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及好的跟贴: [原创]中国诗歌的理智出路
棵子 于 2010-8-9 19:46:5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水淹死了鱼”的启示
棵子
在许多人看来，哲人是智慧的象征，而诗人是浪漫的化身，前者擅长于理性和智力，后者则以感性和抒情取胜，哲学与诗歌似乎成为了泾渭分明的不同领域，而理性与感性似乎成为了它们“不可得兼” 的鱼和熊掌。可悲的是，中国诗歌就成为这样一个惯性思维的牺牲品。中国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歌传统源远流长，但中国诗歌历来侧重于感性和抒情，而对理性和智力则不屑一顾。此种“重情抑智”的诗歌美学正与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政治美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重农抑商”的政治美学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沉溺于“重情抑智”的诗歌美学也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以诗歌当作宗教来告慰心灵的中国士大夫，此后每津津乐道于牧歌园林式的浅吟低唱，而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则“不求甚解”或“漠然视之”。在此种政治、文化严重失调的背景里，长此以往，中国不仅社会经济严重滞后，社会文明也严重落后，至19世纪中期，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在“任人宰割”的屈辱中只有踏上“西学东渐”的求生道路，东西方文化自始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思想大碰撞。此后，中国的先贤们前赴后继，逐渐找到了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根源，并且振臂高呼，打开了光怪陆离的“西化”之门。至此，现代思潮的介入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中国有幸成为了接受现代主义思潮的一员。这一思潮反映在诗歌上，就是西方现代诗歌在中国大陆上的广泛“移植”，——在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中，中国诗歌终于砸掉“黑暗的铁屋”，突围到一个相对自由的白话文领域，从零开始，迅速踏上全新的探索征程。作为杰出的探索者之一，郑敏提出了“诗与哲学是近邻”的诗学观念，为中国现代诗歌摆脱感性的藩篱和抒情的局限，向理性和智力的诗歌世界进发提供了明亮的航灯。
以上这些“历史回顾”是我在看见苏一刀的小诗《水淹死了鱼》之后情不自禁想起来的。在《水淹死了鱼》里，苏一刀赋予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以“哲人”和“诗人”双重身份，而此一殊荣则来自于这个小女孩在第一次跟随父亲出海时，她在海面上看见一条漂浮的死鱼，因此 “面对大海惊呼：水淹死了鱼”。这一“惊呼”无疑是这首诗最大的闪亮点，它在违反生活逻辑的语言叙事中企图为生存的荒谬（死亡）寻找终极关怀（真相）。不庸置疑，在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眼里，世界是单纯的，死亡是简单的。一条鱼在大海里死掉，漂浮起来，被小女孩看见了，她情不自禁面对大海“惊呼”，“水淹死了鱼”，鱼的死亡方式（真相）似乎一下子被遮蔽掉了，最后只剩下一股强大的视觉冲击波，一股来自语言内部力量的视觉冲击波，让我们情不自禁感受起“生存的荒谬”来，同时更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哲学问题：死亡是否存在着真相？
死亡是否存在着真相？在《水淹死了鱼》，苏一刀并没有立刻为我们出示一条可靠的解读线索，他只是通过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为死亡真相作另一种解读。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死亡解读恰恰违背了生活逻辑，这也是这个小女孩之所以“惊呼”的缘故。根据常识，水本是鱼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鱼需要依靠水来养活自己，但在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眼里，水却成为了“淹死”鱼的凶手，如果你是“常识”的绝对拥护者，那么你绝对不会相信“水会淹死鱼”。问题是，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她“只有五岁”，天真单纯，尚未成为“常识”的俘虏，她倒如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向“常识”发出了强烈的质疑。至此，在“常识”与“反常识”之间，真相隐藏了，“反常识”取得了相应的话语权，“常识”的霸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我们应该知道，“常识”并非“真理”和“真相”，它只是大众认可的生活经验的一种总结，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而“反常识”的发现有时恰恰对应创新的真正涵义，也正因为如此，它更接近“真理”或“真相”。因此，当“只有五岁的”小女孩一旦惊呼“水淹死了鱼”时，诗人随即对她进行“哲人”和“诗人”的身份指认。而且，“这是哲学的深度”和“诗的境界”。这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就在“浑不自觉”中完成了哲学与诗歌的审美对接。这一审美对接意义非凡，它就是“诗与哲学是近邻”的文本见证之一。在诗歌的创作当中，只有感性（抒情）和理性（智力）实现高度统一，才堪称上乘之作。而掀开“常识”的外衣，让语言发光，照亮事物的内核（真相），则是诗歌所要解决的最高精神事务。
诗歌，甚至说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没有什么显著的作用，像鲁迅所言“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从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尤其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几乎把诗歌当作宗教来看待的民族来说，因为诗歌的存在形态对整个民族的文化思维和民族性格具有巨大的塑造性，诗歌的品格及其发展就显得意义深远了。中国诗歌的传统源远流长，但它一直处于“重情抑智”的诗歌状态之中，在它的情感支配下，创新思维得不到肯定和推广，士大夫们大多沉溺于“庄禅之道”，修心养性，怡然自得，渐渐老死，于社会发展无功。如果在我们的诗歌传统中注入适当的“理性和智力”，诗人面对世界时或许将会呈现另一种积极或抗争的精神面貌，或为终极关怀而呼吁，或为终极价值而受难，久而久之，一个民族的文化思维得到极大的解放，创新意识得到无限的推崇，那么，慢慢地，这个民族无论在文化，教育，还是在科学，科技等领域都会得到巨大的发展。中国现代诗歌经过近百年的探索，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的传统（郑敏观点），但早已踏上了自由发展的康庄大道，诗歌质量越来越高，如《水淹死了鱼》，它让我在阅读的第一时间不禁感到惊喜。
2010年8月4日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6382033&f=w&ctid=2349&page=1)
回帖人：燕歌行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8-10 11:05:59 第 7 楼 凡是希求以哲学来代替诗歌的，无一不归于失败，西晋的“玄言诗”派就是一个例子。诗的音乐性注定了它是歌唱的、咏叹的、感情的。然而卓越的诗歌，不能仅仅是叙述、倾诉，还必须引人深思，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因而它必然又是哲学的、含有理性成分的。
好诗应在叙述描写和感情抒发中体现出理性与哲学的思考，暗示出深长的道理，而不是直接讲述哲学，成为哲学议论。如果哲学能直接代替诗的功能，你何必做诗？还要诗人做什么？因此，一首重要的（不是平常的）诗作，在它的境界、语言的美中，应该体现出哲学的深度。如果直接议论，讲述哲学，即是它再正确，也是蹩脚的诗。
故而，哲学不能代替诗歌的倾诉、咏唱的功能。诗歌是理性与情感、思考与抒发的交融一体后的产物。说中国古代诗歌只有感性与抒情，那是因为你读得太少！就我来看，大诗人中，屈原的诗，阮籍的诗、陶渊明的诗，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的诗歌，都是感性与理性的最佳结合。
维护诗歌的可感性、形象性、音乐性，恰恰是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 。
老诗人郑敏不仅仅提出“诗歌与哲学是近邻“，而且她还提出：与半个世纪以后，因受解构理论的触动，猛然回首，发现汉文化的难以匹比的丰富；懊恼大半生都在汉文化传统的自我否定的批判中度过。“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力量悄然支配着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于是开始从轻视中国文化的咒语中解放出来，清醒地认识到古今、中西实系互补，而非对抗。（见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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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右耳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8-10 11:54:49 跟贴回复： 第 8 楼中国新诗诗人维徐志摩、戴望舒、海子、顾城、郭路生几位而已，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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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燕歌行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8-10 11:58:50 第 9 楼文章提交者：右耳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中国新诗诗人维徐志摩、戴望舒、海子、顾城、郭路生几位而已，越来越少
这种说法太偏狭，是某种宗派主义小圈子长期宣传造成的。回复 | 引用
回帖人：燕歌行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8-10 12:25:17 第 10 楼 倒是顾城、海子这一路的诗，严重脱离了中国的文化的根，远离中国当代的社会生活，成了国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风的汉语版。回复 | 引用
回帖人：雪舟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8-10 14:48:51 跟贴回复： 第 11 楼 与天地同悲的诗圣
雪舟
杜甫是世界诗坛最关心底层人民疾苦的诗人，也是个命运最坎坷的诗人。民族与个人的双重苦难，加上“下笔如有神”的才气，使他单当了用诗歌记录历史并使之不朽的责任，而他用诗歌记录历史，具有更多的“秉笔直书”的品格，所以他笔下的历史更加真实，更加生动。这是中国之幸，有了这样一位超凡入圣的诗中太史。
杜甫伟大性格是多方面的，与生民疾苦休戚相关，是主要一面；对自然、山川、田园的眷恋，对艺术的执着与颖悟又是一面；对险恶仕途的冷竣剖析又是一面，对此，他有直入本质的洞察，发之为诗，即为不朽之经典，“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我以为这几句诗是中国数千年至今，知识份子依附专制政体的总结性写照，是千古同悲的士子悲歌。
裘马清狂的青年杜甫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时，有一种政治上的期望与抱负，以后穷愁潦倒，未能“致君尧舜上”，但这壮志却在诗之王国里得到了充分的实现。盛唐诗坛，他与李白双峰并峙。李仙逸之气，天然之姿，磊落之质冠绝古今，发而为诗，多为神奇仙灵之绝唱，“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的佳篇；杜甫则恢宏博大，沉郁俊拔兼而有之，每赋一物、一景、一事皆多精妙，富哲理，含人情。李杜在艺术上有相通之处，又各有特色，中国文化不能二者缺其一，缺一将要减色三分。
自古以来，尊李抑杜，抑李尊杜，聚讼不休，实际都是出自评判者本人的兴趣和好恶，更关乎评判者本人的学识才力，总揽尊抑之争可说卑之无甚高论，大多失之偏颇，至于郭沫若老先生之抑杜尊李则已到了不堪的地步。郭老在成都杜甫草堂撰的联语：“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对杜评价极高，但在“文革”中，写《李白与杜甫》一书，圣哲却成了压迫农民阶级的地主孝子贤孙，这南辕北辙的转折与反差，客观上是在威与利双重牢笼下作的违心之论，主观上或许有逢迎旨意的心态，但无论何者，都可以揣想到郭老当有委屈为奴的万般无奈，一种为政治所累的悲哀，而政治，在中国往往又不休不止地制造这种悲哀。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诗人，中国诗坛的圣哲，也要遭受这种“革命”的践踏？
有些人不喜欢杜甫，除了艺术层面的因素外，恐怕须从他的人文精神和忧患意识，揭露丑恶几个方面寻求蛛丝马迹。
一是老杜深刻锋锐的史诗笔法，精确的描绘乱世流离的惨象、战争的罪恶，底层至弱人群的极端苦难，如“三吏”“三别”的沉痛悲愤的训斥与呐喊，都会触犯当权者所忌。
二是老杜强烈的反战思想，《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写的是战乱造成的惨象，在《兵车行》、《洗兵马》中，公然直指“边庭流血成海水，或皇开边意未已。”甚至要“尽洗甲兵长不用！”更是违背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
三是老杜对知识份子在极权体制中的生存状态，有无所顾忌的袒呈，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连卓尔不群的诗才，也落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一生蹭蹬，四处飘泊，“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在《醉时歌》、《咏怀五百字》里更加激愤的喊出：“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自己仕途坎坷，连子女也不能保全，竟至饿死，所以他的结论是：“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些，无疑是对皇权政体垄断天下资源，不受约束的贪婪霸道造成的不公的一种鞭挞，毫不留情的嘲弄圣人和盗贼有同样的命运——化为尘埃，千年皇权尊崇的儒术，也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
四是老杜对唐朝盛世为富不仁的权贵的骄横淫侈，有精采的刻画，“犀箸厌饫久未下”“切莫近前丞相嗔”，一篇《丽人行》把开元盛世金缕玉衣下的腐朽糜烂，用极其富丽的艺术文字，以描写场景的手法，示露于天下，预示了盛极而衰，由衰而乱的必然，不到五年，长安沦陷，当年的丽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一篇《哀江头》，是对李唐盛世的凭吊，是诗人对家国和自身命运的沉哀巨痛，“细柳新蒲为谁绿？”蕴含了何等摧肝断肠的悲愤。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十个字更足以称为悠悠历史，仅此一人。试问，古今中外有谁能用如此简短的两句话概括极权社会的本质本相？其简单、其深刻、其艺术是否可以认定为“无与伦比”。
以上几个方面是杜甫对自己与家国命运的深切忧愤，对儒生士子价值人格的反思，具有超越历史局限的高度，对邪恶腐朽冰炭不相容的性格，对非正义战争的鲜明的反感，这些都发之为具有无尚艺术品格的诗篇，在世界诗歌史上恐怕也只有杜甫了！
但杜甫的伟大决不止于此，他描写农民的诗，有数十篇之多。他对于农民（包括农民从军的士卒）也决不是用“同情”二字能包含得了的，那些作品是直接地用心在呐喊，在哭泣。甚么文字是“惊天地而泣鬼神”？杜甫就是！
他对弱者的情怀，又有几人能够企及？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竟至表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虽冻死亦足！”而在《又呈吴郎》诗中对邻居的妇人，要求吴郎给以照顾“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仅如此，还特别叮咛：“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一个“亲”字，表达了杜甫对弱者平等看待的精神。直到现在，一些人在帮助贫困者的时候仍然是一副俯视和施舍的心态，比之于一千多年前的诗人，境界低了不止一层；至于那些以各种理由拒绝捐助，甚至鄙弃弱者的人，那差距更是天和渊之别了吧。
正是杜甫这种使千军辟易的文字伟力，敢于为人民鼓与呼的勇毅，不知深浅不看脸色的率真（如上书皇帝救丞相房琯）这等等等等，自然会招致统治层的嫉恨，使他生前身后，终有坎坷和诋毁相伴相随，这个任左拾遗小吏的家伙实在是使人讨厌。
杜甫也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诗人”，否则他决不能被称为圣者，在他颠沛流离于兵荒马乱的神州大地时，在他衣食难以周全甚至以野菜维生的时光中，在他居住茅屋还被秋风所破的困境中，只要有稍许空隙，他也要用他那熠熠生辉的妙笔，勾画自然美景和田园风光。只用这一首来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是一幅用诗笔画成的中国山水画；这是一首用筝、笙、琵琶、洞箫、长笛奏鸣的中国古典式的田园交响曲；这也是中国古代诗词体现诗之三昧的经典作品。
28个字，包含了声：鹂鸣、桨声；色：黄鹂、翠柳、白鹭、青天；动：鸟鸣、鹭飞；静：静穆冷峭的西岭；时：千秋雪；空：万里船。声色动静时空几大元素居然被28个字收揽殆净，又组合安置得如此婉妙谐和，不由得使人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话颔首再三称是。但像杜甫这样的“妙手”又有几人？
他的诗笔对丹青、舞蹈、歌唱等文艺之事都有触及，都有佳作歌咏，王宰、曹霸、公孙大娘、李龟年等画家、舞师、歌者皆因杜甫题咏而名声不朽。他也从这些人的绝艺中获得了灵感，拓展了他诗歌的境界，加深了内涵。
770年，杜甫死了，时年59岁。诗人从三十多岁就几次来到长安，献赋呈诗，直到46岁才任了左拾遗一个闲职，才一个月就因替得罪皇上的房琯说话，差点关监，被罢官。第二年又当了拾遗官，一年多又因饥馑弃官而去，从此开始了历时十一年的饥荒、流离，飘泊、病痛的生活，曾拾橡栗、挖黄独充饥。被战乱驱赶，在中西部几个省四处飘流不得安居，更不能果腹，在耒阳饿了五天，县令送了牛脯白酒才勉强存活，拖至冬天，竟病死于潭岳间，在孤舟上了结了他的一生，《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呈湖南亲友》一首诗，成了千古伟大诗人的临终绝笔。
杜甫死了，中国的诗歌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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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燕歌行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8-10 16:18:25 第 12 楼杜甫死了，中国的诗歌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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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诚然是伟大的，但杜甫死后，仍然产生了许多卓越的诗人，出色的诗人（广义的诗人应该包括词人、散曲作家），如：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苏轼、李清照、陆游、张孝祥、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汪元量、文天祥、元好问、萨都剌、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高启、吴伟业、屈大均、钱秉澄、陈维崧、王士禛、朱彝尊、施闰章、龚自珍、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吕碧城等等。
这里所举的只是千百分之一。所以说，杜甫死了，杜甫诗歌的精神没有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8-10 16:34:31编辑过]回复 | 引用
回帖人：棵子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8-10 19:46:01 跟贴回复： 第 13 楼中国新诗，是中国传统诗歌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尽管她自小在米饭之外，也喝过牛奶，吃过面包，受到过洋教师、洋邻居的影响，但她还是中国孩子，说中国话，用中国的声音歌唱，在中国的大地上长大，倾诉的是中国的悲欢。你能说中国“五四”以后的白话诗，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冯至、何其芳、艾青们的创作，是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俄罗斯、印度的诗歌么？
伟大的古典诗歌是中国现代新诗的血缘至亲，是她的根，怎么会是“黑暗的铁屋”呢？这种说法割断历史，可以说非常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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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说中国诗歌是西方诗歌，请行兄看清楚些。“黑暗的铁屋”是引用鲁迅的说法，借喻一种桎梏。中国新诗要取得发展，必须打破某种束缚的东西。历史证明确实如此。至于割断历史之说，简直是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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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棵子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8-10 19:53:32 跟贴回复： 第 14 楼在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中，中国诗歌终于砸掉“黑暗的铁屋”，突围到一个相对自由的白话文领域，从零开始，迅速踏上全新的探索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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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文学艺术，是不能够“从零开始”的。“从零开始”注定了它将是先天的软骨病、贫血症。事实上，中国新诗并不是从零开始。五四一批新诗人，比如郭沫若，其《女神》的营养来自楚辞和唐诗，以及德国诗歌（克罗普斯塔克、歌德、席勒、海涅）、英国的葛雷、雪莱、美国的惠特曼、印度的泰戈尔。徐志摩的诗来自英国古典诗歌、英国歌谣。还有的来自日本俳句，德国谣曲，法国的浪漫主义诗歌、象征主义诗歌。然而不管吸收了多少外国营养，中国成功的新诗人在骨子里不可能不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刻影响。比如何其芳就深受六朝和晚唐的影响。
中国伟大的古典诗歌怎么是“黑暗的铁屋”？这种说法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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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从零开始”，当然并非是指白手起家，它其实跟新诗中的“新”字大同小异。至于文化上的继承，只要汉字没有毁灭，我相信文化之根都不会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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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棵子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8-10 19:53:46 跟贴回复： 第 15 楼在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中，中国诗歌终于砸掉“黑暗的铁屋”，突围到一个相对自由的白话文领域，从零开始，迅速踏上全新的探索征程。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6382033&page=1#6382033）
伊梅注：
此原创文有他的见解，但也许偏激了些。跟贴似乎更有意思。
我同意他说的大多数古诗词尤其是许多宋词是偏重于抒情，描水墨画。但还是有不少优秀的诗词谈论人生，社会，及哲理，伦理（屈原的，苏轼的），或统称为忧国爱民的好作等。比如我以前贴的一篇博文里提到许多爱国忧民的诗词（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003&postID=26389），特别是跟贴里提到的“杜甫”（雪舟写得非常精彩）等。
总而言之，我同意诗词里应该有更多理性的，智慧的内容，对社会和人类发展有利的启示通过高度的艺术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