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苏联的轻工业消费工业真的发展缓慢么?--优先发展重工业给消费工业带来的好处
作者:ussrxtzh
在媒体及舆论的一种流行言论,通过对苏联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尤其是对苏联消费品工业状况抹黑来证明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弊病”。这些人指责,“苏联从1929年开始的两年五年计划(原文如此,可能应是“两个五年计划”──笔者注),斯大林都反对‘印花布工业’(即解决人民的消费),而一直以‘重工业─军工’为主。”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早在1929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共产党内部曾就怎样实现工业化发生过争论。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决定依据马列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来拟定工业化的方针。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第二部类)两大部类,只有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才有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列宁进一步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技术的进步,都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更迅速。所以,苏共中央决定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新技术设备装备包括农业和轻工业的整个国民经济,为生产力的提高,为人民福利不断提高和文化的发展,以便 “彻底地永远地战胜饥荒和贫困”创造物质技术前提。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从长期来看才能更快的让轻工业和消费工业得到更快的发展。
而苏共内包括李可夫等人提出“‘花布工业化’理论,坚决主张必须首先发展轻工业。”(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第215页,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因此,流行舆论在这儿偷换概念,把斯大林反对优先发展轻工业来实现工业化说成反对“解决人民消费”;把反对“花布工业化”说成“反对发展 ‘印花布工业’”。流行舆论企图通过曲解社会主义工业化来给人们一种苏联经济发展只关心军事工业,不关心人民消费的印象,并由此证明苏联制度的弊病。
而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是不发展轻工业。恰恰相反,高速发展的重工业提供的新的技术设备对改造轻工业,使轻工业能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业消费品有了物质技术保证。因此,苏共15大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轻工业发展确定了这样的计划:“生产消费品的工业应当在产品数量和质量上达到能够保证大大提高劳动者每人的消费定额。应当特别注意发展纺织工业、皮革工业、食品工业”。(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285—286页三联书店1982 年版,以下简称《经济史》)。
提前一年完成的苏联1929~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年均增长28.5%,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年均增长速度也达 11.7%,比西方国家高得多。例如,即使在“繁荣”的20年代,1925----1929年间,美国的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只有1.4%,德国为 3.1%,英国反而缩减1.9%(《经济史》第3卷第285页)。1933~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的消费品生产又比1932年增长99% (《经济史》第4卷第25页),年均增长高达14.7%。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工业消费品产量为100,1932年,苏联为187,英国为 101.3,德国为79.4;1935年英国为111.9;1937年苏联为373(《经济史》第4卷609页。《英法美德日百年提要》第30、193 页,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相对西方国家,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以无与伦比的高速度发展。1938~1940年这战前三年,苏工业的消费品生产仍以年均 10%的速度增长。战后1946—1950年间,则更以高达年均15.7%的速度增长。(《苏联经济概论》金挥等编,第13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年版)。
因此,不管是苏共的政策,还是苏联前四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都是保证苏联消费品生产的高速增长。斯大林期间的四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消费品生产一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这是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但是,这样的高速发展消费品工业却被流行舆论说成是“反对发展‘印花布工业’(即解决人民消费)”。这恰恰说明,流行舆论和媒体无视历史事实的胡言乱语达到何等地步。
流行舆论指责,“1941年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居民的面包、衣物都长期凭票供应”。是的,战前苏联曾对一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但他们的说法却隐瞒了苏联在1941年前好几年,就取消了配给制这一事实。“1935年首先取消了面包和面粉、米的配给制,后来又取消了按定额发放的其它食品的配给制。 1936年初,工业品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与1932年相比,苏联1937年通过零售商品流转渠道供应的重要日用工业品和食品增长情况如下:针织外衣增长2.86倍,针织内衣3.08倍,砂糖1.92倍,动物脂肪1.59倍,糖果点心0.81倍,灌肠和熏制食品3.90倍,靴子1.18倍,长、短裤子 0.97倍,自行车3.2倍,留声机10.7倍,手表7.2倍。消费品的销售额有了很大的增长。(《经济史》第4卷第611页、第610页)。
资产阶级控制的流行舆论指责“斯大林体制”“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反对“解决人民消费”问题,“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这些贬低苏联而褒扬西方的话,但这些话或者是不实事求是,或者是漠视苏维埃俄国的建设是从一个比西方落后的多的基础起步的事实。与他们现时的态度相反,当时比较实事求是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成就多是赞许。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50年3月16日写给纽约大学的信中热情盛赞“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上册第4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是爱因斯坦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后作出的一个结论,而社会主义重要优点就在于既能使经济、教育全面发展,又能使全体人民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的益处。”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部分益处都被资产阶级获取。例如,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美]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42页,商务印书馆)。而在危机年代,“1932年9月的《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同样在“1932年这一年,美国的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光荣与梦想》第48、59页)。因此,一方面是美国通过对大量的农产品进行销毁,或任其在地里腐烂,来解决“供大于求”,以抑制价格下跌,另一方面美国“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美国垄断资本办的《幸福》杂志有所隐瞒, 也不得不承认:“‘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幸福》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不少。”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千百万人只因象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光荣与梦想》第57、56页)这一切,不是发生在贫穷国家,不是发生在因为自然灾害而减产的年份。它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它发生在牛奶太多而很多都倒掉;牲畜太多,很多被枪杀,让其腐烂在山沟里;谷物太多,很多就烧掉或让其腐烂在地里的这样年份里。千百万群众挨饿,是因为生产的粮食“太多”;千百万群众受冻,是因为开采的煤“太多”;劳动人民缺乏起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用品“太多”。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L.杜蒙德在其所著的《现代美国》一书中也写道:“萧条期间,千百万人在食物异常充沛的当儿却濒于饥饿的边缘。这进一步证明了分配制度的不当已达到无可求药的地步。诺曼.托马斯说这是‘站在没膝的麦堆当中领配给面包的穷人队伍’。农业部长华莱士把这叫做‘在世界储有大量必需用品时出现的匮乏,真是可悲的荒唐现象’。” (《现代美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8页)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有技术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为劳动人民所有,却被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攫取。这与苏联“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形成鲜明对照。它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和残忍性, 也说明它所宣称的尊重人权的虚伪。
目睹苏联的成就和资本主义的悲剧,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 ‘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共趣的地方。’每日新书俱乐部选上《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斯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光荣与梦想》第79页)。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帕克也写道, “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对于他们的私人企业经济感到失望,开始对苏联的实验发生兴趣,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十分热心:重实效的经济学家、工人领袖、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工程师们,都称赞他们访问苏联时看到的东西。大经济衰退的时期出现了依靠施舍度日的穷人队伍和施汤棚,到处是一片艰难困苦的景象,从那时的美国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并不象现在从丰裕的处境回顾时那样阴暗和令人生厌。但是,在有势力的保守阶级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帕克《超级大国美苏对比》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从30年代还是50年代看苏联(例如,爱因斯坦在1950年还对才饱受二战摧残的苏联大加赞扬)。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的“有势力的保守阶级”──资产阶级对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他们出于其阶级利益,利用他们控制的传媒和组织对社会主义大加攻击,把社会主义“魔鬼化”。而有的人热衷于把这些将社会主义 “魔鬼化”言论在我国大加散布,并极力发挥,以此当作时髦,全然不顾历史的真实。
饱受主流舆论指责的苏联农业集体,事实真像是怎么的呢?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并逐步消除私有制在农业领域仅存的一丝痕迹,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在合作劳动的基础上,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起来,改造成大规模的集体经济形式。”开始在广大农村推行社会主义的新农业制度,建立“集体农庄”。然而成效并不显著到1928年底也仅有6.5万个农业合作社,3.3万个集体农庄建立起来,联合的农户仅占1.7%。
于是1929年4月,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决议提出了“加速整村、整乡集体化的措施。同年5月苏共中央由通过了《关于大力支持整村、整乡集体化决议》经过七年至1934年“集体农庄化运动”基本实现。截至1934年7月1日集体农庄已达23.3万个,农户1572万户,占71.4%集体播种面积已达87.4%。
这场运动使得苏联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大大加强至1937年农村中等马力拖拉机达56.1万台,联合收割机12.9万台,载重汽车14.6万辆,机械动力占农业播种面积54%,机械收割面积占44%,可见苏联农业机械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得水平。
流行舆论指责苏联当时所取得的的成就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粮食产量一直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也还没有达到旧俄的最高水平1913年的产量。而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早在1937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1913年的产量。如果我们以百万吨为单位,那么 1913年的粮食产量为86.0,1932年为69.6,1937年为97.4,1940年为95.5,1950年为81.2,1953年 82.5。(1)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的1937年开始苏联的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苏联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2),那么在农业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更为惊人了,而这同那些主流媒体所说的集体化工业化严重损害了苏联农业正好是截然相反的。
关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经济评价问题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现在主流媒体仍然指责其“压低人民生活和延缓民用工业发展”,“忽视人民生活”,“人民日用品匮乏”,“卫星上了天,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人民在建设中得不到实惠”。但使人不明了的是,他们进行以上指责时,与对斯大林时期的类似指责一样,依据是什么统计数据。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这告诉读者,没为以上指责提供一个证明指责能够站住脚的统计数据。因此,这就引起人们对这种指责的合理性怀疑。
主流媒体声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延缓民用工业发展”。但是据统计资料,不管是工业发展速度,还是工业消费品生产发展速度,苏联都高于除日本外的西方大国。例如,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1980年比1950年的物质产出增长19倍左右(由《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第463页换算得。三联书店。以下简称《1982》)美国工业生产1980年比1950年增长仅2.1倍(《1982》第467页计算得)。战后,美国工业消费品生产远低于生产资料生产增长速度,所以,不管怎样看,苏联消费品工业增长速度都是远远高于美国。因此,主流对于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偏见,使他发展到不顾事实张口乱说的地步。
“人民日用品匮乏”,“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苏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是无视事实。“50年代以来,苏联非食品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目前,苏联的纺织品、冰箱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毛织品、亚麻织品、靴鞋、动物油、奶制品、食糖、鱼制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近些年来,苏联人均计算的棉布消费量已经超过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丝绸的消费品已经超过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经济概论》第374页)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实力相当于美国的2/3,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据西方各种材料估计,它(苏联—笔者注)的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世界上要排在第13位之后《苏联经济概论》第381页)。这种情况能说是“人民日用品匮乏”?百姓“买不到足够的鞋袜”?即使按西方的说法看(西方通常都要在经济上贬低苏联)生活水平在世界位居13位左右能说人民生活“贫穷”?不!这只能说主流媒体早已把学术的严谨性抛到九霄云外。
主流媒体所说的苏联的计划经济“忽视人民生活”,“人民在建设中没有得到实惠”。也没有事实根据。“1965—1982年苏联按人均计算的居民实际收入增加1.02倍”(《苏联经济概论》第373页)。而美国私人非农业部门的工人的实际周平均工资,从1965年的101.01美圆下降到1980年的 95.18美圆(《1982》第402页)“从1973年到1994年,美国普通工人每周实际工资已下降了1.9%,实际工资大体已降到50年代末的水平。1988年到1993年,美国私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9%,而职工每小时的平均收入降低了4%。”(万光《美国的社会病》第1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说明,美国普通工人没能分享从50年代末到1994年这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社会主义苏联却使人民实际收入有较大提高。这能说苏联“人民在建设中没有得到实惠”吗?其实,爱因斯坦说的苏联“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就是对他们关于苏联“人民在建设中没有得到实惠”这种无视事实的胡说的批驳。
主流媒体的所谓,“苏联计划经济几十年里都有“劳动生产率落后于西方,人民日用品匮乏及种种社会弊病。”而本来苏联“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赶上西方应不成问题”。这言外之意是,苏联的社会制度不如西方优越,从而造成了苏联不如西方。但是,前面关于工业、工业消费品生产、人民实际收入等增长速度来看,苏联都高于美国。而这,证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而且,苏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远高于美国。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1979年比1950年增长4倍多;而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同期只增长2倍不到(由《1982》第464页、469页计算)。的确,苏联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如美国。但这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首先,苏维埃政权在历史遗留下的很落后的经济上开始进行建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非常落后,俄国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产量中占2.6%,而当时美国占38.2%,德国占15.3%,英国占12.1%。俄国的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的产值仅为美国的1/20,为法国(原文如此,可能应为“德国”─笔者注)的1/15,为英国的1/8。”(隋启炎《苏美经济比较》第142—143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即1913年时,俄国工业生产不到美国的1/14,只约为德国的1/6,英国的1/5强。并且,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国内战争后,1920年的俄国工业生产下降到仅为1913年时的14%。此时俄国工业生产不足美国的1%左右。当时苏联的工业产量,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甚至比西班牙、印度等国都要低。社会主义苏联就是在这种经济非常落后的艰难情况下起步的。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领土上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对苏联经济破坏甚大(除意大利外,其他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地面战争不超过几个月。而意大利的大规模地面战争是在落后的南方进行的,对其经济损害不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要在人均经济指标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不谈起点差别,无视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高于西方国家,只就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高于苏联,就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忽视人民生活改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好象资本主义国家关心人民生活改善似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的看待问题的结果。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曾写道,市场经济下“总是存在一支‘失业大军’。由于失业者和收入低微的工人不能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因而受到限制(这从美国消费品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远低于苏联中得到证明─笔者注),结果生活资料严重不足。技术进步的结果,往往不是减轻人们的工作强度,而是失业增多……我认为,人受到这种戕害,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罪孽。”([美]劳.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第286、287页时事出版社 1980年版)“1996年去世的丹麦著名学者安德列亚斯.约尔根森生前曾撰文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创造充分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金融资本的目标不是真正的社会大众生活甚至不是宏观经济的健康,而是利润率和资本积累。”(宿景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9期)想想爱因斯坦和约尔根森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面的统计数据显示:苏联经济、人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会远高于美国;为什么美国普通工人30多年的实际收入处于停滞状态。我们也不难理解,苏联军民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时为何远比西欧军民英勇顽强。这些话和这些数据、事实对信奉西方、贬低苏联的人来说,是苦涩的,因为它们全是对徐文的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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