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杂志风骨

1. 《新青年》：从欲救亡先启蒙到救亡压倒启蒙。开创一代先河的《新青年》走过了叱诧风云的7年历程。这样一本集合着当时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杂志；带着启蒙、民主、科学、和乌托邦，“《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

《新青年》后来的政治转向，于陈独秀的北京同仁而言，是遗憾的；但是这个时候，《新青年》从另外一个角度担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大旗。在致力于思想启蒙的北京同仁不再为其供稿的时候，周氏兄弟的坚持让当时的人们也找到了一丝慰藉。不管怎样，《新青年》所遗留下来的最初目标我们还没有完成，在如今的中国社会，一方面，致力于文化思想启蒙来推动国民素质，以及民主进程的文字，因为缺乏噱头和炒作，很难得到人们的青睐；另一方面，积极大谈的民主时尚，又缺乏必要的功底和判断能力。《新青年》开创的杂志风云，或许在后人的眼中，只是一种难以企及的追寻。


2. 《语丝》：相忘于江湖的同仁再次聚首，延续着自己力求思想启蒙的追求。将副刊做成超越新闻版而闪耀光芒的孙伏园，因为坚守独立与自主，终究从其辉煌的阵地—— 《晨报副刊》离开。1924年11月2日的东安市场开成豆食店，聚首的那一批志气同仁，是怀着怎样的理想和心情，启动了《语丝》的序幕？

“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同样近7年的时间，同样的爱护与关注，不管是林语堂、周作人与鲁迅激烈的论战，还是俞平伯与郑振铎君子争论；不管是彼此矛盾以至顾颉刚、钱玄同的抵抗，还是政治、同仁、商业的纠缠；我们看到的是，在这样一个亲切之名杂志的背后，包容着多少自由的论争，和最后如送战友般的结束，期间渗透着一种直面内心和现实的呐喊与彷徨。美丽故事的开始标志着灵魂斗争的倒计。但终究是一片绚烂天地。


3. 《新月》：从左翼鼓噪的钟声中，脱颖而出的清新飘逸。从创刊号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的编者名字，我们就隐约感觉到了这本杂志的气质。“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高举着右手的裸体女子，一种唯美与爱恋的纠缠或如浓汤，或如蝉翼般地向你袭来。

坚守纯粹文学的纯灵，在当时激烈的年代，带来了无数的非议。不管观点是否正确，就从鲁迅与其创作者点名道姓的论争，也使得我们现在看来饶有趣味；而胡适诸如《名教》、《人权与约法》等对党国的非难，以及罗隆基诸如《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对时政的激烈炮火，说明了这一批“阴柔”的知识分子的骨气。与左翼的磕磕碰碰，是时代的必然；被当局最终查封的结局，以及主创办刊观点的冲突，这一轮新月最终落沉。但是我们从最后叶公超的坚守，还能体会到那一份杂志人的感动。突然消失的《新月》，终究留下了淡淡的光痕。


4. 《生活》：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周刊”，如此辉煌一举，传阅九州，《生活》缔造了一个传奇，而其缔造者邹韬奋自己缔造了自己的传奇。这是一个纯粹的杂志人，一个坚守的言论者，俞月亭在《韬奋论》里说道：“韬奋从1926年10月接办《生活》周刊，到1944年病逝，18年中，除却6次流亡，实际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不到12年。而其中，主编《生活》周刊的时间将近7年”。

“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初期不尽人意的现状，在走韬奋不懈的奋斗和精明的经营里逐渐举起了《生活》的大旗。一如地独出心裁，一如地把握读者，《生活》周刊在新闻界里，缔造了品质和销量的神话。贴近民众的责任感，使得《生活》更加展现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和为民说话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 “依最近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

对贪官腐败的揭露，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对抗日救国的宣传、对无力人民的关怀，《生活》周刊的责任和理性树立起一种杂志的榜样，在政府当局加以控制和打压下，《生活》犹如现在读者的“翻墙”，通过各种手段，在禁止邮寄的指令以促其衰亡的当局控制下，《生活》在读者的热心帮助下，绕过军警监视，继续履行着自己的使命。《生活》周刊的“屡屡出轨”，使得其终究面临了被停刊的命运，在《生活》最后一期——1933年第八卷50期上，胡愈之执笔《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的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

为《生活》的精神延续，为自由言论和民众诉求奋斗不息，原是实业家，因《生活》而与邹韬奋结下深厚友谊的杜重远再次举起《新生》的大旗，来继续《生活》。可是正如《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作者周为筠在书中所说：“一个敢于直面现实政治的刊物，最终会因触犯当局而被强行封杀，这是每个专制时代难以逃脱的命运”，《新生》光芒出现就被查封，杜重远被投入大牢。

在《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里，作者记载：“远在美国的邹韬奋看到《新生》事件消息后，满是惊愕和愤慨，当即决定提前回国去安慰战友。当年（1935）年8月轮船一道到达上海，邹韬奋上岸未及与迎接他的好友交谈，就赶去监狱探望杜重远。两人相见不胜悲愤，四行热泪往下直流，话在喉咙里都说不出来……”

这样的杂志，这样的新闻人。如今还有吗？


5. 《独立评论》：独立精神，笔墨报国，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知识分子独立论政，文人书生文字介入。在“九一八”事变后，以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为首的知识分子，率先以《独立评论》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抵抗政治强权，呼喊自我观点。

胡适回忆：“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在《独立评论》的创刊号上，胡适为文到：“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人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这样的态度和宗旨，当然又会被当局压制。在杂志受到一波又一波来自政府的打压下，《独立评论》毅然决然，不甘屈服。而且《独立评论》的独立思考，很多意见和政策也被当局采纳；当然，这并不能表明你在触及其利益的时候，他们会“网开一面”，曾批评广东政府的《独立评论》被两次禁销，因张熙若一篇《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而导致冀察政务委员会派警察封杀等，最后，随着北平沦陷，《独立评论》被迫停刊。在抗战胜利后，针对友人提议重办《独立评论》，胡适的回答用在当下似乎也更是贴切：“不可能了，那本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了。货币价值天天变动，文人个个穷到等米下锅，写文章是为卖文吃法的，所以篇篇文章须出稿费。……我们无法子再办一个真正‘独立’的刊物了”。

我们无法子再办一个真正独立的刊物了。


6. 《观察》：引用《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作者对此杂志的叙述——“自由主义的啼血悲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当著名报人储安平在抗战胜利后的动荡岁月里，铁肩担道义的时候，这本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纵横驰骋”的周刊，似乎就是一个明知前路艰难万千，却依然矢志不渝的勇士。

学富五车，本可宽裕一生的储安平，为了其一生的理想和新闻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1946年筹办《观察》周刊时，这样一位纯粹坚毅的新闻人，抱着一种稍许天真的执着：“中国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有这么一大群自由思想的学人，他们可以说话，想要说话，需要说话，国内却没有这样一个能让他们自由说话的公共平台。这些学人大多数能超然于党政争之外，只要一本新刊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自然就可以获得众多的作者和读者的青睐”。

在1949年9月1日，《观察》周刊创刊号上，我们看到一派大好气象：王芸生、傅斯年、冯友兰、费孝通、钱锺书、杨绛、萧公权、刘大杰、马寅初、宗白华、梁实秋、伍启元、柳无忌……，这些名字，比《建国大业》的演员阵容不知强大到哪里去了，一本小刊物，创刊始，就聚合了国内当时第一流的学者专家六十多位，不可不谓之壮观。

尊重独立发言精神，批评时政与思想启蒙相结合，使得《观察》周刊如一缕清风，罄人心声。不同观点和意见在这里自由争锋，如三国风云，如百家争鸣，独立和包容，自由和超然，在这里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彰显。

在国民党撤销民盟等打压自由主义的行径上，《观察》掷地有声地加以批驳，为了独立和自由，不依傍任何党派，《观察》陷入经营困难，但是储安平一如既往地坚持，并劝说当局要容忍自由言论，并表明自己的良苦用心：“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主义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

如今，对于《观察》周刊，有着不同的评价，包括在当时，胡适等，因为和储安平自由主义看法的差异，也有过争论。但是不管怎样，《观察》周刊坚守的自由和公正，还是极具气魄和胆识的。终于，这样一份杂志，在1948年12月因“攻击政府，讥评国军”被查封。自由主义悲歌啼鸣至此。


7. 《良友》画报：“良友遍天下”，自创刊之日起，就风靡全国，每期销量均以数万计，甚至在国外也销量不菲。这种大地域、大读者群的辉煌，在《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里说，连美国《生活》都难以企及。除却《良友》画报的贴近民众和我们对其的一般印象，其实，《良友》并非单纯消遣之读物，如《杂志民国》一书作者所言：“出版业可以保国育民，印刷业可以强国富民，《良友》要实行这些救国良方，改变外国人眼里小脚女人和长辫子男人的东亚病夫形象，要普及教育，发扬文化，构成一个现代启蒙的价值体系”。

本来是如此风格的《良友》，在左翼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也未能脱离与其的密切关系。自郑伯奇接管后，《良友》在编辑思路上，开始散发着左翼革命气息。甚至在抗战爆发后，《良友》刊出了《到延安去》。这自然引起了当局不满，在“八一三”事变后战事爆发的双重影响下，《良友》于1937年被迫停刊。随后迁往香港，继续重新发行；因为香港的自由环境，使得《良友》更加受到日寇和当局的压制，随后，《良友》元老马国亮辞职，画报开始走向没落；虽然在39年，《良友》在上海继续复刊，但由于依然宣传抗日于41年被查封；42年日本欲借助其影响力再次同意复刊，但《良友》不屈从迁至桂林，最终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后来由于创办人伍联德以海外版名义重新出版，其后又由其子继承父业，到改为网络版，《良友》虽然余音未去，但是，他所带来的民国时期的珍贵回忆，已经只能飘散在历史的碎片里。


8. 《东方杂志》：作为创刊于1904年，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的《东方杂志》，是旧中国生命最长的一份杂志，绵延创办达44年之久。这使得《东方杂志》犹如一个历史记录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史。

关于《东方杂志》，张元济，是我们走进其的一个核心人物。作为曾受光绪赏识的维新党人，26岁高中进士的张元济，因为参与变法被革职，随后他来到上海，致力于学术传播和思想教育。他引进西学，组织翻译了一批外国学术著作，如林纾的《茶花女》、严复的《天演论》；还进入商务书馆，创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声明煊赫的杂志。

“本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东方杂志》就有利用发扬东方文化和精髓，与西方对抗的姿态。《东方杂志》不仅广泛传播东方文化，还关注时事，但是，张元济，有一种所谓商人的精明，执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对现实和政治的了解是高于一般人的；以至于《东方杂志》既能表在其刊物思想，又不过于激进，在风云变幻中宠辱不惊，历程长远。在孟森、以及后来的杜亚泉接手下，《东方杂志》转变了以往无所不包的“大杂烩”风格，而更加关注时事变化，和学理的探讨研究，这使得《东方杂志》达到了其辉煌。

在当时变幻的历史环境下，关于这样一本延续如此长时间的杂志，不是三言两语，或者某些具体观点所能概括的，但是《东方杂志》所坚守的文化多元，以及必要之时的，具有魄力的大手笔改革，是其长时间编辑思路中的一个坚持。

杂志民国里的时代，民国杂志里的思想；很多是我们今天都无法企及的，那些飘散在历史中的碎片，那些浸透着文化和思想，饱满着精神和气质的风骨，令人向往不堪却又难以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