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落日的余晖中，飞机离开浦东机场，向着大洋的彼岸飞去。
这次回国，是为了看望三年未见的家人、师长。用我蜻蜓点水式的孝道，去感受老年生活中的种种承受，且在不经意间，近距离地观看了一代中学生近乎炼狱般的读书方式，惊诧于生命中何以有如此重重的承受，我们又是为了什么而担当这许多。
二
看望导师照例安排在返美的最后一天。事先电话联系过，所以他知道我去的时间。三年前，我只说了日子，没说时间，结果等我从老家来到上海，在酒店住下，再乘出租到大学新村的时候，老人已在书房的窗口朝外望了一天。这次他住在医院里。前年因脑血栓导致右半身瘫痪，之后就一直住在教授病房。因为导师体重很重，同样九十高龄的师母和六十多岁的女儿二人不可能搬动他，回到家中无人能够帮他行动。两年多来唯一一次国庆节回家，来去都是打120叫救护人员抬着上下楼梯的。
走进病房，导师正躺在床上看医院的日报。他让护工帮忙穿好衣服，坐在椅子上和我说话。我必须紧挨他坐着，凑近耳朵大声地说，才能和他交流。导师精神很好，告诉我前年投了一篇稿子到美国行业杂志，审阅委员水平很差，居然来信说要修改了才能发表。老师大为光火（一如其人），写信把审阅委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告诉他们文章必须发表，而且要一字不动地发表。结果文章真的刊登了，自己却气坏了身体。就因为从床上拿一杯水没够着，一头栽下去，等送到医院，已是半身瘫痪。
老师讲他的病历正说得兴高采烈（也一如其人），突然老师的女儿来了，右手拎着饭盒，左手搀着颤巍巍的师母。原来师母听说我到医院来，没时间到新村去，就亲自到医院来会我。我一时愣在那里，竟不知说什么好。
师母的听力也已经很弱。我坐在他们二人之间，尽量凑近他们的耳朵，和他们说话，听他们聊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说医院的伙食不好，怎样才能变一些花样从家里烧好了带来。说新村的治安变坏了，隔壁原副校长家去扫墓的那一天，家里被偷劫一空。说她们两人离家不敢把现金放家里，随身带了出来。说女儿的腿病已经很久了，为了两位老人没空去治。。。
导师的女儿，按说我应该叫她师姐。可是这个师姐连高中都没读完，更不用说大学了。她上学的时候，导师在提篮桥监狱里，师母去了干校。后来进工厂，嫁给工人，又离婚。在这个上海弄堂女子的身上，已经找不到一点贵族出身的痕迹。我不知道导师对女儿的耽搁和自己的遭遇，哪个更痛心一些。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我不知道怎样辞别这一家三个老人。午饭的时间到了，导师用左手艰难地吃完了饭菜。女儿要去买菜，师母的体力不能在外面待得太久。我陪师母出来，先送她回家。她到电梯口，等了一会儿，又折回病房，问导师还需要什么。导师说没什么需要的。我与他告别，他竟没再说什么话，只把食指按在眉心上，眼角流下了两行热泪。
我不知道按在眉心的食指表示什么，但我能解读那两行热泪：五十年代毅然离美返回祖国，六十年代几乎把牢底坐穿，都是可以一笑了之，一怒了之的往事。学术上引领风骚，他该说就说，该做就做，功过由他人去说，坦荡地承受、包容一切才是他自身真正的成就。即使在耄耋之年，为一篇文章一怒而瘫，对他来讲，就当是别人的一桩笑话一样。他赏识我，送我出国，我心存感念，也只有几瓶维生素，几盒西洋参回报而已。但师生意气相通，言语难表，尽融在了两行热泪里面。
我陪师母到医院门口，已没有时间送她回新村，只能看她拎着装了现金的，不起眼的塑料袋，坐上出租车离开，心中不禁惴惴。直到在地铁站打电话到新村，知道她已平安回到家中，才把心中的一块石头放下。
三
与大学的导师相比，中学班主任的身体要好得多。我在回到老家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去看他，他打电话把师母从邻居家的牌桌上喊了回来，一起聊聊家常，问问身体、生活状况。他们平时在两个儿子家轮流住，老少、婆媳关系都很好。住处就在学校附近。闲来种种花草，含饴弄孙，自得其乐。
拍了张合影，从家里出来，老师说我陪你到学校里走走。到校门口的时候，恰好下午放学的铃声响起。这时是五点二十分。只见一群群高三学生从教室里出来，低着头匆匆地走路，分别赶往食堂，或宿舍，或校门口送饭的父母，街道两旁的小吃摊头，或者家人在附近民居为孩子专门租住的地方。他们只有四十分钟的时间，走路，买饭，吃饭。六点整以前必须赶回教室，开始晚自习。自习课到九点半结束，回到宿舍或家中。对于能力差一些的学生，晚自修以后还得继续做作业。
我对母校的这种情况本来是有所了解的。但如此近距离地站在校门口，看许多苍白的，无所谓稚气不稚气的脸，看他们满载的青春气息，和气息无从宣泄的他们，我到底被震撼了，被这种触目惊心的场面惊呆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们，他们的脑袋全是糨糊的！如此僵硬的教育，如此非人性化的追求升学率的模式，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但我马上反省，也许是我偏激了。曾经一个不顾人口规律的时代，造成了人口的大幅增长。今天，在有限的机会面前，只有竞争胜出，才有可能过上起码的舒适生活。虽然前一代人种下的苦果要由这一代人来品尝是不公平的，但现实摆在面前，辩说公平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唯有牺牲这些青少年，乃至童年的快乐，去换取他们成年的饭碗。
四
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我体验了两种不同的生活负担，并为之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就年轻人所承受的压力而言，也许我们的文化中多了一些忧患意识，少了一些西方生活中的淡然，才把孩子们逼到了个个跳龙门的深渊面前。也许我们的就业体制中，人性化的因素过多，规范化的因素缺乏，职业阶梯上有很多很大的空壑，非上即下，没有中间选择。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想了又想，还是确定了我的感觉：我的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们，他们的脑袋真的是糨糊的！我倘若骂他们蠢驴，显得我挺不文明的。但如果以为把所有的学生都关在教室里，关到头昏脑胀，四肢乏力，就能把差等生变成中等生，把中等生变成优等生，而且这样做是大大地值得的，那他们的脑子不是糨糊的又是什么呢？
对于老年人的承受，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可以用少一些感性，多一些理性的态度去对待。我们不能因为衰老的无助而放弃壮年的努力，也不能因中年的忙碌而无视长者的需求。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对每一个人大约都是公平的。况且生命中还有其它的承受，如恋爱的无知，成年的迷失，不是都可以拿来作量的比较的。这样一想，也许就能像导师那样，包容、包含许多的物我与是非，生命和承受。
五
飞机才飞了不到一半的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航程，但不是一段乏味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