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端午节刚过,有幸与屈原同为楚人的山哥原本也有心写点什么,可是一则由于工作上的杂事缠身,二则万维网藏龙卧虎,就我所知,至少网友小百合就是在国内屈原文学的研究生出身,故此不便班门弄斧。不过最近读了几位的有关博文,颇受激励,觉得有必要谈谈对于这位中国和东亚文化巨匠的浅见。
屈原是前4世纪至前3世纪(战国末期)楚国贵族政治家,文学家。他作为中国最早最伟大诗人的地位大概没有人有异议。在他之前数百年,虽已有著名的诗歌总集“诗经”问世,可诗经上百位作者绝大多数多数都不可考。诗经中收纳的“国风”,有十五國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可是里面却没有楚风。楚虽大国,但在当时很多人心目中依然是蛮夷落后之地。当屈原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等横空出世,且光泽千秋后,没有人再怀疑2300余年前的南楚之地,早已有不输黄河流域的高度文明。
作为楚国宗室贵族政治家,屈原不幸生活在腐败衰亡的楚国。他早年曾获楚怀王重用,官至三闾大夫和左徒,大概相当于当今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吧。他在对秦国斗争的重大策略等方面的确体现了他过人的才干胆识,可惜受到嫉恨和排挤,后来被楚王疏远,最终因不同政见而遭受流放。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首都郢都,屈原在流放地今湖南汨罗一带闻此噩耗,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作为爱国诗人受到质疑,我想不外有如下原因:
1.对屈原作为楚国杰出政治家的作为和品德不够了解。屈原主管外交事务,在战国七雄之间处于最后搏斗的阶段,他清楚地了解强秦的野心和巨大威胁,主张联合齐国对抗秦国。可是楚王和楚国高层却受到纵横家张仪的贿赂和欺骗,背弃齐国交好秦国。愚蠢的楚王和楚国一步步陷入灭顶之灾。屈原眼见自己的真知灼见得不到采用,自己反而获罪,悲愤到了极点。其实100多年后的贾谊也叹息屈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他若效法商鞅,张仪等人一样,脱离祖国,投奔求贤若渴的明君,肯定会获得秦国的重用。可是屈原选择了洁身自好,杀身成仁,成为后世忠君爱国的楷模。
2.对屈原作品里的爱国内容不够了解。屈原的作品中有大量讴歌楚地河山风情的美文。他在“国殇”中对楚国阵亡将士“首身离兮心不惩”和“魂魄毅兮为鬼雄”的英雄气慨的赞美,激励了后世多少英雄豪杰为国慷慨捐躯。如果屈原不算爱国诗人,古今中外还有谁能佩得上被称为“爱国诗人”?!你可以争辩说屈原“君国”不分的时代局限性,可是在古代的体制下,谁又能够把二者割裂开来呢?
3.对屈原的流放生活与屈原诗作之间关系不够了解。屈原不只是忠君爱国,他也真真切切地热爱楚地人民,珍惜南楚大地上古百越族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和价值。最后一点常常被很多传统的评论所忽视。
作为有成就的先秦屈原文学和楚文化学者,家父曾多次满怀深情地向山哥介绍他所认识的屈原。楚政权源自长江以北的汉水流域,原本有着较多中原文化。对于生活在沅水湘水之间的南楚大地的古百越族(现代南方苗瑶等族群的祖先),楚国政权原本也是外来征服者。屈原被流放至此“蛮荒之地”以后,和当地民众水乳交融,收集整理了当地许多神话风俗,以及民间信仰,充实到他的伟大诗篇里。如“九歌”里面就真实地反映了南楚人民的巫文化信仰和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等,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等近期考古发现十分吻合(家父的一些有关论文曾在台湾同行中受到较好评价,我想也绝非偶然)。
屈原真切地珍惜热爱楚国人民,民众在他投江后悲痛欲绝,长期纪念便十分自然了。当然,屈原这么作也许有他的政治目的:他希望自己能够替楚王分忧,毕竟团结联络民众也是爱国救国的重大策略。
总之,屈原成了2300年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楷模便不奇怪了。他的影响早就超越了中国国界,至少整个东亚地区的人民都对他熟悉尊敬。1972年当田中角荣首相首次访华时,毛泽东便把屈原的“离骚”线装本作为礼品送给日本客人。田中也满怀尊敬地双手接过,这历史的一幕,山哥终身难忘。
端午节吃粽子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南楚大地上出生长大的山哥永远为此骄傲。但对山哥更大的激励来自屈原人生路上真理和信仰的不懈求索者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