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回忆已经写了好几年了，一直存在我的电脑里，时不时调出来读一读，以解我对二叔的怀念之情。
我二叔一直是我景仰的长辈，这一部分自然来自于父亲对他的不吝赞赏，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他已有的名望。从小我就知道我有一个了不起的二叔，但是他究竟怎样了不起，我们却无从得知，也从来没有想起过要问问父亲。父亲和二叔在世时有许多机会可以问却也从来没有问过。后来二叔去世后才从一些公开发表的回忆纪念文章上，断断续续地知道了一些。
二叔是我父亲唯一的同胞兄弟，从小随祖父母一起在天津长大，后来又都被送往京城读书。可是父亲天性爱玩，活泼好动，聪明但不好学；二叔却是个勤学上进，胸有大志的人。祖母得病后父亲辍学随祖父母回乡，而二叔却想办法进了西南联大主修经济。因各种原因，二叔最终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却在那里接受了左倾思想的熏陶，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依靠老姑父张季鸾的关系，二叔在二十岁的时候就进了大公报当记者。虽然张季鸾是同情国民党的，但因为他的包容和开明，二叔得以在大公报一直为共产党代言。二叔在全国解放以前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而名声在外，和其他党外进步人士一起曾为共产党最终取得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也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和有识之士。周恩来夫妇就是他在那些年做记者时认识的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解放后二叔被安排到人民日报任职，做了很长时间的国际新闻和国际评论而广为人知。文革时期，他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冲击和迫害，曾被关进牛棚，下放干校劳动改造。改革开放后，二叔回到人民日报继续他的报界生涯，曾主持开创人民日报海外版。他的朋友圈里，声名显赫的文人墨客占多数，如夏衍，郭沫若，唐喻，吴祖光，黄苗子，徐迟，丁聪，黄宗英等等，都是些让我等平民百姓仰慕不已却不可企及的名人。
小时候二叔家是个令我向往又感觉神秘的地方。九岁那年因父亲调动而举家从天津南迁。途经北京的时候，我们曾在北京停留数日。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外祖母的家里，记得在父亲的安排下，我们曾经在一天晚上造访过二叔的家。除了记得如何兴奋如何紧张之外，什麽印象都没有留下，甚至二叔二婶长相如何，家里什麽样子都不记得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了避免互相牵连，二叔和父亲曾一度失去了联系。
第二次拜访二叔家是在高中毕业前夕，那时文革到了后期，父亲已经落实了政策，二叔也开始重新出来工作了。那一次同去的有姐姐和舅舅家两个表哥的女儿。我们当时都还是不太懂事的孩子，姐姐算是最大的，也才十七岁。现在想来没有大人领着，一定非常冒失和失礼吧。记得没见到二叔，二婶给我们沏了茶，拿出了糖果招待我们。不知为什麽，现在回忆起来，二婶当时说了什麽，面貌如何都已经没有印象了，却只对二婶给沏的茶印象深刻。那是一种淡绿色的茶水，盛在绘有国画的奶白色的茶杯里，看上去有些黏度，喝起来满口留香。即便现在想起来，那种香味还记忆犹新。现在的我，已经有了很多茶的知识，也品过了许多种名茶，可一直都再没有品到过那样的茶香。
再去二叔家就是多年后上大学的时候了。那时我正经历着感情上的失意，郁郁寡欢，就和父亲说不想回家了。于是父亲提前和二叔打了招呼，告知我要在北京度暑假。放假后，又在学校里滞留了两个星期后，独自一人上了北去的列车，在晚饭时分突然出现在二叔家的门前。那几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我二叔，他比我父亲高一些，脸盘比父亲的长一点，眉眼和父亲很相像，头发也不很浓密。因为是在家里，又是夏天，那时还没有空调，电扇还不足以驱暑，二叔穿得很家常。所以和我心目中的二叔相差甚远，光环没有了，幻觉没有了，他只是我父亲的弟弟，我的二叔而已，一个普通的老头，面目慈祥的长者。那个暑假除了去看望我母亲家的亲戚之外，我一直呆在二叔家里，断断续续大概一月有余。白天二叔一家人都要上班，只剩下我一个人，除了每天读些外语以外，就是在二叔的书架上找书看。那个暑假我读了好些书，已经记不得是哪些书了，只记得有些书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有些书是我见过却一直没兴趣读、但是这次二叔建议我读的。到了晚上他们快下班的时候，我就开始捡绿豆熬稀饭。二叔的胃不好，曾动过手术，晚饭吃得很少，喝粥对他的身体很有益处。二婶对稀饭也是独有情钟，所以我熬的稀饭总是很受欢迎。那时二叔在家是个少言少语的人，喜欢一个人读书或研究桥牌。饭桌上是能听见他说话最多的地方，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国家大事和时事政治。很少听到他们谈论家长里短。二叔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人，总是不卑不亢，既不喜形于色，也从不动怒发火。这和我的父亲非常不同，所以我开始不是很习惯，也就很拘谨，但是很快就让我感觉到了他的细心和关照。刚到二叔家没几天，就因为洗头后吹电扇得了感冒，发起烧来。二叔下班回来发现以后，即刻返回报社去为我拿药，当晚嘱咐我服药休息，这让我倍感温暖，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于父母之外的血缘亲情。二叔工作很忙，除了周末，每天早出晚归。除了晚上在一起看电视新闻以外，我们很少交谈。但是后来我有机会和二叔一起看了一场电影。那是二叔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票，只有两张。可能是朋友送给他们夫妇去看的，因为我是客，二婶让给了我。二叔是直接从报社去的，我到的时候二叔正在电影院门口等我。到电影开始的时候，我才知道是好莱坞电影《魂断蓝桥》，那是当时在公共电影院里根本看不到的内部电影。电影开始以后，我很快就忘记了二叔的存在，被凄美的剧情吸引住了，感动得流泪不已，也不知坐在邻座的二叔发现了没有，发现了之后怎麽想他这个刚谋面不久的侄女，也就不得而知了。那是我在二叔家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也因此跟二叔慢慢熟悉了起来。后来我又去二叔家访居过许多次，出国前还住在二叔家里等签证。出国后的前些年每次回去探亲第一站总是先到二叔家去报到，然后再回家看父母。
听说二叔二婶都曾经是抗战期间很活跃的记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见识他们文章的风彩。认识二叔后二叔已经封笔了，只读过他在晚年撰写的关于我老姑父二三事的回忆录，还是堂姐夫代为整理的。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学语言当作家，考大学前也有过写作和创作的经历。但是阴差阳错的，大学上的是化学，硕士博士一个个的读，不是化学就是物理。记得父亲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和二叔提过我从小就有写作的理想，可能还狠狠地夸了我一番，希望他能得便教导教导我。二叔却回答父亲说：“从她给我们写的信里没看出有什麽特殊的才华呀”。从父亲口里听到二叔这个评语，给我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很久以来，我都不敢卖弄，老老实实做我的理工科。甚至每次给他们写信，都战战兢兢的，因而更加生硬而无趣。
父亲去世前回国探望时，还是二叔顶着夏日骄阳亲自到北京站排队为我们提前买好了火车票，那时二叔已是七十四岁高龄了，完全可以托他的学生跑一趟，或者用记者证得到不排队的优惠。可是二叔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也不愿随便占公家的便宜。父亲过世后，二叔携带着墨迹未干的挽联独自前来吊唁，是我把他从火车站接到家的。站在父亲的遗像前，二叔三鞠躬后脸上已是泪眼婆娑。那是我第一次见证了二叔和父亲的兄弟之情。当我几天之后给二叔打电话时，二叔的一声“喂”竟让我感觉父亲又回来了，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兄弟二人在许多地方是如此的相像，也让我感觉到从今以后二叔就是我能够找到父亲记忆的唯一的长辈了，因而也更增加了一份亲切感和责任感。但是九三年一别转眼就是九八年了，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居住地从欧洲转到了加拿大，家里又增添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牵住了我的人也牵住了我的心。当时我只有两个星期的假，主要是送双胞胎儿子们回国，并准备寄养在他们的奶奶家里。所以是匆匆来匆匆去，只和二叔呆了个把小时。看得出，二叔随着年事增高，人变得很温情，话也明显多了起来。谈家常问近况，亲情流溢；讲国家国际局势，侃侃而谈。这一年年底，为探望小儿又请了两星期假，仍然是来去匆匆。仅隔半年在北京再见到二叔，二叔家里装修一新，比以前更敞亮了。但是二叔的头上却裹着白纱布，头顶上罩着一个瓜皮小帽。他告诉我前些日子摔倒了，头摔破了，还缝了几针。除此之外二叔看上去没什麽大的变化，仍然头脑敏捷，谈锋甚健。那一次，我能感觉到二叔见到我很高兴，很亲的样子。二叔言谈之中希望能和我多聊一聊，我也感觉到了，却由于还有其他的人要见，没能久留，现在想来满是悔恨。九八年再次离国后，六年未归，也就再也没能见过二叔。中间接到过二叔的亲笔信，这是很不常见的。可以看到二叔的笔迹潦草，其间有颤抖的痕迹。知道二叔身体不好是二零零三年初，心里很惦念。无奈刚刚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没有假期，后来又是SARS在中国肆孽，几次想走都没能成行。一直以为还能再见到二叔，可二叔还是提前走了。二叔是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号走的，听到噩耗，悲痛和悔恨交织在一起，很久不能平息。我和在多伦多的姐姐托在北京的朋友送去了花篮，以示悼念和哀思。后来几次归国，由于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又不愿意给二婶一家添麻烦，一直都没有机会去看看二叔，一想起来心里就非常不安。每逢清明或者二叔的忌日，我都用我自己的方式在这异国他乡给二叔送去平安的信息和我心中的祝福。我希望有一天能在八宝山二叔的墓前点燃一束馨香，告诉二叔我们对他的爱和思念，为二叔送去我们迟到的祝福。祝愿二叔能和祖父母及父亲在天上重聚，尽享在世时没能享受过的天伦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