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柴玲自2007年起控告纪录片《天安门》制作组「妨害名誉」与「商标侵权」的官司仍持续中。而这起事件，再度得到了网路上与文化圈众多的回响。我们将一些不同的看法与资料稍做整理与摘录，一方面希望厘清事件争议，另一方面也期待这些讨论能丰富看待六四的观点。
根据维基百科与其他资料：
《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是一部透过访问及回顾，描述关于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的整个八九民运的纪录片，总长度约3小时20分钟。由非营利性质的长弓团队（Long Bow Group）制作，其中由美国纪录片制作人卡玛·韩丁（Carma Hinton）及其丈夫高富贵（Richard Gordon）担任导演及制片。他们花了五年的时间搜集资料、访谈与拍摄。资金则来自于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及美国公共电视的补助。该片于1995年10月在美国首映，并由制作团队独立发行、映演与参展。
此片问世后，引起讨论不断，称赞者多认为此片制作用心，资料收集翔实。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封从德在《天安门之争──六四的关键内情》中也这么说：「在有关八九民运的资料片当中，《天安门》是至今为止取材最为全面、剖析最为透彻的一部影片，这一点是本文作者一直在各种场合所肯定的。用了五年多的时间、花了一百六十万美元，作者们的心血在赞誉面前是当之无愧的。」
那么，争议究竟是什么？
此片主要争议集中在柴玲身上。根据1995年，柴玲〈请尊重历史〉、封从德〈背离历史的历史总结—对当前争议的几点质疑〉以及1998年封从德〈献身与求生的迷茫––对影片《天安门》史料根据的质疑〉这三篇文章来看，主要争议大概如下。
片中引用了当时学生领袖柴玲于1989年5月28日私下接受记者访问的一段录影及录音，柴玲在录音中表示：
柴玲：「同学们一直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
记者：「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记者：「为什么呢？」
柴玲：「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着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
质疑者认为，这两段话虽然确实是柴玲在受访时说出，但是在时序上并非紧密相连，而且对话脉络并不同。一方面大谈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却说自己要求生，导演的剪接手法是有意负面地呈现柴玲形象。
而另外在片中亦引用柴玲6月8日对外公开的一份录音，柴玲于录音带中控诉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上以枪枝跟坦克血腥屠杀。但根据其他同样最后一批撤离广场的人士表示，解放军并未在天安门广场开枪，平民与学生的死伤发生在北京市内，往天安门的主要街道上。片中访谈到当时一起最后离开广场的歌手侯德建，他说：「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
对此，质疑者认为，柴玲6月8日的录音带，是在六四事件刚发生后不久，惊魂未定，可能有记忆上的疏漏。且柴玲原先说法应为「转述」一位博士生的经历，而非亲眼所见。将侯德建的批评与柴玲的6月8日录音剪接在一起，是指控柴玲有意说谎。
导演卡玛.韩丁（Carma Hinton）是何许人也？
卡玛.韩丁（Carma Hinton）是知名的左派活动家，威廉.韩丁（William Hinton）之女。老韩丁1919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7岁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系。 1937年第一次到中国，此后数十年间，持续拜访中国，深入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运动与群众运动，曾被中共称为「美国友好人士」。韩丁1966年所著的《翻身：中国农村革命纪实》和1983年的《深翻：中国农村继续的革命》两书，几十年来都被视为研究中国农民运动必读的书籍。在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威廉·韩丁与中共正式决裂，1990年曾出版《巨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一书，强烈批判中共的官僚化与改革开放政策。
而卡玛.韩丁，在中国出生成长，直到21岁才离开中国返美，说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朋友戏称她外表是美国人，骨子里是个中国人。卡玛受到父亲的影响，对于中共的群众路线有许多深入的观察与批判。卡玛另一部执导的纪录片《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则是回顾文化大革命时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将卡玛·韩丁视为对中国一知半解，想要制造冲突的扒粪美式纪录片导演，应慎重处理她的意见与观点。
回到《天安门》一片，除了同样批判中共的血腥镇压外，卡玛更尝试呈现六四民运中，复杂的运动内部过程。她在〈对影片《移山》的几点质疑〉一文中这么说道：「运动的参加者，特别是学生领袖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一些是因为年轻缺乏经验，一些是共产党多年教育的结果，另一些是人性的普遍弱点。我觉得有这些弱点本身是非常可以理解，甚至往往是令人同情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掩盖、认同、甚至赞赏这些弱点。更重要的是，将指出这些的弱点等同于赞成共产党的暴力，这与共产党一贯的强权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她更引用了学者罗勃特．休斯在《culture of complaint》一书中说法：「人类追求泾渭分明的善恶划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这种追求往往将历史变成了说教，从而剥夺了历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们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奋斗也有失败的历程。因此，保持历史色彩斑斓的原貌，防止历史被僵硬陈腐的信条漂成苍白，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针对柴玲？
然而，《天安门》一片，访谈了诸多学生领袖，为何却独缺柴玲的部分？卡玛在〈为什么《天安门》没有采访到柴玲？ 〉一文中详细说明，自1990年到1995年间，曾多次要求访谈柴玲，却被柴玲一一回绝。
我说：「这我知道，那个节目里也是说你原打算离开，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当时的想法----为什么想离开？又为什么决定留下了？」
柴玲说：「要回答这些，不就等于接受你的采访了吗？」
我又问：「王丹说，五月二十七日联席会一致通过了建议学生撤离的决议，你也同意了。是不是这样？」
柴玲停了许久才说，她记不清了，而且当时讨论的重点根本不是这个。她接着抱怨说外界对当时广场的气氛、学生的心情根本不了解。
我虽然这时已对正式采访柴玲不抱什么希望，但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我说：「正因为外界不了解，我才希望你能把当时的情况、你们感到的压力、你最切身的体会讲出来……」
没等我说完，柴玲冷笑一声，说道：「卡玛，你可真可爱呀！」
卡玛在文中继续说明：「我意识到再说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剩下的问题是没有她的回顾，影片将如何剪辑。我有些绝望。把她省略掉是不负责任的，但要包括她这个角色，就只能用运动中间或录下的资料无法连贯，与其他接受了采访的人相比，这种处理也显得不平衡。经过反复讨论，我们不得不考虑大量采用录音、录影效果都极差的柴玲“5月28日谈话”的资料。虽然这也是运动中的一幕，但它不仅表现了柴玲那一天的状况，而且也包括了她对民主、改革、当时广场形势、学生领袖之间权力之争的看法和评论，以及对运动从悼胡到5月28日一次较完整回顾。这种回顾中的回顾使得影片的时空结构变得极为复杂。另外，因为没有柴玲本人后来对5月28日那次谈话的回顾与注解，我们不得不大段大段地引用原话，以期能够尽量多保留一些柴玲当时的心情、状况，以免她的一些有争议的言辞被抽象出来理解。」
实际上，《天安门》一片发行后的主要批评者，包括柴玲本人，对于当时为何拒不受访，仅以「当时忙碌，忙过后愿意受访」带过。就算不提此说法的前后反覆，对于纪录片工作者来说，如果当事人拒不受访，仅能以手中资料呈现，难免美中不足。拒访是自己的选择，应当要为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尽管纪录片内容令自己感到不满，以「民主素养」来说，该以怎样的方式面对才好？
在《天安门》一片问世后，柴玲、封从德与一些其他学生领袖，先后发表声明指出《天安门》一片「扭曲历史」、甚至攻击卡玛·韩丁是亲共人士，别有用心要抹黑民运领袖。而柴玲更于2007年，控告《天安门》一片的长弓制作团队「妨害名誉」、「商标侵权」。因为《天安门》一片的网站上文章引述了美国媒体对柴玲的负面报导，以及提及她所开设的商业软体公司Jenzabar名称。对于「损害名誉」的起诉，法院决定不予受理。而商标侵权的诉讼仍在持续，目前已经长弓团队带来极大的财务耗损。长弓团队于2009年4月15日公开声明《纪念六四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除了说明这场诉讼的状况外，更发起连署：
「我们认为，在纪念六四20周年的同时，有必要反思与重申如下一些原则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中的重要性。这些原则包括：独立思想、独立于任何政治与商业利益集团的历史研究、收集和保护历史文献、以及言论自由。」
「你的签名只意味着，当一个商业公司企图凭借金钱与权势来压制争论、删除历史资料时，它的这种行为将在学术界以及公众中引起关注。」
对海外民运人士的批评与反省
在1995、1996年，《北京之春》、《九十年代》等刊物对《天安门》一片的论战中，署名耶人的作者在〈《天安门》的挑战〉一文中这么说：「这里所暴露的，是这些人心里根深蒂固的共产思维模式。柴玲口口声声说人家『颠倒黑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世界上非黑即白。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就属于共产党一伙。」而他在〈海外民运跳不出共产模式〉一文中亦说：「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像，宣称为民主而献身的人，不愿以民主的方式讨论问题，他们对待不同意见者，动不动就要查背景、挖根源，抓「黑手」，所用辞汇，如什么「面目不清的人」、「个别媒体」、「拉一个打一个」等等，令人想起当年大陆的政治运动。他们的手法像是共产党，而他们宣称民主意识形态的方式，又像是当年的麦卡锡。 」
或许耶人当年的批评与观察不无道理，近年来这批流亡海外的六四民运人士，当中许多不仅没有继续对中国的民主化提供贡献，更被屡屡爆料其卡位、抢资源、争诠释、内斗等等情事。 「诗人哲学家」袁红冰，曾这样描述中国海外民运的现状：「如深秋寒风过后的北方原野，一片萧索，万里荒凉。观之令人心痛欲裂，思之令人黯然神伤」。中国海外民运，有「党」有「派」，有「会」有「部」，海外民运人士最多也才二、三百人，但党派团体竟多达五、六十个。以上这些状况自然被中共媒体拿来大做文章，但无风不起浪，有缝才能插针，中国海外民运之不振，这批民运份子恐怕责无旁贷。
看待六四与其争议
回到《天安门》一片，此片从五四运动谈起、文化大革命、1978年北京之春（魏京生入狱）、改革开放、最后谈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片中谈到改革开放之后，原有社会主义的福利与保障一一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这是为何六四能从学生运动扩大为百万人参与的人民运动之社会背景。杨伟中在〈六四是面镜子〉一文中，也再度提醒我们，经济上的矛盾，是台湾在谈六四时，经常忽略的重要面向。陶仪芬在〈三代间冲突的六四真相〉一文中说：「作为一个文革幸存者，卡玛在八九民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仍看到文革那种『当仁不让』的无知幽灵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飘荡，这当然也就成为《天安门》纪录片特别要反省的一个面向。」
对于《天安门》一片引起的种种争议，王力雄在〈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这么说：
「不容批评，不自我反省，正是民运的主要特征。柴玲状告长弓只是一例。对天安门运动的神化，让当事人不容他人批评，反过来也让他人可以抹黑当事人（只要发现其不符合神化）。说《天安门》影片破坏了柴玲形象，其实只是破坏了一个被神化的形象，并未破坏她作为普通人的形象。她在影片中有不少光彩照人的画面，称得上「硝烟中的甜美」。虽然她对记者的哭诉有些做作，但是那么年轻的女孩突然变成全球焦点，不做作才不正常。谁在年轻时会有宠辱不惊的定力？至于她说了不想死，那又算什么，哪个20多岁的孩子想死？ 」
因而他认为：「我们对天安门运动的态度，长期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赞美运动，二是谴责当局。赞美和谴责都是应该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专制权力不会因为谴责而改变，这我们早已看到。而停留于赞誉，对我们又有多大意义？那种与不容批评联系在一起的赞誉，只是另一种「伟光正」，同样让人厌恶。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对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这种反省即使不能改变历史，至少还可能改变未来，而且这可以由我们自己把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