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子女追忆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亲历（ZT）

5月9日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此前，27名中国人被普京总统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提起受奖者们的父辈，皆为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正当青春的受奖者们被送往苏联学习。然而德国突袭苏联使他们所处的环境从后方变成前线，他们无一例外卷入欧战。时隔60年，本报记者试图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受访者则代表了那段血色青春的五个符号。
与纳粹作战的中国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嘉麟、葛万青报道　“黑头发、小不点，可爱。他们没有身份证，不知道他们的确切年龄，也叫不出他们的中国名字，我们给他们每人起了一个俄国名字。”前苏联国际儿童院创办人之一弗里茨•普拉滕曾这样形容他的中国学员们。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是苏联政府1933年建成的特殊学校。它位于莫斯科以东300公里。据历史资料显示，之所以设立国际儿童院是为了给当时的世界革命者免除后顾之忧。二战时期，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接收过20多个国家共产党人和烈士的后代。其中100多名中国孩子里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子女。
　　但由于1941年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这些孩子意外地卷入一场血雨腥风之中，甚至面临比在国内更严酷和惨烈的考验，也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特殊见证者。
　　当时，他们用俄语名字称呼对方，不知彼此身份。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后的今天，国际儿童院的小学员们虽已白发苍苍，见面时仍习惯用俄语交谈。1995年，这些孩子的传奇经历曾被中国导演搬上银幕，尽管该片成为当时少有的卖座的国产片，很多观众对影片所反映的那段历史所震撼，但很多人还不清楚《红樱桃》人物原型的真实经历。
　　2005年5月6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代表普京总统为27名国际儿童院的学员颁发了“1941-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使记者能够集中采访到当事人，为国人重拾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罗高寿在颁奖仪式上表示，在颂扬苏联人民伟大功勋的同时，俄罗斯也不会忘记包括中国在内的反希特勒联盟各国人民为战胜法西斯主义所做出的贡献。“我代表俄罗斯人民，感谢那些为了胜利而与苏联人民并肩战斗过的中国老战士，感谢他们勇于牺牲，为战胜敌人，夺取胜利所做的一切。战争期间，你们中的不少人在后方忘我劳动，保障苏军的军服、食品供应；你们在军医院服务，照料伤病人员。对于这一崇高荣誉，你们受之无愧。”
　　毛泽东之子毛岸青、刘少奇之女刘爱琴、朱德之女朱敏……都在获奖者之列。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问题专家姜毅对《国际先驱导报》说，谈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时，不应单纯地把它看作前方战线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全民的战争。所有苏联公民，以及那些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都不可能置身于外。因此，他们的所有付出——无论是在前线杀敌，还是在后方救助伤员——对于战争的贡献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他们都为战争胜利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最终胜利，也正是由所有正义人士的点滴努力汇聚而成的。因此，中国孩子的贡献应当得到肯定。
　　当然，在那段历史时期，也不乏有中国人以直接拿起枪奔赴前线的方式支援苏联卫国战争。像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当时成为苏军的一名上尉军官，担任红军坦克连的指导员，与红军一同打到了波兰和捷克等东欧国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唐铎则参加了当时苏联空军的战斗。他在完成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学业后，随即获准投身苏联卫国战争。驾驶着伊尔-2式强击机(一种专门用于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战术飞机——编者)，唐铎亲身参与了白俄罗斯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
　　多年后，作为驾驶员的他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争时说“在那些日子里，飞机几乎总是带血作战的”，因为每次作战回来，往往后面的空乘战斗人员受伤或牺牲，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就把牺牲者拖下去，把飞机检修一下，换上另外一个人，又立即起飞再次参加战斗。
这些勇敢的中国人，无一例外获得了东道国礼遇本国战争英雄同等的待遇。

李富春之女李特特:是苏联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讲述者：李特特
　　人物：李特特，李富春之女，俄语名萝扎(意为玫瑰)，16岁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1941年的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那天，红场举行了盛大的检阅仪式，此时德军已经进抵莫斯科城下，斯大林亲自登上检阅台，为开赴前线的官兵壮行。当时，我和小伙伴们在现场表演体操，距离斯大林不太远。那天后，我逢人就说，我见到斯大林了，我见到斯大林了！
　　过了没多久，当苏联招募儿童院的大孩子参加军事训练作为保卫国家的后备军时，我立刻报了名。训练时，我和男孩们每天背着二三十公斤的东西滑雪行军一百多公里，一天下来觉得骨头要散架了。训练结束后，我获得了“马克西姆机关枪手”证书，这也就表明，如果有需要将被派到作战第一线去。
　　随着战势越来越紧张，前方的伤兵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内地。我被安排到伤兵医院护理伤员，除了每天帮他们换药、喂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一筐筐断胳膊、断腿收集起来埋掉。
　　我护理过一个年轻的士兵，他长得很英俊，但被截去了四肢，只剩下一个躯干被摆放在草垫子上。小伙子请我给家人写信，告诉父母不用挂念，他一切都很好，战争结束后就能回家了。我写着写着，泪水就止不住往下流。
　　由于缺医少药，医院里每天都听到伤员们痛苦的呻吟、喊叫和谩骂声，空气中的腐臭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虽然想吐但胃里没有东西。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 我那时又伤心、又害怕、又愤恨，现在想起这些，心里还是很难受。
　　德军离莫斯科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和战友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离莫斯科西南60公里的地方修筑防御工事，每人每天必须挖2立方米大小的战壕。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土地被冻得比石头还坚硬，一铁锹砸下去，双手就被震出了血口子。对孩子们来说，在冻土地上用铁锹、丁字镐挖3米深的反坦克壕就像蚂蚁啃骨头。是“誓死保卫莫斯科、誓死保卫斯大林”的口号激励我挺了过来。
苏军在莫斯科坚持了6个月后开始转入全面反攻。就在这个时候，我染上了伤寒症，连续半个多月高烧40度不退。多亏了一个叫鲍罗亭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是我父母的好朋友，也当过孙中山的顾问，不顾被传染的危险，及时把我送往莫斯科的高干医院——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才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是苏联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朱德之女朱敏-集中营里的幸存者
　　讲述者：朱敏的丈夫刘铮
　　【人物】朱敏，朱德之女，俄语名赤英(红色英雄之意)，14岁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刚到儿童院时，朱敏在体检过程中被查出患有哮喘，于是被送到苏联白俄罗斯境内的疗养院治疗。刚到那里不久，就碰上了德国对苏联发动闪击战。疗养院被法西斯分子占领了，朱敏和其他小伙伴被押送到德国设在东普鲁士境内的集中营。
　　进“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交出所有携带的物品，并进行所谓的“洗澡消毒”，据说是为了防止传染病蔓延。在看见德国兵拿走了父亲送给自己的派克钢笔后，朱敏冒险把一枚在国际儿童院得到的列宁徽章含进嘴里，逃过了检查。因为，那时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们都热爱十月革命、崇拜列宁，徽章对她来说就是精神支柱。
　　这枚徽章一直被保留到现在。前不久，朱敏还把这枚徽章和俄罗斯政府在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60周年为她颁发的两枚纪念勋章一起带在胸前，人显得非常高兴。
　　在集中营的三年多时间里，朱敏整天面对的就是吃发霉的黑面包，和其他小囚犯一起做苦役，还时不时挨打。她被关押期间患了颈部淋巴结核，溃疡后脓血糊满了衣领。被送到集中营的医务室后，医生抓起一把剪刀，在没有消毒、上麻药的情况下直接剪开她脖子上的结核块，把脓血硬挤了出来。几天后，结核块又开始溃疡。现在，她的脖子上还留有三厘米长的疤痕。
　　由于在集中营中长期营养不良，朱敏的头发脱落了许多，肚子像充气了一样鼓胀，发育停留在儿童阶段，一厘米也没有长高过。此外还要面对精神上的折磨。一天中午，朱敏和几个小伙伴在放风。一个德国看守拿着相机走过来，要为她们拍照。小姑娘们由于很久没有拍照了，而且看到看守一副和善的样子，竟一时忘记了身在集中营，对着镜头微微一笑。突然，德国看守脸色一变，说她们嘲笑他，举起鞭子就抽过来。
　　由于早在险恶环境中经受过磨练，在集中营的日子里，朱敏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骗德国人说自己的父亲是中医，自己是来苏联看病的。虽然和其他国家的小囚犯关在一起，但是由于语言不通，长期的沉默使她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直到现在说话还是不行。
　　苏军对德发起反攻后，经过各方营救，朱敏随苏军部队回到了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在回来的途中，朱敏一路为部队服务，做一些看护伤病员等工作。为了确认朱敏身份，苏方特意让当时在军队中服役的毛岸英来指认——因为朱敏在儿童院呆的时间不长，只有毛岸英等少数学员认识她。
　　不久，朱敏收到了父亲朱德从延安寄来的一封短信。信内容大概是鼓励女儿好好学习，并表示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时间可能要比战胜德国法西斯还晚、还困难。同时，朱德希望女儿在苏联学成归来后为建设祖国服务。其实，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朱德还不知道自己女儿死里逃生的经历。
朱敏其实就是电影《红樱桃》主角楚楚的原型。编导人员在拍摄电影过程中还和朱敏沟通过，并解释说剧本的主要内容是真实的，当然也会有艺术加工的地方，比如纳粹标记的纹身等虚构部分。朱敏对此也表示同意。
国际家庭的孩子
　　讲述者：李多力
　　【人物】李多力，李范五之子，俄语名托利亚，5岁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我于1936年出生在莫斯科。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时被转移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之后的10年里，儿童院就是我的家，院长、老师就是我的父母，我们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家庭里。如今在我昌平的家里挂着两幅2米长、80厘米高的油画，都是我请人根据照片画的。其中一幅《红色的塔尔卡河》，那就是儿童院外我和伙伴们玩耍过的地方。
　　战争爆发时我才5岁，印象中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被附近机场刺耳的警报声惊醒。一听见警报声，我们就没头没脑跟着老师拼命往树林中跑，钻进防空洞，一呆就是一夜。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到处是德国法西斯的轰炸机留下的残迹：遍地是弹片和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树枝。
　　尽管苏联政府和人民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保证供应我们每人每天100克面包。对于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根本就吃不饱，尤其是大一些的孩子，还要承担伐木、挖防空洞等重活。于是，我们小班的孩子开始种菜、放牛、养猪，以此解决儿童院食品不足的问题。每个星期有二三次，我和伙伴们要步行到十公里外的地方种土豆、黄瓜、西红柿。一天下来，觉得两腿酸极了。
　　我还参加了儿童院的木工小组和维修小组，自己做床、桌子和椅子。这些手艺至今没有丢掉。在儿童院里养成的爱劳动，自力更生的习惯跟随了我一生。
　　令我难忘的还有我在纺织厂的“妈妈”和哥哥姐姐们，1945年的一天，纺织厂的厂长、一位亲切的阿姨来到我和另外三个外国孩子身边。她说：“你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今后，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厂里的工人就是你们的哥哥姐姐。”从此，每逢节日，我们四个就被接到纺织厂。哥哥姐姐们不是送礼物就是送好吃的。那时他们给的糖我觉得特别甜。
　　对于苏联和苏联人民，我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我把这种感情寄托在我的集邮爱好中。我制作的邮票专集“苏联航天事业发展史”，多次在国内邮展中获奖。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2011年加加林进入太空50周年时到俄罗斯去举办我的个人邮展，以此表达我对第二故乡的无限怀念。
　　苏联谍报员
　　讲述者：罗西北的妻子赵仕杰
　　罗西北，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亦农之子，俄语名四维•亚沙(四维是繁体字罗拆分而成)，15岁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罗西北进儿童院没多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儿童院组织学员参加集体劳动，要求每人掌握一定的技能。罗西北开始对无线电产生了特殊兴趣，尤其喜欢鼓捣老式的矿石收音机。
　　卫国战争期间，罗西北参加过苏方组织的军事训练，还挨家挨户送过前线战士死亡通知书。一些牺牲者的家属接到通知书后立刻放声痛哭，吓得年少的罗西北撒腿就跑。罗西北也记不清到底送过多少封这样的通知书，而且一些死亡通知书也无法交到家属手中——因为他们也被战争夺取了生命。他的这段经历1995年被搬上了银幕，《红樱桃》中的角色——罗小蛮表现的就是他，当然有一部分内容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此外，罗西北还和其他一些大孩子一起为伤员献血。虽然经常挨饿，但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还是通过连续多次献血的方式支援前线。当然，他自己也可以借此换来一些口粮——但是数量微不足道。
　　1944年8月罗西北七年级毕业。儿童院新来的院长让他和一些大孩子自谋生路。离开儿童院时，除了铺盖，罗西北只领到一套换洗衣裤和一件棉大衣。幸亏儿童院原来的中文老师和另一位苏联人帮忙，使罗西北加入了苏联籍，解决了吃饭、上学、居住的问题。在与另两位外国学员合租的一间不到七平米的小木屋里，罗西北开始了他新的“红色之旅”。
　　随后，罗西北报考了伊万诺沃机电工程学校，虽然每天可以领到一些食物，但是由于数量非常有限，他只能以摆摊修理电器维持生计。为了填饱肚子，罗西北还不得已将出国前买的皮夹克拿到市场，换回了一大袋土豆，和同屋伙伴分享。
　　随着日子越来越难维系，在同伴的建议下，他们壮着胆子去地方党委诉苦。经过帮助，他们终于又可以重新获得儿童院的照顾了。此后，罗西北每过一段时间就回儿童院领取面包、奶油和糖。
　　卫国战争结束不久，罗西北被秘密安排离开伊万诺沃来到莫斯科。在那里，他被带到苏联国家安全部，一位将军接见了他，同他讲述了中国东北抗日战场的形势，并问他是否愿意为解放东北参加谍报工作。听到是打日本鬼子，罗西北立刻同意了。事后才清楚，(这项任务)原本是在毛岸英、刘允斌(刘少奇之子)、陈祖涛(陈昌浩之子)和罗西北四人中挑选。当时，由于毛岸英被送回延安，候选人就剩下三个。罗西北因为学习成绩最出色、懂得无线电知识，以及牺牲的父亲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即书记处)主任的缘故而被选中。
　　随后，罗西北在苏联的赤塔接受了无线电发报的专门培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达到了发报员水平。在当地迎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罗西北并没有放弃工作，带着苏联谍报员的身份，他于1945年10月经满洲里到了齐齐哈尔，与国民党收编当地土匪组成的光复军进行斗争，并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发回中共方面。
　　一次有“红胡子”(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军警来搜查。罗西北来不及藏好电台，就顺手塞在沙发底下。在盘问过程中，“红胡子”发现罗西北不是本地口音，怀疑他是八路军，就要把他带走。罗西北为了不被敌人搜出电台，抢先走出门，引开了敌人，假冒他阿姨的谍报人员方得及时将电台藏好。罗西北随后被带到隔壁人家对证，由于没有露出破绽，逃过了一劫。
　　此后，他又乔装“阔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结交国民党官员和富商子弟，借此收集情报。直到他完成任务，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哈工大学生党支部会上时，同学们才恍然醒悟。

刘少奇之女刘爱琴：我学会了踩缝纫机
　　讲述者：刘爱琴
　　刘爱琴，刘少奇之女，俄语名爱琴(中文名字的发音)，14岁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1939年8月底的一天，父亲把我和哥哥(刘允斌)叫到身边，问我们愿不愿意去苏联，并说到那里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回来后建设祖国。第二天我们就告别了父亲，离开延安，坐汽车到兰州，在那里和稍后到的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汇合。一同来的还有周伯伯的干女儿孙维世、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高岗的儿子高毅和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
　　在新疆逗留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坐飞机进入苏联，并转火车抵达莫斯科，随后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起初，在国际儿童院的日子非常幸福，大家一起学习、游戏。但是1941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一切就变了。
　　当时年龄大一些的外国男学员参军上了前线，一些学员进行了体检随时准备参军。我们女孩子接受了后勤方面的任务，做一些支援前线的工作，比如割麦子、收土豆、伐木头，慰问伤病员，给他们包扎伤口，为苏军战士缝棉袄，做冬天打仗用的白色斗蓬、手套。
　　那时候有五六台缝纫机，学员们轮班做，没有停的时候。我每天很早就起床，坐到缝纫机旁，只想着打仗的红军战士能带着这些手套多打死几个德国鬼子。一共做了多少件衣服我没算过，但从那时候起，我就学会了踩缝纫机，到现在还没忘。我们还做一些刺绣的工艺品，一部分直接送到前线慰劳战士，另一部分用来换钱给伤病员买慰劳品。
　　我当时还被吸收进了红军后备军。老师看我年纪还小，不同意我和一些大孩子一起参加夜间巡逻。我找到老师，费了好大劲跟他说，我不怕苦、胆子大，总算老师同意让我和其他同学一起站岗了。
当时，斯大林号召苏联人民一起抗击法西斯侵略。我们也觉得应该和苏联人民站在一块儿。我虽然没有在国内为抗击日本做出贡献，但是在苏联弥补了这一点。
国际先驱导报评论：用一生走出战争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64年前的冬天，当苏联红军的一位下级军官喊出“俄罗斯虽然大，但我们无路可退,身后就是莫斯科”的时候，他和他周围的许多人再也没有机会想像到，64
年后，在他们保卫过的红场，后人们会举全球之敬意重新怀念他和他的战友。而64年间，他们所保卫的和平理想，从来就没有沦陷过。
　　历史总是会在疯狂之后回到轨道，偶然性的合集成为了必然的方向。在全世界首脑云集莫斯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当年的战旗在飘，当年的战士在笑，我们也从今天的国际政治中看到了战争的硝烟还没散尽，一个甲子恩怨未消。
　　对于今天的整个世界来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回忆，其实是建立在人类对于自由、和平、博爱的诸多基本价值观的回归基础上的。而这些价值观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仍然存在许多空白，因此当我们回归这些基本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反思，我们是否真的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代价中重新找回了全球普世的基本价值观。
　　另一方面，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抵抗的全球性歧视、种族灭绝和杀戮，到今天为止，仍然应当成为全球政治的最高禁区。为了这个禁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各种考验，也为这些考验写下了生命的注脚。因此，对生命的尊重，其实是对人类来源和历史过程的尊重。这种至高无上的敬意，也是一战、二战这样的大规模杀戮教给我们的。
　　战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所采取的最大规模暴力手段，其本质是以摧毁同胞的生命，来验证政治的定律。而现代化的过程，既是生产力的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和手段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过程要求我们在解决纷争的手法和目的上，都应该采取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建立了一个全球体系的国际合作组织，并且以这个组织为基本依托或者是模式，开展国际合作、对话、协商和防范。
　　同时，我们更应当认识到，技术的现代化已经使得人类在生死之间变得更加脆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对每一个国家都是一种恐惧，也是一种制衡。我们在面对这些技术进步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面对人类理性伴随技术进步的源动力。如果没有理性的制约，那么二战的悲剧，其实还会轻易地卷土重来，而伴随着战争而来的贫穷、疾病、社会发展停滞，则是战争魔鬼的天然良伴。这将让为了和平曾经付出生命的人们，永难安息。
　　世界大战重演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但是地区冲突的悲剧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实任何暴力手段，对于卷入其中的人民来说，不啻为一场毁灭一切的战争。对于曾经经历过二战的人们来说，要结束战争可能只需要6年，但是要走出战争，可能却需要60年甚至一生。这足以让我们再也不敢重新打开悲剧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