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要求早点开始干活,但当地的习惯是从秋收完毕到来年正月十五都不干活,叫做“冬闲”。按照上级指示,大队安排我们利用冬闲时间“访贫问苦 ”,还到社员家里宣传“元旦社论” (即,和杂志编辑部 1969年元旦发表的社论,被认为是代表“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念报纸。
通过领导介绍和实际接触,我们了解到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
当时全村有二百多户人家,九百多人口,分为四个生产队,经济核算是以各生产队为单位。我们去的前一年遭了水灾,收成很不好,一个工 (10分) 只有一两毛钱,口粮每年每人260斤(后几年逐渐提高到每年每人360斤)。当时的政策是,无论男女老少口粮标准都一样,所以老乡愿意多生小孩,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口粮。
全村有可耕地三千多亩,人均三亩多。这本不算少,但由于土地贫瘠,产量很低,所以很穷。耕作方式相当原始,只有在大片的耕地上,一年能用县里来的拖拉机翻两次地。生产主要靠种粮食,以玉米等五谷杂粮为主,小麦因为产量低,种得很少,所以平时吃的绝大部分是粗粮。经济作物有胡麻,黑豆等,基本是本村自用。有不大的菜地,种些土豆,洋白菜,胡萝卜,菠菜,蔓菁,菜瓜等,产量有限,也是为本村人自己吃。
集体副业很少,有个碱坊,是用盐碱地上扫出的碱土,加水下大锅熬,制成深褐色的碱块,拉到县城去卖。村里的大车在农闲季节,能揽点运输的活。电磨坊主要为本村社员服务,按加工粮食的重量记一点账。油坊只在秋冬季节干一阵,把收获的胡麻轧出油分给社员。此外,有些农民家有少量的家庭副业,常见的是养猪,羊,鸡,兔等,规模都很小,既自己吃,也卖点钱。还有私人的豆腐坊,铁匠 (打小农具),瓦匠 (盖房),以及劁猪的,赶毡子的等,都是亦农亦工,小打小闹。
政治上,1947年共产党来到并开始土改,分了田,划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有十多户,约占全村的百分之五到十。其余的,贫雇农和中农约各占一半。可能是各地的土改不太一样,中农没有进一步分上中农和下中农。村里的支书是47年入党的老党员,由于认字有限,一直就在村里当干部,58年下去过一段,后恢复;文革初靠边站了,后又恢复,直到我们去。
全村有少一半人姓冯,是村里的“大姓”,此外还有几个“小姓 ”及一些“单门小户”。我们曾看到冯家的家谱,是老乡偷着拿给我们看的,因为那时这东西属于“四旧”。据这家谱记载,冯姓家族最初是在明洪武年间,随着在洪洞县大槐树下集合的移民而来。最初只有一个叫冯尚万的男人,到本村时,这里只有几户人家。后来冯家逐渐人丁兴旺,成为全村的“大姓”。
村里有一所小学,校址可能原是一座小庙,像个四合院,南面是个坐南朝北的戏台。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上到小学毕业,初中就得到外村上了。绝大多数孩子初中毕业后都回村务农,到县城或其它什么地方上高中或中专的极少,当然也有,还有以后考上大学的。我们生产队队长的大儿子就是文革中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县城的岱岳中学教书。
后来从其它村的知青那里慢慢得知,当地各村的概况基本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