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不在正史中。广义上，老北京的“八大胡同”指的是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煤市街以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许多条胡同。起初，这里并不是“红灯区”，而是进京戏班所在地，后来成为清代男色的最大聚集地，清末民初才逐渐演变成名噪一时的烟花柳巷。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的隐私和隐痛。然而，它毕竟是北京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酝酿、产生、发展、演变，以至消亡，无不带有岁月流转的痕迹。它不仅仅是娼妓业的代名词，实际上，也是老北京商业繁荣区的一个缩影。
今天的八大胡同早已老去，甚至破落。然而在文保人士眼中，八大胡同以及整个大栅栏地区仍是北京目前保留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座民间历史博物馆。保护八大胡同，就是在保护与八大胡同一样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建筑与人文文化。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把八大胡同推到了生死线上，八大胡同正在静候判决。它曾是清朝男妓最大聚集地，慢慢演变出一种同性间的畸形关系，形成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成为一个特殊的功能区，八大胡同已经老去，繁华难觅。
今天的八大胡同是北京平民生活的原生态区。这里斜街多、胡同拥挤、街道杂乱。许多院落都已破败不堪，房上长草。走进一扇敞开的、掉了朱漆的大门，眼里是私搭乱建的小棚子，横七竖八的晾衣绳，衣物、被单遮住了半个天，地面上除了一小块公用空地，其他地方被杂物塞得满满的。电线杆子、厕所、下水道，水果摊、杂货铺，自行车、人力车，膀爷、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扇蒲扇的老大妈，以及从棋牌室传出的麻将声和收破烂的吆喝声……这些都是八大胡同的现实图景。
因为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名词，八大胡同地区的保护与治理历来饱受争议，关于它的过去没有人愿意重提，但“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的作者张金起说，“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我们可能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所以常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
八大胡同一开始并不是“红灯区”，而是进京戏班的所在地。清朝，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八旗都住在北京内城，汉人迁至前门以外。“内城就像是一个军事城堡，全是八旗兵，不许开商店，不许开旅馆，不许开戏园，所以，娱乐中心、商业中心全都迁到外城。”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袁熹说。外城则由这一政策发展起来，前门和崇文门一带逐渐形成当时北京最大的商业中心区，宣武门外则发展成为士人官宦的聚集区。从地理位置上看，后来形成的八大胡同就在大栅栏商业区和宣南士人居住区的交叉地带。
“八大胡同最初是为戏班子提供到京师的住处，是旅馆性质的。”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吴建雍说，“当时的戏园子集中在大栅栏，演员们进京要有住处，有吊嗓子的地方，还要离戏园子、剧场近，所以就选在了大栅栏以南、新华街以东的八大胡同一带。”当时徽班进京就下榻八大胡同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此后四喜、春台等戏班相继来京，下榻八大胡同的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可见八大胡同与戏曲活动的深刻关联。
“‘相公’又是由戏曲活动发展起来的。”吴建雍说，“清朝的这个特点很特殊，禁宿娼而不禁狎优伶，梨园界男色大兴，找‘相公’成了上层社会的风气。宣南的士人也好，商人也好，看中了哪个‘相公’，演完戏就请他喝茶、吃饭，慢慢发展成同性间相互爱慕的关系。”
“相公”，就是男性娼妓，古时叫“兔子”、“小唱”，即“小娼”，也有称“小手”的，后来称“像姑”，即像姑娘的意思，再谐音为“相公”。《中国娼妓史》称，在清代男妓盛行之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半为优伶。”官居显赫者，也不例外，“有身为最高官吏而狎男娼的魏长生于和坤有断袖之宠，《燕兰小谱》所咏 ‘阿翁瞥见皆消魂’是也。”士大夫往往与之相狎的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有的甚至有“状元夫人”的称号。
根据各类文本史料记载，八大胡同是这一时期男妓的最大聚集地。“大栅栏是商业娱乐的中心，又是汉族聚集的中心，而从外地进京赶考的士人、汉族官员，有的并不是拉家带口，在异地单身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种需要。这种现象又迎合了女子不能演戏的禁令，当时出任旦角的一般是年轻男子，甚至年龄很小，有的刚十一二岁，一般的相公年龄也就到二十岁。而演员也需要有达官贵人给他捧场，有财富在背后支持。旦角不被叫好，在京师是混不下去的。这样慢慢演变出一种同性间的畸形关系，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吴建雍说。
清末以后，朝廷禁令渐渐松弛，妓院纷纷出现，男色风气渐转，伶人也开始狎女妓了。到了庚子之乱时，八大胡同内许多下处已是“兔去堂空”，代之以南方金粉与北地胭脂。民初，京梨园公会曾上书北京当局，要求取缔狎优伶之风。此后，“相公”一词成为历史。
八大胡同成名于清末民初。《京都胜迹》有打油诗云：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但‘八’字在这里是个虚数，只是表示其多，”《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的作者张金起说，“从广义上讲，八大胡同是指从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煤市街以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三十多条胡同，这些胡同中有过明妓或暗娼，至少也住过‘八大胡同’中的从业人员。只是上面说的这八条胡同多为一二等妓院。”
清光绪庚子年后，京师巡警厅将内城妓院全部迁至城外，给照收捐，已准公开营业。当时经官方许可开设的妓院共有300多家，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并非只有皮肉生意。一等小班居室内陈设华丽，有的还挂有社会名流的题字和书画挂屏，或者妓女本人的彩色大幅照片。小班的妓女，多有些小性子，也不轻易应人，嫖客必须与妓女相识一段时间后才能在妓院过夜。若是“清倌”，更是老板和鸨母捞钱的钓饵。嫖客除了得经常给清倌买衣料、皮货、珠宝、翡翠等物品外，还需花钱买通老板、领家、佣人、伙计，等到钱花到一定程度时，老板和领家才会开出很高的价钱，把清倌卖身与他。
二等妓院叫茶室，设施跟一等小班差不多，但没有红绿彩绸，也很少有点串灯的。妓女从年龄、姿色、身材、服饰等都比一等小班逊色得多。三等妓院称下处。比起二等茶室，就更为简陋，房子一般又矮又破，室内陈设粗糙，茶具桌椅都十分普通。四等妓院叫土娼或小下处。这些妓院房屋更加简陋、破旧，妓女们容颜衰老，衣着平常，只能靠涂敷脂粉招徕生意。
昔日八大胡同中的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妓院；石头胡同聚集着众多“茶室”，二等妓院；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多散布着三等妓院。在八大胡同里，很少有土娼或小下处，至于“暗门子”和“游娼”更是上不了八大胡同台面，那些生意主要集中在老天桥一带。
八大胡同的妓女有“南班”和“北班”之分。“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姣好，但文化不高。据史料记载，一般王公大人，豪商巨贾，拜倒旗袍下的争先恐后，也算是北妓中很出风头的。“南班”妓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着名南妓，首先北来者，为身后毁誉不一的赛金花。清季南妓北来的，除赛金花外，颇负盛名的当数谢珊珊和苏宝宝。至民国，“南班”中又出现了剑胆琴心的小凤仙，协助蔡锷逃离袁世凯的控制。
八大胡同以西的宣南是士人居住区。吴建雍在《北京城市生活史》中对宣南会馆做了统计，进京赶考的士子会馆主要集中于宣武大街东西两侧的品字形区域，又以菜市口南侧最多，一条胡同就有十几座。他称：“宣南不能说它是一个单身社会，因为好多人是带家属的，有史料记载，做个小京官不容易，拉家带口，生活拮据。另外一方面，进京赶考的士子常常是单身的，一次不中，参加两次会考的时间就是六年，这期间就寓居在宣南的会馆里。因此，宣南是一定程度的单身社会。”
“但不能由此断定士人与八大胡同形成和兴盛的关系，”吴建雍说，“士子一般是比较穷的，不可能经常光顾八大胡同。一般都是在中了举，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之后，才与演艺界形成一种交往。也不能因为一个‘状元夫人’，就说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整体来讲，他们受社会道德的约束，生活还是比较检点的。”
“去八大胡同的一定是有钱人，他们或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经商发了财。一般老百姓是去不起的。另外，清末民初，有一些没落旗人，追求新鲜，也去八大胡同。所以，八大胡同是有钱、有地位、有势力的人物控制的地方。”吴建雍说。
八大胡同的鼎盛时期在民国六七年间。民初以来，军阀割据，战争不断，水旱饥饿流行，很多年轻女子被迫堕入娼门。民国二年，参众两院成立，有许多幕后阴谋和派系斗争，都在八大胡同商议和接洽。议员们在这几条胡同的班子里都有各自的相好，有的议员为周转各种政事，每日要到班子里数次。“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八大胡同变成一个涉及到政治的特殊社交场所。”吴建雍说。袁世凯复辟帝制，筹安会的秘密活动，贿选国会议员等重大政治事件，无不与八大胡同的妓院和妓女有所关联。
《京都旧事》载：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7000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可见八大胡同的盛衰与当时的政局关系之密切。“八大胡同是一个特殊的功能区。”吴建雍说。
“它只能是在那个情况之下的，那个社会环境之下的娱乐场所。也只能是对男人的娱乐。”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袁熹说，“我们没有特别的研究，但我觉得八大胡同从来没红过，它总归是在八大胡同里，在社会上，那时的伦理道德不认为去八大胡同是一件体面事。”日军侵华时，京城各处及八大胡同的妓院数量有所增加。据统计，仅八大胡同内，就有妓院117家，妓女750人。
作为红灯区的八大胡同，终结于解放后一次有计划的突然行动。1949年5月，北京的社会治安状况已基本趋于稳定，一支由公安、民政、妇联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成立，开始了有重点的妓院调查工作。9月19日，北平市出台整治妓女办法：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的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当天下午18时以分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的方式，集中老板、领家；20时开始集中妓女；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当晚，37部大卡车，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名干部和警员出动。3000多张封闭妓院的封条，分发到各分指挥部和行动小组。各个胡同口和妓院大门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封锁。
随后，妓女被送进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院的老板和领家被公安总局警法科关押。1950年《新中国妇女》有文章描述这次行动：“一夜之间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个陷入火坑的姐妹们从此得到解放。”
1950年4月，454名妓院老板、领班全部依法处理完毕，其中罪大恶极的黄树卿、黄宛氏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政府共没收妓院房产168处，共1824 间。在被收容的一千多妓女中，没有性病的只有44人。到1950年6月底，昔日的妓女或者结婚(她们的丈夫大多为工人或农民)，或者被亲属领回家参加劳动，或者加入文艺演出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或者走进工厂成为工人。
每一个行业的产生、存在都有它存在的基础与上下游的产业链条。八大胡同的这一特定环境的产业链可以从已公开营业的妓院看它们自身的经营与其生态圈的互存关系。民国时期只要是经过注册的小班、茶室都是可以公开营业的。
从竖的方面看：在妓院内部，老板、领家、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账、跟妈、伙计、妓女是劳动者。营业项目很细化；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嫖客是生态杠杆的另一端，他们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学生、文人、政客、百姓。从横的方向看：有嫖必有赌、必有烟，必有唱、必有黑(黑社会)、必有地痞流氓，也必有政客、警察等时时处于其周边。可以从一个具体妓院的开办来看这些关系之间的链条。
一二等妓院的投资不菲，许多妓院就是出于其使用目的而建造的。开办之前首先要准备资金，资金可借，可贷，可合股。这就要求老板要去联络钱庄、银号或有钱有势的人，而出资的人则一般以合股的形式加入其中，年底分红。搞到钱后还要找有一定背景的人物。他们往往与军警宪特熟知，从而勾结在一起，保护他们。这种保护费一般是按月收取，也有的年底参加分红。之后就要找领家，领家相当于掌柜的或经理，也有叫鸨母、老鸨、大了的。
这些人大多出身于人口贩子，靠买卖人口获利，转而开设妓院。也有的领家是混世半生的老妓女，她们生活糜烂，好吃懒做，乐于经营此道。经常出入南方各地，买来幼女作雏妓，养到一定年龄，送入妓院接客，为其挣钱。妓院里还有一种人叫“站院子的”，或者叫“大茶壶”。做这类工作的人，一般都穿得都很干净整齐，待客都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另还有账房与打理的下人等，一般一个二等妓院有管理人员七八人之多。
开业之后的第一批客人往往就是地痞流氓，他们会派自己的人假装嫖客捣乱，妓院没有办法了也就只好同意他们做妓院的长期庇护者。这些庇护者也只是起到了不让另外的地痞流氓捣乱的目的，如果出了大事，他们就不行了，所以妓院老板还要找另外的靠山，这些靠山往往是警察局中的头目或当地的有头面的人物俗称“娼门撑头”。
客人的要求多种多样，有的嫖客要吸鸦片烟，妓院会提供烟枪、烟灯。如果没带烟，就要妓院出门去买，一般在同一胡同中都有这种大烟馆，民国后期一元一包。有待的时间长的嫖客还要叫饭，所以每一条胡同中都有不少的饭馆，有的饭馆就在对门。只要伙计按客人的要求送上饭单一会就可送上门。也有24小时营业的小饭馆，这些饭馆多经营熟肉、包子等供低等嫖客食用。一些老人就清楚地记得在石头胡同中部开有一家小卖部，每天顾客不断。
另有一种大饭庄子，如在煤市街、大力胡同中都有不少。有的客人在饭馆里设宴招待朋友，写一张请柬，让黄包车夫到妓院请几个妓女去饭馆陪席，这俗称“叫条子”。黄包车夫最愿意接到叫条子的活。因为除了车费还有不少的小费。他们多整日等在妓院门口或大饭庄门口。
所有的妓女没有不得病的，得了病就只有上妓良卫生检验所。全京城挂牌营业的妓院的所有妓女，都要定期到那里进行检查是否有性病。有了病检验所指定医院，没有病也要在每个妓女的营业合格证上盖章，做为合法经营的执照的一部分。但盖章收费为一等妓女每人每月八百元，二等六百元，而当时人均收入不足十元。
此外还有拉皮条的、卖香烟的、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卖壮阳药的、出租房的，都在八大胡同中讨生活。当今天我们走在这些胡同中怎么也想象不到曾有一个那样纷杂的社会，那么多的行业与人生存在八大胡同这片糜烂而又生生不息的小社会中。
大栅栏地区改造工程中，门面开在煤市街上的掌扇胡同32号受到了保护，这家在二楼山墙上有着“荣丰恒煤油庄”砖雕招牌的北京惟一现存相对完好的煤油庄，由于建筑保存良好，当初设计的防火系统完备，所以在煤市街拓宽时，为它拐了弯。这样的弯在煤市街上总共拐了三道。
就像荣丰恒煤油庄早已不再卖煤油了一样，它近旁的在1913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拿了金质优胜奖章的“聚顺和干果子店”也早就不卖干果了。在改建和保护的拉锯中，煤市街上这几颗仅存的“果子”正在拆与建的尘埃中，孤立地生存着。
现在它们的门面是无数的餐厅、烟酒、五金日杂中的一个，如果说有哪些不同的话，就是周边空气质量更差、不该吸入的“可吸入颗粒物”更多。因为门前在施工。进出这些店面要跳上一个土坡才能走平路。这条被北京市政府列入2004年56项实事之一的煤市街拓宽工程，于2004年12月31日启动，原计划2005 年年内完工的工程，屡次见诸报端。通车时间不断向后推，直至最新说法是2006年年底通车。
这种一次次“指日可待”的工程延期，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原住户还在商讨补偿费用，另一个原因是基础工作没做好，改建中发现了特别值得保护的文物。就像荣丰恒煤油庄那样，在北京尚存的1300来条胡同中，也许只有经“验明正身”的一小部分古建才能在这场大规模的改造中幸免于难。对于孤立单位的古建保护，民间古城保护者华新民认为，这并不是保护。
这位为保卫北京胡同已奔走了9年的法国人，从小生长在北京胡同里，她一再说自己是个中国人。华新民认为自己保护的不是某一条胡同某一座四合院，而是整体的北京文化。没有了沉淀着千年故事的胡同和大量个性不同的四合院建筑，单单保住哪座明清院落，那不叫文化保护。
这位被同道和胡同居民称为“华姐”、说着一口北京话的中法混血女性，为保护胡同的完整风貌，她还策划出不少可操作的方案：有能力的家庭，自行修葺维护四合院的原貌，“用爱它的心把它修好，比花多少钱都更有效”，作家华新民向《新世纪》周刊计算这笔账，四合院的修葺费用一般不菲，几十万的花费可以到银行贷款，修好的院子腾出几间来，给喜欢北京的外国人住，这样收取的房费就能用来还贷。全世界都有这种“家”概念的家庭旅馆。“这种方法北京已经有人在用了，运行得非常好”，她补充道：“两年前我就写了文章，要为奥运准备一些家庭旅馆。”
对于一些修葺费用昂贵的大宅子，一家人又没有那么多资金来修，可以长期租给有经济实力的人，由他们进行维修和保护，他们修好后往往转租出去，修房的人钱就收回来了。租期到时，还给房主的是个非常漂亮的院落。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以及保护方式，正在通过民间途径运作和推广。
“老北京拍记队”的创办者、www. memoryofchina.org中国记忆论坛总执行人张金起在大栅栏一带生活了几十年，这位与“中国记忆北京拍记队”的朋友们用30多万张照片记录下近千条胡同的中年男子带着记者走街串巷时，像个不折不扣的“胡同串子”。宣武区所辖的现存200多条胡同中，他记录下来了几乎所有现存的会馆，这些旧时的 “各省驻京办事处”院落一个连着一个。
贵州会馆因为有云吉班的侠妓小凤仙在这里约会过蔡将军的传说，且规模较大，因而保存完好。但其他诸省的，却没有这样的好运。张金起与他的朋友们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国家可将各省会馆卖给各个省，由该省修葺保护，搞旅游、办宾馆或搞其他开发，可根据各省情况来定。从长远看，还能形成规模化的“全国会馆区”。
张金起说，这些民间方案的提出，都具有普适性并且易操作，易推广。能用于普遍存在这一问题的现阶段的中国，而不只是对北京地区。进行确权应该是保护胡同文化的第一步，对无可争议的房子进行确权，公产的则由国家来做调整，愿留与愿意接受补贴后搬迁的，便可以分流，一个多年来在四合院中加盖棚户的大杂院，交由它的新老主人拆除违章建筑，分由各家管理的院落降低了人口密度，就能恢复它原汁原味的北京风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在此类改建中的出发点：投入还是产出、想赚取巨额利润，还是保护赢得全世界认可的北京文化和文化北京。
中国文化遗产中心的阮仪三在谈到对北京古城文化保护的观点时认为：北京在前两年改建中，在对待旧城原有文化时走进了误区，但却得到了某些方面的赞扬。对于老北京100万处四合院中仅存的1%──1万来处，阮仪三建议先查清家底，不能再破坏下去了。破坏不单单是推倒，还包括改建中出现的伪文化。
“花红柳绿的琉璃厂，就是典型的伪文化，它不是北京文化，只是现代商业文化带来的简单的、不准确的符号。唐以后，民间是不准用红绿色装饰房屋的，因此民间才产生了砖雕木雕等素色装饰。”阮仪三介绍道，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去度古人的审美，伪文化、假古董由此而生。
面对2008年奥运会的倒计时，应该知道外国人不仅要看奥运，还要看老北京。仅仅是黄包车拉着转一圈是亵渎这个城市的文化。对待历史传统除了发掘、保护，还要给它再生的条件，这样北京才有生命力。
在这方面，所有欧洲国家都做得很好。阮仪三以法国为例：100平方公里的巴黎120万人口，承担7000万人口的旅游。整个城市保留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文化遗迹：100多家博物馆，星期天全免费开放。所有房屋，都经过现代化的上下水设施改造，外观上看不出任何改动。而波尔多还保留着罗马时期的酒窖，该地区的水源，也是受保护对象。
整个城市仿佛都生活在18世纪的卢森堡，GDP全球第七位，钢产量第一位。这里保存有历史的形态，却过着现代化的生活。北约指挥部坐落在一座5层的老楼里。面对这种文化与历史的象征，能说它是落后吗？
关于大栅栏地区和八大胡同地区改建与保护的争锋相持已久，相持的出发点已不再只聚焦在拆迁费用上，就像目前每天还在东西两城区燃起炊烟的另外1300来条的胡同一样，相持的元素中，又增加了保护私产的概念。而这些，正是某些人头脑中尚缺乏甚至故意忽视的观念。
古城保护的内涵在保护古城的实务中，一度又一度地争取它应有的外延空间：对现住民私产的尊重和保护、对法律的学习和维权、对保护只限于文物还是文化这一整体概念、现代化徒有高楼的形式还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商业社会的文明是摧毁还是维护人类文明。
半个世纪前，西方国家已犯过追求伪“现代化”的错误，一位叫麦尔的美国人对中国一位低职官员说他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意识到这是个错误。事实上，在现在的中国犯这类错误，就不再仅仅是错误。在抢救中国现存文化古城之时，用经济的力量把一切推倒重来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时隔三年，张金起对他那次找不到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2003年，他回到过去断断续续生活了几十年的八大胡同地区，却发现找不到记忆中通往老房子的胡同入口，熟悉的门楼已不存在，过去的老院子化为一片空地，好在有陕西巷口的德寿堂作为参照物，才从陕西巷经万福巷到石头胡同，再从石头胡同中部向东到燕家胡同，找到自己原来的家。
“从那一刻起，我想记录与见证一个老北京的消失。”《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的作者、老北京拍记队的组织者、中国记忆论坛的创办人张金起说，把八大胡同作为他的老北京图志记录工程之一还是基于这些妓院、烟馆、会馆、名人故居、商铺等正在消亡这个事实。
现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已同意《北京大栅栏煤市街以西及东琉璃厂地区保护、整治、复兴规划》，老去的八大胡同被排在整治的队列中。张金起担心的是在商业运作模式的支配下导致的古老街区的大片地、有计划地消失。
在张金起看来，不能因为八大胡同曾经有过娼妓业史的存在就不保护它，八大胡同不只是一个娼妓业代名词，更重要的它还是老北京商业繁荣区的一个缩影。“八大胡同以及整个大栅栏地区是北京目前保留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座民间历史博物馆，这里的传统街巷胡同、老字号店铺以及会馆、钱庄银号，梨园旧居和保存至今的明末清初格局的建筑，都充分体现出‘京味文化’的特色，而且记录了旧京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多少年来对古建筑的拆除与重建，教给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今天我们认为是障碍是破烂的，要不了多久又成了我们到处找的珍宝，比如北京的老城墙和永定门城楼。永定门城楼从拆到复建也不过四十几年，重要的是它不是真的那个永定门城楼，真的那个永远死了。”张金起说，“而今的八大胡同，面临着同样的险境。”
张金起想用四年时间完成旧北京民间的遗存与现态的记录。于是，从他熟悉的石头胡同拍起。在拍摄与调查石头胡同时，八大胡同这片区域渐渐地清晰起来。在所有的记录手段中，张金起认为只有照片最为真实，但什么是真实，他起初并不是太清楚。三个月完成的第一批照片，只有建筑而不见人。张金起感到，那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记录，“真实的历史记录应当是一个特定时代一个特定社区一个特定时刻的定格。”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张金起对八大胡同进行了重拍，不仅记录下建筑物的门楼、楼梯、扶手和雕花，也记录下一个个事件发生之后的遗存，记录下各种人物在“建筑场”中的活动状态。镜头中虽显零乱，“但那就是北京平民的现实生活”。
八大胡同拍完了，但张金起认为只知道它的现在而不知道它的历史，还不算真正地了解。“‘妓院’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人文现象，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所以我们的目光不能只限于这些‘妓院’本身。再者，这些‘妓院’也不是突然在某一天兴盛起来的，必然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要同时关注它的传承脉系、全盛期、伴生物，它的现状和将来。”从记录八大胡同到关注八大胡同的历史和将来，是张金起在拍摄过程中完成的转变，也是他走上文保道路的开始。
900条胡同，是张金起在随后一年所走过的路。这一年，张金起将镜头依次对准了八大胡同以外的大栅栏地区、大栅栏以东的鲜鱼口地区，以及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个城区。“从前，我只知道八大胡同很美，后来我发现整个大栅栏地区都很美，过了前门大街，我又发现鲜鱼口地区更美，那时我悟到，北京城的老房子一定都很美，我去的只是一丁点。”干脆辞掉工作，张金起订了计划，每天到胡同里转。
张金起越拍越后悔自己觉悟得晚。“晚了十年。有很多古建筑在我想拍它的时候早已经不在了。”张金起举例说：“比如位于骡马市大街路北的妓女检治所，一座非常漂亮的三层小洋楼，在我拍八大胡同的时候已经拆了，所以我写八大胡同的时候找不到它的照片。”
在对这些消失的古建筑扼腕惋惜的同时，张金起也开始思索一条文保之路。《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尚未付梓，张金起就开始了专职的对老北京旧城区的有系统的拍摄，并于2005年6月组织了老北京拍记队。“拍记”是张金起创造的一个新词，意思是“拍摄与记录”。“拍记”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北京城的建设与古都风貌的保护”。张金起说：“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保护，保护之力用尽后就是记录。但考虑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我们并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必须走先保后拍的道路，也可以先拍后保，但作为一个‘草根组织’，我们强调的是先保后拍。”他提醒人们意识到“拍记”也是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
（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