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近代历史，不能不谈湖南；谈湖南历史，不能不谈湘军。湖南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作用，始于湘军；湖南人才之盛，亦始于湘军。在此之前，三国时如蒋琬之类人物，湖南不过一二人；唐朝开科取士三百年才有长沙刘蜕中进士，时谓破天荒；到元明之时，人才逐渐增多；但真正声名鹊起、人才辈出，整个局面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还是自湘军崛起之后。然而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何以原本寂寂无闻的湖南一时竟有如此众多的人才涌现？湘军为何独兴起于湖南？个中缘由，颇值得我们思考。
一、社会环境
（一）中小地主的窘迫境地
自明清以来，商业逐渐发达，商业资本的活动在手工业、纺织业等行业有所发展，但由于湖南处于中国内腹，除少数大城市外相对比较闭塞，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仍然是经济的主体。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相对于沿海地区受到的强烈的西方资本与文明的入侵，湖南的自然经济所受触动较少，在道光、咸丰年间，主要还是传统的土地兼并的矛盾占主要地位。
在当时，湖南境内土地兼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即以湘军最为集中的湘乡为例。湘乡出卖土地的方法是一种“田不分售”的办法，据《湘乡县志》记载，“原额买入若干亩，售出必如其额。有分买其十之四五者，少间必责全卖，否则坐拼滋讼，甚成命狱。富户既少，原额价多，河清无期，作茧自缚，往往千金之家，负债一二百金，其始不忍以少价让多地，其继债息孽长，减价出田，应者无人。不十年，尽售之，不足偿债。”这种办法，是一种完全偏向大地主、大富商的作法。因为将土地全部出卖，总价必然高，一般只有大地主、大富商进行接触，而大地主之间已经形成联手压价的默契，其他人则摄于其势力与气焰，纵然田主“减价出田，无人应之”，最终结局大多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卖全部土地。在湘乡周围的其他地区，情况也大都如此。
这种局面，不但使广大普通农民处于无地无业的境地，对中小地主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们虽然不致破产，但生活是日渐窘迫了。曾国藩的家庭，在其曾祖时还有数千金的产业，到他父祖辈时已经是个典型的中小地主了。至少在曾国藩为官之前，他的家庭成员包括他自己都要从事一些农业劳动，乃至他为官之后仍然在家书中叮嘱诸弟要让子侄们种菜、养鱼、养猪，多多劳动。而湘军的另一个巨头左宗棠家境或许更差些。在左宗棠幼年时，家中共十口人，每年地租收入不过四十八石谷，最多也只算是个小地主。左宗棠后来也提到他父亲“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生计之窘，迫可见一斑。湘军其他将领如罗泽南、刘蓉、李续宾等，其经济状况也大都如此。
正是这种相同的经济状况，形成了湘军将领共同的思想特征和政治倾向。一方面，他们对豪强兼并、官吏腐败的现象深为不满，希望能恢复封建盛世的经济、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社会的动荡、农民的怨愤深为不安，担心会一朝祸起，毁掉他们的家业和统治地位。因而，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由自己动手，恢复过去的秩序，挽狂澜于既倒，同时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改变自身窘迫的经济地位和状况。
由于中小地主窘迫的经济地位使得他们与社会中下层有着广泛的接触，从而对社会实际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曾国藩早年的奏折中就说：民间有三大疾苦，“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 “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则“退缩”、“琐屑”，外官则“敷衍”、“颟顸”。对于农民起义，曾国藩也说过“推其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左宗棠的分析则更为激烈，他说“上失教，故民惑于邪说而会匪以生；上失养，故民迫于饥寒而盗贼以起。”
当然，虽然这些中小地主对现状有诸多不满，但对清王朝他们是非常忠心的。首先，他们生活虽然窘迫，但仍然保有其统治地位，他们仍然可以出仕做官，政治道路并未完全堵死。其次，他们自身所受的儒家教育培养了他们的忠君思想，他们理想的社会模式是上下有序、尊卑有等、各安其分的社会。他们批评的目的只不过是希望清政府能够作一些改良，革除弊政，缓解矛盾，重现“天下大治”的封建社会。对于起义农民，他们都持坚决镇压的态度。例如曾国藩就主张“痛加诛戮”、“纯用重典”，并说“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在后来同太平军的征战中，他也“身体力行”，因而博得了“曾剃头”的 “雅号”。
然而，比较困难的生活历练、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毕竟给曾、左为代表的湖南中下地主集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使得他们都具备了一种实干、实用的精神。他们能够从实际出发，采取较为灵活实用的策略，对士气、民心的维持也比较注重，曾国藩曾作《爱民歌》在湘军中传唱，教育官兵要爱惜百姓，作《官兵歌》以融洽官兵关系。其次，使得他们具备了一种开通、学习的态度。湘军军制就是以他们对清朝军制的一种大胆变革。同时，他们也是较早接受“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的一批人，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积极学习、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其中大多数后来也成为洋务派的骨干。第三，使得他们具备了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湘军将领打仗大多以坚忍出名，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李续宾、曾国荃都是如此，因而湘军能够屡遭重创而不倒，这与他们早年的艰苦生活磨练是分不开的。
而在当时，满族大员昏聩、腐败已极，就连肃顺都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清廷以往依靠的八旗、绿营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不堪一击。这就使得以曾左为代表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显得佼佼不群，当统治者们遇到巨大的危险和严峻的考验时，很自然的将依靠他们来度过危机。
（二）社会的动荡和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以后湖南境内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极度尖锐。
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产业，破产的农民需要寻找出路。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对湖南的手工业特别是运输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前，因为清朝政府只开广州一口通商，凡外国运来货物，由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各地；而中国丝、茶运往国外的，也先在湘潭装箱再运至广东。所以当时湘潭周边地区商业极其繁盛，尤以手工业和运输业为盛，当时的运输工人竟有十余万之多。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增多，湘潭逐渐萧条，原来依靠这条商道的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失去了生活来源，成为失业者。
这些数量众多的失业农民和工人的存在，对社会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不少人加入会党，互相联结，迫而无奈则铤而走险。而湖南人的倔强、戆直的性格特征，又使得他们一旦“激而不复反顾”，其反抗也就更加激烈、彻底，破坏性和危险性也更大。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后至太平天国前后，湖南的各种武装斗争和会党起义就达五十多次。旧有的秩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种严峻的社会环境，使得后来的湘军将领们感到极大的不安，他们担忧的盗贼蜂起、天下大乱的时刻已经逼近了。但同时他们也看到，由于农民的淳朴和政治上的单纯，这些失业农民和工人经过拉拢和整编，可以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潜在兵源。他们开始积极的筹策解决的办法，少数有职有权者，开始创办团练，吸收失业农民与工人从军，利用他们镇压农民起义。最早兴办团练的，是后来成为湘军重要首领的江忠源，他在1847年就募勇成团，镇压湖南新宁雷再浩的起义。这为后来湘军的创立作出了最初的尝试和成功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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