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那年，母亲十三岁。在此之前，母亲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也没听人说过中国。那时的东北叫大满洲帝国，生活在大满洲帝国的中国人被称为满洲人，而中国二字就像现在的敏感词是不能随便说的。“八、一五”光复那天晚上，二舅妈下班回到家里，异常兴奋地告诉母亲：我们又可以做中国人了，我们可以吃大米了，可以穿阴丹士林布的旗袍了。二舅妈上过伪满洲国的国高，是母亲家族里最有文化的。可只上过一年学的母亲却懵懵懂懂，不明白为什么她的二嫂如此兴奋。在母亲的心里，中国人只是一个陌生的没有血肉的符号，既没亲切感，也没有归宿感。
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亡国奴的待遇母亲是清楚的。在当时的大满洲帝国，尽管名义上的皇帝是溥仪，可中国人的身份却最低贱。日本人和韩国人可以吃大米，中国人却不能吃，否则就是经济犯。在当时，日本人是一等人，二等人是白俄，而作为大满洲帝国主体国民的中国人却是地位最低的三等人。
因为大舅当年在日本的飞机厂，当时叫第一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的飞机制造厂（现在叫沈阳松陵机器厂，制造歼八的基地）当工人，母亲一家就住在工厂附近专为工人建的趟房里，与日本人住的蒙古包别墅只一街之隔，因此母亲对日本人还是很了解的，而且也与很多日本家庭有来往。母亲回忆说，当时不知道恨日本人，而且还挺佩服日本女人爱干净的习惯。母亲说，日本女人在家里成天洗洗涮涮，就没看有闲着的时候，虽然也用烧煤的炉子做饭，可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去年在家的时候，电视里播放严歌苓的电视剧《小姨多鹤》，母亲就夸孙俪演的好，那一举一动，颠着小碎步跑步的姿势简直就是地道的日本人。母亲快八十了，可仍然每天洗刷不停，锅碗瓢盆非要洗的铮明瓦亮不可，家里的地板以前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擦，弟弟也劝不了，就给母亲买了一个全自动的既能擦地板又能擦瓷砖的德国产吸尘器。我猜母亲在讲卫生这问题上一定是受了刺激，日本人的干净和中国人的脏乱形成的对比让要强的母亲一辈子与脏乱为敌。
等八一五光复后，母亲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了，就总是不明白，怎么中国人就那么好统治，诺大的一个飞机厂，日本人才两百多，且其中大部分还是工程技术人员，而中国工人两千多，却被日本人管理的老老实实。要说东北人天生怕死软弱也不对，母亲说，苏联红军来的时候（据说很多红军是犯人被特赦充军的），到处找马达姆（女人），不管老幼，逮着就强奸，连十几岁的母亲当时也不得不剃个秃头装男孩子。可东北男人也不好惹，有不少苏联红军就被暴怒的东北人打死，听母亲讲，她经常在水沟里和没人的地方发现被打死的苏联红军。苏联红军的军纪比较差，少个把人也没人知道，也没人追查。
东北人朴实、爽快，可东北人也愚昧、粗鲁。过去的东北人基本是从关里逃难来的贫苦农民，没什么文化，因此东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差的地区之一，属于文化上的蛮荒之地。九一八事变后，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和有民族气节的人也都逃到关内，使留在东北的中国人整体素质变得更低。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有几段描写石钟山东北老乡的故事，镜头中的那些农民，土头土脑、脏了吧唧，又自私自利，让人看着既可怜又可恨。我想，日本统治时期的东北农民形象大概也就如此吧。也难怪林彪初到东北时总是抱怨东北群众思想落后，群众工作不好开展。
教育是树人立德的根本，国民精神也是教育的结果。没有文化教育，人就是白纸一张，就是一个接近自然的人，其秉性全凭天生和家庭影响。所以日本人统治东北时就知道搞所谓的皇民化教育，但当时因为有个傀儡皇帝溥仪，日本的皇民化教育还是遮遮掩掩的。母亲回忆说，她上小学的时候，每天开课首先要背诵的是皇帝诏书，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诏书。等日本投降后，每天上学又开始念总理遗训。这让我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上课要背“最高指示”。小孩子，你给灌输什么思想，他就接受什么思想。因为孩子就是张白纸，不需要洗脑。
所以说，离开了教育，没有了文化，人就回到蛮荒时代，就成了一个只知利害得失、没有道德气节的自然人（也就是动物性的人）。同理，如果一个中国人，没有了中国人的气节，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文化，虽然他说中国话，吃中国饭，有中国国籍，但从本质上也就算不上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仔细想想，怎样才算是一个中国人也的确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
首先，人种意义上的中国人就不太好定义。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并不都是中国人。如果从基因图谱上定义的话，中国人也很难界定，因为没有哪条基因是中国人独有的。如果按国籍来划分的话，那很多旅居海外的华人就会有意见，他们会说，我虽然放弃了中国国籍，但并没有改变我的中国心。
我小侄六岁出国，十一岁加入荷兰籍，到现在大学毕业了，他仍然说自己是中国人，从未把自己当作荷兰人。从九岁开始，他每年回国，从未间断。对他来说，亲情是最大的精神纽带，让他顽固地做精神上的中国人。以前回来还经常与兄弟们一起出去玩，这几次回国就只陪着奶奶说话了。奶奶带他六年，却将一种无可替代的亲情的温暖永远留在他心底。
因此说，有没有中国国籍并不是决定是否为中国人的充分必要条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标准可以准确地定义中国人。甚至是血缘也无法决定一个人是不是中国人。
母亲自称很熟悉日本人，可她却没有察觉与我们做了十几年邻居的王姨是一日本人。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的一天，王姨很神秘地将母亲叫到她房间，道出了自己多年隐藏的秘密，母亲才知道王姨原来是一个日本遗孤。王姨的父亲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将军，日本投降的时候，剖腹自杀了。她母亲将她藏到一个拉格里，把其父的一个代表身份的牌子挂在她的身上，就带着她的哥哥回了日本。那一年，王姨记得自己是四岁。王姨后来是被一个拉三轮车的光棍汉捡回家收为养女，并把她抚养成人。王姨搬到我们院时，她的养父已经过世了，可听她与母亲聊天，感觉王姨对她的养父还是很亲很有感情的。
王姨自己的个子不高，可丈夫田叔却是个高大的东北汉子。三个孩子也都个子很高，两个大女儿长得很漂亮，儿子也很帅气白净，就是学习一般般。因此王姨很是为几个孩子的前途担心。八十年代中旬的时候，王姨在一次政府组织的日本遗孤的聚会上，知道自己的哥哥可能还活在世上。后来通过一个什么机构，王姨竟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哥哥，据说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那块牌子让日本的一个什么组织认出来，后来通过日本政府找到她仍然活在世上的哥哥。自从联系上哥哥后，王姨就经常往我家跑，和母亲商量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母亲很自然地鼓励她回去看看，可我记得王姨很是犹豫，说自己一点心理准备没有，也一句日本话不会了，亲妈也不在世了，回去又有什么意思。唯一的动力是为孩子的前途考虑，觉得应该回去。
后来王姨还是一个人回去了，回来后第二天就来找我母亲，气呼呼的说，真没想到，我哥哥明知道我是他亲妹妹，可就是不认我。然后和母亲说，她不想再回去了。母亲也很是奇怪，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哥哥不认妹妹。可没多久，王姨的哥哥又来信让王姨回去。等王姨再次回来时，才告诉母亲她哥哥不认她是怕他们母亲留下的遗产不好处理，因为那些遗产都已经被王姨哥哥的孩子们分了。
王姨就这样犹犹豫豫了很多年，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最后下决心带全家回了日本。我记得王姨当年很羡慕我们家哥仨都上了大学，所以我就想，如果王姨的三个孩子都在国内上了大学，王姨就真不一定愿意回去了。因为，除了说不清的血缘，王姨早已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了。
在瑞士的时候，经常听人讲起一个瑞士姑娘。这个瑞士姑娘从小就跟作外交官的父母生活在北京，从小学到中学一直上的是中国的普通学校，生活在中国人当中，跟着同班同学在北京的胡同里到处窜。北京的乡情和胡同文化把她塑造成了一的地道的北京人。八十年代末，等她父亲结束了在北京的外交官生涯后，她随父亲回到瑞士。这时她才发现，她已经做不成一个瑞士人了。她的思想感情、她的欢乐和痛苦在瑞士无人理解，也无处倾述，而且时常在梦里回到北京。她想念在北京的同学和朋友，想念北京，因为那有一种温暖的东西让她无法割舍。我倒是很理解她的感情。九十年代之前的北京的确是中国的首善之地。那时的北京人宽厚、大度、友善，幽默，人情味浓厚，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一旦回到人情冷淡的瑞士肯定是难以适应的。
这个瑞士姑娘见到在瑞士的中国人就像他乡遇故知那样亲。她喜欢和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在一起。那样一种乡愁，其强烈程度不亚于一个流落它乡的中国人。为了能和中国重续前缘，她一直想找个中国人做丈夫，很多认识她的人都想帮她的忙，也不知道最后是否找到一个中国丈夫。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瑞士姑娘难道说不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吗？
说起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我又不免想起那个被称为北大怪杰的辜鸿铭。辜鸿铭从血统上划分的话，只能算半个中国人，因为他母亲是西洋人，父亲是中国人。可这个有着欧洲人模样的混血人却坚定地做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他比那些血统纯正的中国人更痴迷于中国文化，穿衣戴帽，举手投足，礼仪谈吐都整个一个中国范，甚至为了显示自己尊重传统，气那些激进分子还故意留着大辫子不剪。我估计谁要是当他的面说他不是中国人，他一定会气的胡子都竖起来，没准还会给你一烟袋锅。
最近读林语堂和辜鸿铭笔下的中国人，让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甚至怀疑，那些温良的、敬畏天命、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曾经是我们的祖先吗？是什么力量让我们中国人变异成如今这个样子的？没有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修养，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我们还算中国人吗？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才写的这个帖。
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自然人了，我们都是社会人，而社会人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我们所具有的文化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