子，人有可能从这里上来。夜里当我抱着棒球棍守在口子旁，两眼警惕地望着漆黑的前方时，和平主义思想一下全没了。我这么个以前连兔子也不敢打的人现在完全敢打死人，只要有一个敌人敢从这个口子里伸出脑袋来，我会毫不犹豫的用棒球棍将他消灭。这一件小事，对于八年打败日本鬼子、三年打败国民党的中国人民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我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和平环境中的美国人，却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我开始懂得中国人民早就懂得的道理：战争有两种：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从来就不是人民要打仗，而是敌人要侵犯，人民只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搞建设就得把这些土匪、反动派先消灭。我懂得了正义战争的必要和威力。
为了改良牧民的牛群，我们想把牧场的良种公牛借给老百姓，放在他们的牛群中自然配种。可这项工作进行的很不顺利。只有一个较开通的人对我们比较信任，把种公牛拉去放到他家的牛群里。我们高兴地发现，那头公牛轮流在各家牛群中出现，到春天下小牛时，好多家的黄牛都生了黄白花、黑白花的小牛，我们知道这是种公牛的后代。但当我们去了解公牛的配种情况时，老百姓却不肯说。我们知道蒙族人对汉族人有许多顾虑。为了消除这种隔阂，牧场的同志，一面学习、讨论政府的民族政策，克服头脑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一面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当时那里别说兽医，连给人治病的医生都没有，群众遇到问题来找我们时，我们只能凭从延安带的有关书中查阅，再加上自己懂的一点医药知识去解决问题。虽然我们从来没打过针，可谁要打针我们还是小心地给他们打。马难产了，小驹死在肚子里，我们就赶紧想办法把马驹子搞出来，救母马。狼咬伤了羊，我们没有专门的设备，只好带上普通针线和消毒药去尽力缝合伤口。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渐渐取得了牧民的信任，和他们的关系也慢慢密切起来。这时工作进展虽然已有好转，但还经常出现反复。例如有一次我们同牧民讲好要给牛打预防针，可当我们带着针去打时，他们却变了卦，借口牛放出去了找不着而不肯打。我们感到这不只是民族隔阂问题，里面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全国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时，有一天教堂来了位汉族神父，每天早上他都捧着经书一边念一边来回走，可没几天他就被捕了，原来他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官，受到了比利时神父的庇护。他们勾结在一起搞破坏。我们要积极消除蒙汉人民之间的隔阂，他就到处散布谣言、制造矛盾。我们要给牛打预防针，他就在做礼拜时向群众宣传牛的死活是上帝决定的，不要受外来人的欺骗。随着运动的发展和蒙族人民对新政府的信任日益加深，群众揭发了比利时神父的阴谋活动。群众还揭发神父曾想利用受蒙蔽的蒙族人去毒死区干部的阴谋，并在教堂里挖出了几杆枪。最后比利时神父被驱逐出境了，一个蒙族神父接管了教堂。到第三年的配种季节时，牧民们争着要牧场的种公牛。我们的工作顺利展开了。
一九五二年春的一天，我站在曾经保卫过的寨墙上，看着奶牛运动场，那里挤满了蒙族人民踊跃捐献出来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牛、羊。尽管区政府怕捐多了影响牧民的生活，动员大家少捐献一些，但牧民们还是不断送牛、羊来。这个行动充分体现了广大牧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体现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和赞叹：在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是在二十多天后才知道的闭塞的边区，牧民却是如此无私地给予千里外受到美帝侵略的异国人民以援助，多么令人感动！这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我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民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能站在人民的一边，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看着，想着，我的双眼湿润了。
就在这年的夏天，我和阳早告别了热情的牧民和可爱的草原，调到西安市郊的国营草滩农场负责奶房工作。这时肃反运动已结束。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新政权，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劳动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建设的高潮。各行各业都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我们场的群众满怀热情，根据我们畜牧场的特点，提出了全年不坏一斤奶的口号，为使这个口号得以实现，大家在很差的工作条件下克服了多少困难啊。那时在荒草滩上建场还没几年，没有电，一切都是手工操作；没有汽车，靠骡子每晚把奶拉到城里。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八月上旬的那些天，天象漏了似的雨下个没完。场门前小河那本来就不高的堤坝逐渐挡不住迅速上涨的河水。记得有一天下午，阵阵急促的钟声把同志们召集到河边。只见浑浊的急流已开始漫过小桥向路边冲击，小桥受到了威胁，大家明白，如果桥坏了，通往城里的路就要被切断，奶运不出去，不仅城里的孩子们吃不上奶，还会造成大量坏奶的严重损失。大家七手八脚赶紧用沙袋来保护桥。这时负责运奶的同志叫了起来：“得赶紧把骡车赶到对岸，万一桥坏了就过不去了”，于是，几个人和他一起马上套上骡车赶过河去。可是又怎么将几十只奶桶从奶房运到岸边呢？奶房的老王老张不声不响去把外号“黑李逵”的种公牛套上车解决了岸这边的运输问题。大家手拉着手，在齐腰深的水里顺着原来的路慢慢摸到桥上，接着一桶桶奶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最后全部传到对岸的骡车上。就在这天晚上，桥垮了，被冲的无影无踪。没有桥奶怎么运呢？修桥？不可能。绕道走？到处是沼泽，不行。这时有人提出用空汽油桶和木板扎在一起浮在水上，两头拴两根绳子，两岸各一根，然后把奶桶放在木板上，不就可以来回运奶桶了吗？真是好主意。有人推来空汽油桶，但大木板一时找不到，有人就扛来自己的床板。怎么样才能把绳子拴到河对岸去呢？一个小伙子立刻站起来，把绳子的一头拴住自己的腰上，跳进汹涌的河水里，游过去。这样，绳子被拴在对面的岸上，连续几天奶就是这样运的。一天运完了奶，大家都陆续回家了。我和工人老李留在河边，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过了一会儿老李望着急剧而下的浑浊流水轻轻的说：“解放前我家乡发大水，老婆、孩子全被冲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是啊，这些老工人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对新社会无限热爱，因此在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不由得我想起了一年前的情景。那时为了不坏奶，我把精力都集中到卫生和冷冻工作上去，每天忙着东跑西奔检查工作，可还是有奶坏掉，我认为这是奶房的这两位同志对工作太不负责。我多次提出批评仍无济于事，最后我请来了场长，开了个会，想在会上好好教育帮助他们，没想到这个会却成了批评帮助我的会。奶房的俩同志批评我说：奶房总共就两个人，全场每天一吨多奶的消毒，几十只奶桶的洗刷，都靠这四只手，劳动强度相当大，可我光强调工作质量，对他们的具体困难却不闻不问。他们批评我把人当机器看待。老张还说：“下雨天，你在瓦房里睡的舒舒服服，我们全家在草房里打着伞坐在床上不能睡，第二天的工作怎能不受影响？”最后场长发言了，他对我说：“你的责任心很强，一心想搞好工作，可要知道不止你一个人想把工作搞好，如果你能改变工作方法，和大家一起解决困难，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工作才会真正搞好。”这次会对我触动很大。我看到了自己的缺点，使我懂得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为群众服务，只有了解群众的困难并同他们一起克服，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发挥。这几天看到群众这种主人翁的态度，我感到周身的轻松和愉快。有他们在，有这种高尚的精神在，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那一年我们场的奶确实没坏一斤。
到今年我已在中国生活、工作了32年，一大半时间是在国营农场度过的，所接触的大都是普通职工，因为我是从工业发达的国家来的，常常认为虽然政治上我没有他们懂的多，可业务上理所当然比他们强。因而，常带着主观主义去工作，碰到钉子后才想起请教有经验的群众。在三边的时候，我捧着从美国带来的书学做奶酪，做了一年没有成功，才跑去请教有千年做奶酪史的蒙族人。在草滩养鸭子时，我没接受做奶酪的教训，孵了两批小鸭，结果因条件没掌握好，都死了，这才想起向有经验的人请教。通过好多类似的教训，我慢慢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众的力量，群众有智有才。和他们在一起，我不但政治思想得到了提高，而且业务水平也提高了。尤其是在对铡草机的改造过程中，我的思想和业务都获得了进步。我们场自从丢下大铡刀换成苏式铡草机后，一直靠上海供应零件。一九五七年因零件供应不上遇到了困难。没有备件，停机用铡刀吗？几年也铡不完这么多的青草。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在设备简陋的小小修理间拉开架势自己做。边学边干，我们终于做成了，从此我们再也不用到外边买备件了。一九五九年场里通了电，修理间也慢慢改善了条件，安上了几台车床，自做小零件不那么困难了。一九六一年的铡草旺季，我们所有的机器都开动了，突然有一台机器的主件大臂断裂。如不赶紧修好，几十万斤草就会坏掉。怎么办，买？买不到，焊接？生铁的大臂不易焊牢，即使勉强焊上，也很危险。没办法只好再一次硬着头皮自己做。没有想到三个臭皮匠顶了一个诸葛亮，我们把一百公斤重，两米多长的大臂拆下来，在熟铁板上比葫芦画瓢，再用氧切割下来。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艰苦的工作，新大臂试制成功了，它向我们预示了自己制造整个铡草机的可能。大家兴奋极了，胆子也大了。我们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来了个大飞跃！到一九六二年，不但自己开始生产铡草机，而且还对原苏联设计的机器的主要部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铡草机的效率从8000斤/小时一下子提高到15000斤/小时。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原先学过的物理知识搞农机，不是大才小用，而是不够用。在工作中，我又学到了与农机制造有关的许多知识，使我对农机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制造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甚至成功地做起了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青贮联合收割机。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的狭窄啊！我常常和牛打交道，看到牛那种吃饱了卧在地下反刍别无所求的样子，就想到人，人是有能动性的高级动物，我想，人的幸福不是存在于某种绝对的生活水平中，而是存在于不断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当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靠建筑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
我常常想，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斗几十年建立了新中国，是非常不易的。现在社会主义的根基已经打好，发展的蓝图也已经交给了我们，我们怎么做呢？最近有人向我提出，全国工作中心转到四化方面，我应归队搞高能物理为中国的科学现代化贡献力量。可是我想，中国现在还很穷，有八亿人被锁在农田里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全国农村平均八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人（吃穿）。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农业机械化解决八亿劳动力的问题。世界上哪个发达的国家不是解决了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才富裕起来的呢？因此，我虽然热爱物理，但我还是决定搞我认为当前更重要的农业机械化。有人说十亿人已太多了，搞了机械化不会失业吗？我想人不只有一张嘴，还有两只手，农业人口大批失业，是生产没有计划，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恶劣后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能把四、五亿人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这四、五亿双手将会在社会主义的引导下创造出多少财富呢？到那时我们的国家就会很快的富强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很快的得到提高，真正的四个现代化也就为期不远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前人能流血牺牲为我们打江山，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就不能克服一切困难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吗！在今后的二十年中，我想与你们一起为建设具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并且相信每个青年都能在为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得到幸福。
（1980年8月）
国际主义战士寒春：见证整个新中国的政治寒暑
作者：张鹭
作者：张鹭
她曾经是美国参与首批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1948年来到中国，60年来，作为农业专家，她几乎一直都是在与奶牛打交道中。不过，这位见证过整个新中国政治寒暑的老人，却从来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因为吸引她的是“中国革命”，而非“中国”
“1948年来的，60年了。”
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农机实验站的平房里，87岁的寒春计算着她在中国的日子。
暖风从空调里吹出来，缓和了北京深秋的凉意。“她可怕冷了。”保姆老欧推门进屋，看见一身棉装的她仍抱着取暖器缩成一团，顿时乐了。
在贴身照顾她的老欧眼里，一直爱好滑雪、爬山的寒春，现在的乐趣只剩下与老友相聚在常去的那家俄罗斯餐厅，在苏联民歌声中聊着过去在陕北的往事。她也乐于接待络绎不绝前来拜访的“进步学生”，为他们讲述革命家史。
直到去年，她才勉强同意简单装修一下简陋的平房。那张出现在多部纪录片里用砖块垒成的写字台，在被使用了25年后终于退役。2002年，发现这里“所有的家具至少有30年历史”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小心翼翼地问寒春为什么不换一张桌子，后者不屑地把头扭向一边，“那个桌子很好的。”
即便在那时，这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奶牛饲养专家、被老友魏巍称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的美国人，还在强迫自己学习操作新的电脑软件。
那时她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反对什么，但不知道自己爱什么”
“USA110021102000”。
2004年，寒春从北京市公安局领到中国第一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她的ID印在了极具纪念意义的首张中国“绿卡”上。 这位见证过整个新中国政治寒暑的老人，认识包括从周恩来到温家宝在内的多位国家领导人，却从来没有加入中国国籍的打算。“没这个必要，”她的儿子阳和平强调，吸引母亲的是中国革命，而非中国。
在1980年撰写的文章《幸福何在？——与青年们谈心》中，寒春谈到她理解的“中国革命”：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
至少在来中国之前，这还没有成为她的认识。寒春，英文名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出生，美国芝加哥人，曾是一名核物理学家，是美国陆军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1946年，在给已经身在延安的男友阳早写信时，她还在大谈“黑洞”理论，而对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同年发表的“铁幕演说”也不大感冒。阳早,英文名Erwin Engst,1919年出生，美国纽约人，康奈尔大学农牧专业毕业。1946年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来到中国延安。
“好大一个太阳，特别刺眼，好家伙，那个威力8943;8943;”寒春这样形容她看到的，自己参与研制的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场景。这时的寒春认为“只有从事这种纯科学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而“对于社会上的生产实践，觉得没意思，太俗”。
但她惊讶地发现，不到一个月后，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被投向日本的广岛、长崎，造成10多万平民的死亡。在会议室里看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实况电影，当那黑色的蘑菇云翻滚着上升时，她身后的一个科学家轻轻地说，“那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肉。”
阳和平开玩笑地说母亲“是被原子弹炸醒的”。深感自责的寒春事后曾与同事来到纽约，成功游说政府制定法律，将核能由军用改为民用，但她很快意识到军队才是具有可怕力量的社会“黑洞”：她们的科研经费全部由军队提供，研究成果最终也被军队拿走。
那时她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反对什么，但不知道自己爱什么”。——直到她偶然看到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描写中共军队“神话”的书，在1938年由兰登书屋在美国出版后，仅仅3个星期就销售了12000本，平均每天600本。
现在，她俨然扮演着农机院农机试验站牛场里300多头奶牛的立法者的角色
也许童年时代的一个场景预兆了寒春的未来。
小学二年级时，寒春的母亲兼班主任、一位信奉杜威主义的教育家，让孩子们干一件“大事”：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用木头房子建设一个社区。每个孩子可以按自己设计的式样，钉制一个木头小屋。母亲还弄来一只羊，让她们自己喂养、剪毛，再把毛捻成线织地毯；自己钉桌椅、装电灯，连吃饭的碗也要自己从和泥开始烧制。
在学期结束时，一个小小的新村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那里有“商业区”“居民区”和“郊区”。寒春建造的小房子在“郊区”，是一个美国农民家庭的式样，可以养羊。新村建好那天，7岁的她抱着小羊在自己的小屋里住了一夜。
这个过程被摄像机记录下来，成为她至今还经常反刍的回忆。
而现在，她俨然扮演着农机院农机试验站牛场里300多头奶牛的立法者的角色。她清楚这里每头牛的家世谱系。通过一堆密密麻麻的数据，她掌控着奶牛的饮食和交配时段、次数，乃至受孕时间，为找到任何改善产奶质量的方法而乐此不疲。
她近60年努力得来的成果，显然让她感到骄傲。当在电视里看到美国宣布，已经研制出世界最先进的养牛器械齿轮泵时，寒春从电视跟前站起来，“你们那是老黄历了，我们早就应用于市场啦。”那种兴奋的神情，与1945年的她和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同事一道，抢在德国人之前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并无二致。
“这里的牛妈妈是革命的，牛爸爸是帝国主义的。”寒春这样给奶牛们划分“出身”。她的意思是，母牛的血缘谱系是延安时代延续下来的，让母牛受孕的公牛精液则是她和现已去世的丈夫阳早后来从美国引进的。
帝国主义，依然被她归结为当代战争威胁的根本原因。她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布什“坏得不能再坏了”。她已经去世的哥哥、曾写出反映中国一个普通村庄土地改革的著作《翻身》的著名左翼人士韩丁，同样是“反帝积极分子”。在他生命的暮年，还曾在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的场外，与5万示威者一起抗议霸权。
“世贸组织是被美国操纵的，那是个陷阱，中国一定要警惕，不然会发生十分糟糕的后果。”阳早曾如此谈到他对中国“入世”的看法，“美国有一篇报道，说克林顿游说国会时讲：‘我们与中国签订协议，好比我的桌子上放着两张纸，我们给中国的那张纸是一张白纸，而另一张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是中国给美国的！’”
在“美帝国主义”的著名反对者中，寒春不大赞同被上世纪60年代西方“革命青年”崇拜的切·格瓦拉，因为他“脱离群众”；她更喜欢率领委内瑞拉人民跟布什斗的查韦斯。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上，寒春把选票投给奥巴马。虽然能够从BBC等电视台了解美国的情况，“但她对奥巴马并不怎么了解，主要是为了反对共和党政府。”她的长子阳和平解释说。
正是出于对“小米加步枪”力量的好奇，1948年，她决定追随韩丁和阳早来中国
寒春政治观点的起点已经成了一个谜。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她还是抱歉地表示，记不清自己是在何种情况下看到《西行漫记》的。可能的渠道有两个：身为美共党员、热衷于工会运动的大姐；或是1945年就在重庆谈判上见到毛泽东、并于两年后在山西张庄投身土改运动的二哥韩丁。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曾亲历奶农倒奶的韩丁，受到大姐的影响，曾试着组织农会、成立价格联盟，以抵制收购牛奶的大公司压低奶价，但没有结果。1945年在重庆，毛泽东跟韩丁开玩笑地说起他们是组织农会的同行，韩丁尴尬地回答道，“一个也没组成。”
而他的大学宿舍舍友、被儿子阳和平称为“美国佃农”的阳早，则与租种其地的亲生哥哥发生了龃龉。他痛感资本对于亲情的腐蚀，而对财产私有观念产生了质疑。这个热衷于辩论政治思想的家庭，同样有几位女性成员是美共成员，她们给了阳早最初的思想启蒙。
寒春没有读过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著名小说《愤怒的葡萄》，但她至今记得在大萧条期间，在罗斯福政府农工部门工作的大姐向她谈到的南方葡萄园工人，“他们按季度流动到全国，葡萄熟了摘葡萄，苹果熟了摘苹果，工资非常低。好多人连房子都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借钱买的破汽车。”
在阳早和寒春所在的家庭，几乎每个周末的家庭聚会都是在围绕罗斯福新政、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会运动这样的激辩中度过的。
“不是说我们家热衷于谈政治，而是，那就是一个政治的时代。”阳和平这样解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爆发的共产主义思潮，“当你知道，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对西方世界的精神冲击有多大，你才能明白，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有多大。”
“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不是原子弹。”寒春这样形容《西行漫记》对她的影响。正是出于对“小米加步枪”力量的好奇，1948年，她决定追随韩丁和阳早来中国。
80年代初，寒春问王震：“为什么现在不能用你南泥湾的精神搞建设呢？”
“你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在陕北的时候。” “为什么？”
“在陕北，每个人都是一样(平等)的。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与阳和平谈起与寒春的这段对话时，阳和平深以为然。他认为，某种意义上，母亲毕生都没有走出陕北时代——虽然她和父亲在陕北的革命工作，仅仅是在农场饲养奶牛。
知识分子出身的寒春与“美国佃农”阳早，是在一个窑洞里举行的婚礼。在生命的黄昏回忆这段婚姻，她认为两人是“因为革命而走到了一起。如果在美国，我们根本不可能结婚”。
这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老革命对物质生活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敏感，她把到城里住大房子视为“很艰苦的事”，多次拒绝农机实验站领导为她装修小平房的好意。实验站卫生所所长孟庆莲，给寒春看病后与她在外吃午饭，发现她实行“AA制”。寒春看见孟的盘子里还有没吃完的食物，坚决坐着不走，直到孟勉强将食物吃完。
孟抱怨说，“她有十几种病，却不肯住院，不舒服了都是我给处理一下。实在不行了，得跟她讲条件，住几天就出来。‘医院里一住就是几万块钱，太浪费。我在你这儿，几百、上千块钱就解决了。’”
一位与寒春交往多年的记者回忆：80年代初，一次与王震吃饭，坐在王震身旁的寒春问王：“为什么现在不能用你南泥湾的精神搞建设呢？”
阳和平记得自己还在小学时，父亲就用浅显的例子告诉他剥削的道理。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到了中学，我已经能跟他做一些争辩了。”
寒春拿起好友、美国老乡汤反帝编辑的一本“文革”画册。她一页一页翻看着，嘴角带着笑意
除了美国专业养牛杂志，寒春的书架被《毛泽东选集》《陈永贵传》《中流》(杂志)《南街村报》《延安画册》占据。当然，还有哥哥韩丁那本被费正清、李约瑟、黄仁宇等史学家高度评价的著作《翻身》。
中文并不灵光的她，几年前仍逐字逐句地读完吴冷西回忆中苏关系的著作《十年论战》，并尝试着手译成英文，但没有成功——她已经力不从心了。
寒春拿起好友、美国老乡汤反帝编辑的一本“文革”画册，画册里的工农精神抖擞，充满着国家主人翁的自信。她一页一页翻看着，嘴角带着笑意。时间回到1966年。是年4月，她和阳早奉调从西安草滩农场来到北京，住进新侨饭店。这对于他们而言，反而是一段艰苦的日子。
“回到北京，他们发现自己作为‘外国专家’，被事实上软禁了。”阳和平回忆说，那时弟弟建平生病，被医生要求去外国人专门看病的医院；还在上小学的小妹及平，则在同学、老师的隐性歧视中，精神状态出了问题，她躺在寒春怀里，无端地咒骂，朝母亲吐唾沫。
既伤心又愤怒的寒春，联合丈夫阳早、韩丁的前妻史克和好友汤反帝，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求“取消特殊化”，“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这个呼声得到毛泽东的批示：“不许两样。”
事实上，这个热衷于反帝反修的家庭，高涨的革命热情仅仅用来进行关于政治和哲学的家庭辩论。阳和平无限怀念那段与父母辩论“量变与质变”“必然与偶然”的日子，非要找个话题辩一辩才舒服，“那种感觉不好形容”。这个习惯在他1974年去美国后仍然保留了下来，他却无奈地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事对此压根没有兴趣。
阳和平三兄妹在70年代先后去了美国。对此，寒春的解释是，孩子们受不了被当作外国人对待。但阳和平把赴美的动力归因为“好奇”，“想看看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资本主义的经历和社会主义的经历一样长”后，选择了留在美国的阳建平把自己称为“父母的右派朋友”。阳及平则与丈夫定居法国。只有阳和平去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定居，现在一所高校教书。
某种意义上，阳和平成了母亲思想的继承者。他在美国做了15年工人，之后拿了一个“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在读了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著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后，他觉得自己真正理解了“毛主席”。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微观有效益，宏观没效益”。
“如果从个人利益出发，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斯蒂格利茨分析得很精辟了”，他由此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依靠物质奖励，而要靠工人阶级的觉悟，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的思想、主观能动性，这是个意识形态问题。”
这与寒春在经济领域的主张不谋而合。青年时代的她在上级安排下，曾在西安草滩农场主持过计件制的分配方式。这位前物理学家用微积分知识，设计出一套精细的分配方案，试图代替原来的平均分配。但她很快发现，一旦个人利益的幽灵出现，工人们开始产生偷懒和投机心态，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或许是感到了孤独吧， 那天她哭得很伤心。”
农机站的牛场，是寒春尽力捍卫的最后的精神王国。
她认为，“没有保障的人，是没有解放的人。”她说服领导给这里所有的工人都上了保险。她甚至给为自己家服务过的老保姆发放自制的退休证，每个月用自己的工资给她们发退休金。当开发商觊觎牛场的土地，她甚至趁春节团拜的机会，给中央领导递纸条来保全牛场。
寒春这辈子只穿过一次高跟鞋。大学毕业时，她从外面进入一个很长的走廊。她突然脱下鞋子，扔进走廊最深处。“太坏，这些东西。”
晚年的寒春，让阳和平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发生在差不多10年前。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美国电影《上班女郎》，电影里出现男女做爱的镜头，其他人都感到很正常，她却很生气。让她愤怒的是，荧幕上的女性被对象化了，成为被男性观众消费的肉体。
“或许是感到了孤独吧，那天她哭得很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