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可有扭曲中華文明？

十八世紀歐洲啟蒙思潮澎湃期間，忽然刮起一陣「中國風」，這股氣流所以凝成，與來華教士㩦返西方的中國資料直接有關。早大半個世紀前，單一位教士帶回羅馬的入華教士著作，已就多達四百餘冊，其後介紹語言、文字、文法、圖書、哲學、天文、地理、醫學、數學、農業甚至園林、武術等等，方方面面，資料汗牛充棟。最後教士大部頭綜論性質的著作終陸續面世，如包羅萬象的巨著《中華帝國全誌》（1735），十二卷本的《中國通史》（1783），都是許多啟蒙思想者必看又常翻的參考書。萊布尼茲孜孜不倦研究中國近半世紀，除廣泛閱讀外，更直接求教中國通的傳教士朋友，有次發長信一口氣提出卅條關乎中國的問題，凡天文地理醫藥衛生養蠶軋棉無不想問出個究竟，最後還要求推薦幾種值得歐人借鑒的舒適生活方式。他曾表示，自己廣泛的求知欲，從中國人那裡大大得到激發。又別看伏爾泰，公開對天主教會雖多所譏諷，但私底裡幾乎把《中華帝國全誌》的教士作者，認定是他的唯一追隨人物，變成崇華派，自己甚至更成了全盤華化論者，在私人小禮拜堂將耶穌像換成孔子像，天天敬禮。伏氏認為，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袤最人多又治理得最好的國家，只有中國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愛的民族，推崇常為我們國人詬病的科舉取仕，因皇帝開明，自民間延攬文官，鼓勵上書諫議，不行專制，法律表彰仁愛，雖賤民也不處死，帝王百官，都愛民如子，修路鑿河，保護學術......

啟蒙時代，是一欲以理性管轄代替宗教管轄的時代。高舉理性膜拜理性的精神來源是自希臘傳統，但理性的投影，卻不少取自中華的異國風情。很少人像孟德斯鳩，清醒看到中國後來法理掩飾的專制面目，非理性的敗壞根源；但他同時仍公允評價中國文化種種優點：禮治，尚德，重農，救荒，節儉。盧梭也承認中華文明之實，但是以之為例，作其文明否定論之證。他們兩位之外，啟蒙的思想泰斗們雖用理性批判一切，但對中華文化竟無疑問。霍爾巴赫D′Holbach（1723-1789）出身貴族，家道豐厚，開放宅邸，作國內外文人學者定期聚會清議之所。每周兩次雅集和他的著作常盛讚中國君主不世襲，將政治與道德結合，這些應當作為建立新社會體系的楷模。狄德羅Diderot（1713-1784）擔任《百科全書》主編廿五年，集合當時歐洲最先進的頭腦，包括上述伏氏孟氏盧氏霍氏等人，為新時代提供新知識，及知識之大結構，知識分門別類，又互相聯繫，為一井然整體。他讚美中國人是善良之民，比西方更懂善意和道德的科學。他稱讚中國的家長式政治，形成穩定政體，皇帝雖替換，政權仍固若金湯。魁奈Quesnay（1694-1774）領導重農學派，歌頌的自然是理性之自然，他們從自然秩序此一核心概念出發，認為農業乃國家富強之本，反對重商主義，主張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府要少干預商業，經濟貴自由，稅收力應從簡，這種理想社會，榜樣就是中國。他寫《中國專制制度》，講依法行使主權，專制利民，這是最好的政治形式，西方應當效法中國德政不分，依天理天則治國。崇拜中國，魁氏比伏氏尤有過之，力排孟、盧之說，被譽為「歐洲孔子」。

我們現在回顧那段歷史，傳教士的中國熱與啟蒙者的中國風，折射出的中國印象，後者反而不及前者近實。雖然教士們的認識並非完整，也不盡妥，而耶穌會與其他大多數修會之間，更因接觸社會上、下層的不同，對中國問題每獲得相反的結論，但中華帝國的歷史與現狀，基本拼湊出輪廓，並未有根本扭曲。然啟蒙思想者自行註釋的中國，每理想成份多了，現實含量薄了，畢竟他們並非親知，而只屬側聞，再是認真，仍隔上一層。尤其是因見當時中國物阜民安，太快推論政治倫理的理想即政治生活的現實，未明庶民社會不是公民社會，仁慈專政非同民主憲政。1720年以後，清廷禁洋教，傳教士行動受阻，歐洲的中國知識無復更新，啟蒙學者多只能因循舊見聞，延續老思維，與封閉性防守型日漸老化的帝國現況，更加脫節。比對西方啟蒙思想家的中國認知，中國對域外的認知相形更加隔閡，西方盡「蠻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完全無視洶湧之現代化巨流。從十八世紀末葉起，洋人來華，代之以新一批行商的機會主義者，于中國高雅倫理並無心欣賞，對古代思想更不感興趣，天天跟難纏的滿大人和華商周旋，寫給老鄉的家書和報告，自然多變為負面消息。再加上西方鍾情中國文化的君主，如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者，每以開明專制為榮，反更令其國民眼見心厭，中國熱風自也就陡然而來，戛然而止了。

啟蒙時代集大成的哲學家康德（1724-1804），便已不像他的祖師輩喜言中國之理性主義了。他把理性重置于啟蒙的意義脈絡，加以批判考察。甚麼是「啟蒙」？康德認為，是人脫離加諸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這不成熟的狀態，就是人不經別人引導，便無法运用自己的理性。故他以惰性和怯懦，乃啟蒙之大敵，人趨成熟，在于勤謹自由运用其理性。自由本來該無所限定，不過在現實世界中，理性是受到限制的，成熟的理性运用，須知其權限之所當止。理性可以按照自然概念，為感覺經驗材料立法，建構有關自然律的知識理論，但對非經驗對象，理性雖也可依照邏輯推理，然那些只是觀念理念，非其所能統御的概念知識。知識止于經驗，超出此一界域，理性要是濫權，欲妄加立法，則為僭越，亦屬不成熟的表現。自由不屬自然，知識領域中它無合法地位，但自由仍圖在生活出沒，沒有可能不被理性思及。理性如果按照自由概念，為意志道德實踐立法，擬就道德律的理念，雖非知識理論，無客觀現實之必然，仍有現實當然之必要。所以在自然王國之後，仍有一自由王國，理性之程序，這邊管理著我們的幸福，同時理性之實踐，那邊成全我們的德性。這情形和他講到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一樣，「福」、「德」要服膺于兩種不同原則，守在不同的領域，才無矛盾。如欲德、福不只不矛盾，更轉進至配稱一致，自由之無限與自然之有限結合，康德認為，在此人需宗教。宗教非同盲目迷信，而是于理有據，自然王國與自由王國，終極統一，止于至善之圓成。要言之，依康德，啟蒙真義，是人從蒙昧成熟，以理性自主而有節地為自然立法，為自由立法。依此他看中國思想滯後，疵議儒家沈湎在伊甸樂園的原點，未再前進，而道家老子，以虛無為上善，渾沌而非理性，與原始神秘宗教同流。康德這樣批評中國，具體言既粗糙又不全面。但就原則根本言，西哲之啟蒙思考，針對理性、自由考察精審，衡之儒扶天綱、立人極，道歸無極、致虛極，我們便顯有未備，中間細節，缺環甚多。

到十九世紀初葉，歐洲對東方充滿興趣，中國只居諸多好奇事物之一，此可以哥德（1749-1832）為代表。不少中文的文章寫哥德如何是「中國迷」，這是事實，不過此僅為部分事實。他從自法文迻譯成德文的《中華帝國全誌》，積極尋找中國文學材料，十幾首詩經，四篇古今奇觀，還有元曲趙氏孤兒，並據之改編成以荷馬史詩人物Elpenor為名的劇本。他更閱讀過冷僻的粵唱木魚書好逑傳、玉嬌梨，花箋記，最後觸發他仿作十四首詩，收為一集名《中德四季與晨昏雜咏》。不過我們中文的論者很少注意到，正在寫詩的那年，哥德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這一新詞，主張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傳統，要由梵文、阿拉伯文、賽爾維亞文等史詩入手收集。他說：我越過越相信，詩是人類擁有的共同財產，出現于各地各代千千萬萬人中間。因此我自視生活于異族，我建議各位也這樣做。民族文學現幾是毫無意義之字眼，世界文學的新世紀已至，人人都要努力趕緊接觸！哥德這一世界性的文學視野，同時鑄造嶄新的文化覺醒，預示全球化的現代性時代之來臨。哥德迷上中國文學，要在他世界文學的全景中理解，別見人家為你著迷，便自作多情，以為自己魅力無法擋，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花不迷人人自迷！十九世紀西方對域外興味之所在，是笼統的「東方」，不再是固定的中國，而其焦點，若果仍舊有的話，反而是印度、波斯。至于秉承啟蒙理性思想，大講人為理性動物，怎樣發展理性註定的目的，走向普世歷史終結的黑格爾（1770-1831），對他而言，中國所代表的原始，不外反襯西方的進步。道、陰陽、八卦，都不過處于普遍抽象之初階，未進于具體抽象，僅由最抽象，驟然轉入最感性，中無發展，極之膚浅，未能為思想創造一個範疇王國。啟蒙泰斗們極力推崇的中國倫理，對黑氏而言，因缺乏主體自由，僅屬道德常識座右箴言。中華帝國由于只有皇帝一個人的自由，餘者全不自由，任由他大家長頤使氣指。子民皆大家庭的成員，為血緣關係與天然義務湮蓋的個體，不具主體性人格。正因百姓非同公民，無根本獨立性，其宗教亦是依賴的，自然崇拜，權力崇拜。結果黑格爾認為，數千年的中國，文化停滯，單一無變動。不過他同時也公道地點出，變化之作為範疇，本屬東方人的思想，中國人的基本，原為理性，謂之道，為天地之本，萬物之源。他專講辯證法，「正題﹣反題﹣合題」重複變化的動態過程，好像是中國人講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男女合則生小孩這些，以他受中國文化影響，然似而實非。他的辯證法屬概念命題邏輯性質，相對意義的普遍概念出現反題，從中又歸納演繹出新的普遍概念合題，而合題仍非絕對的普遍概念，作為新的正題，它自會歸納演繹變化發展下去。其辯證法不是講客觀世界存在的大小正負男女左右對立屬性的分析，而是從理論高度給出的綜合。如挑出西方說話曾像我們，人家就成了我們的孫子，這種中國思想，本身就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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