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鹏哥告诉她西安爸爸得了肺癌的时候，她有一种怪异恐怖的感觉。怎么会？她的两个父亲，前后不到两年，分别都得了同样的绝症？她只能希望，西安爸爸不要象父亲一样，不治而逝，而是象她的堂哥、舅公及公爹一样，最终能够康复。
她把公爹康复的经验与鹏哥分享，还开始寄一些抗癌的营养品回去。同时，她办理了回国签证，以防万一。
西安爸的病情不断恶化。四个月后，医生下了病危通知，鹏哥希望她能回去一趟。她仍旧抱着希望，希望这病危通知只是误报。有一个阿姨，几十年前也接过病危通知，到现在都还健在。不过她还是决定回西安一趟，希望不管怎样，至少能够帮助精疲力竭的鹏哥照顾西安爸爸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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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一直都说，爷爷希望见她一面。她便问崇明这次有没有机会一起去趟西安。崇明很爽快地说好，并专程到香港接她，还买好了一起去西安的机票。崇明非常细心，怕她从南半球的夏季过来，适应不了西安的寒冷冬季，特意带了件大衣给她。
他们在南山吃了早茶。因为时间还早，她和崇明去了一个购物中心，买了一些冬衣。
没想到，去机场的路上堵车。也难怪，再过两个星期就要过年了。深圳这个移民城，返乡过年的人总是格外地多。
到达机场的时候，闸门已经关了，差15分钟没有赶上原定12点55分的飞机。
好在当天还有一趟去西安的飞机，他们改签到了4点的航班。结果飞机又晚点，5点钟才起飞。
她知道崇光会来机场接崇明，而堂哥或者鹏哥则会来接她。
在机场等行李的时候，崇明指给她看崇光，她看到了，虽然从来没有联系过，她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远远地招手打了个招呼。崇光看她的表情，很好奇。
堂哥也来了，她只介绍说，崇明是位朋友，也从深圳来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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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哥的车开离机场不远，电话响了。她的飞机7点着陆，西安爸爸6点36分走了！堂姐后来说，这都是命！两个哥哥带着她去向西安爸爸的遗体告别。西安爸瘦小的遗体躺在一床崭新的棉被下，脚上是崭新的黑布鞋，头上是崭新的黑色鸭舌帽。他的脸色很安详，只是象蜡像一样平坦且没有一丝血色。
流着眼泪，她和鹏哥一起向西安爸的遗体叩头告别了。
第二天一早，堂姐和嫂子来宾馆接她，一起去西安爸在东郊的寓所，鹏哥一早已经先去了。
西安妈已经将小小的客厅布置成了灵堂，西安爸的照片笑意盈盈地看着大家。桌上摆满了供果，录音机里放着佛号。供桌前摆了一个盆子用来烧纸钱给老人家。不久，所有的堂哥堂姐及除二姐夫之外的所有家人也都来了。他们刚刚换了丧服，就开始有朋友和同事来悼念。有人赠送挽联，但是多数人赠送现金，请鹏哥代购花圈。
将近中午的时候，鹏哥联络好了殡仪馆，她于是与鹏哥一起，将遗体护送往殡仪馆，并办理了有关追悼会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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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崇明来短信，问她什么时候有空。因为崇明第三天就要赶回深圳，她决定当天下午找时间去见94岁高龄的爷爷及其他家人。于是吃完中饭，他让鹏哥先回东郊，自己回了宾馆，说好了晚一点自己打车过去。
在爷爷那里，他见到了爷爷、崇光、崇光的孩子威威、叔叔的女儿红杏，还有父亲的最后一位女友铁红。
她惊讶地发现，崇光和爷爷好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两枚钱币，只是一枚古旧一些，一枚新鲜一些。
爷爷的背都驮了，但声音洪亮，肤色白里透红，象父亲当年一样。桌子上摆着笔墨，是爷爷的。
爷爷说给她往澳洲写了很多信，都被退回来了。她说她其实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爷爷记得，说她当时问，“请问治国在家吗？”奶奶立刻勃然大怒，说“不在！”原来奶奶是觉得竟然有人敢对她的儿子直呼其名，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是她第一次打电话给父亲。
爷爷床边地桌子上，摆放着奶奶的遗像。她觉得自己遗传了奶奶笑起来的唇形。
她希望自己能多逗留一些时间，又觉得应该早些回东郊陪伴鹏哥料理丧事。
于是她告别了崇明等，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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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东郊，楼下已经摆满了花圈，挽联都是堂哥写的。那天晚上她和鹏哥一起为西安爸守灵。第二天早上，她捧着西安爸的遗像，鹏哥举着幡，带着三四十位家人前往殡仪馆。
下楼的时候，她听到邻居问，抱遗像的那个是谁？
在殡仪馆，有几位阿姨跟她说，“不要怪你爸。”她说，“我不怪他！我爸欠我的，他都还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