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美-中陷入一场冷战
亨利-基辛格
《华盛顿邮报》星期五，1月14日，2011年
在解决许多共同面临的问题取得进展之时美国与中国首脑峰会即将举行，而且有可能发表一个积极的共同声明。然而双方首脑也同时面对各自国内的决策层强调冲突而不是合作的观点。
我所遇到的大多数中国民间和某些政府人士似乎都确信美国在寻求遏制并向中国施压。而美国战略学者在呼吁关注中国正在增加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
必须给予重视以避免双方仅考虑自我满足的预期。现代技术的进展和全球化的现实要求美国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互相沟通。两国之间的一场冷战将给国际社会带来立场分化，在诸如核扩散、环境、能源和气候等问题需要广泛理解和全球解决方案的今天，冷战将使分歧扩散到每一个地区的内部政策。
冲突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兴起所必然发生的。二十世纪美国的兴盛就是一个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没有发生冲突的实例。经常被引述的英-德冲突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是由于轻率挑衅的政策使得当时的欧洲外交变成了一场零和博弈。
中美关系没有必要如此演变。在大多数当代事物中两个国家有充分的合作；两国所缺乏的是互动中观念上的“桥梁”。共同的对手是冷战期间结盟的动因。当前面临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巨变，这种新课题的多样性还没有形成共同的概念。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国家的目标要让位于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秩序。
美国和中国都没有面对过这样的课题。每一方都认为各自拥有出类拔萃并且是某种自然而然为其他人所渴望的价值观。
融合这两种版本的“卓（越）（特）异主义”是中美关系中最深刻的挑战。
美国人的“卓异主义”发现要求其他社会接受美国价值观是自然而然的。而大多数中国人将中国的兴起视作不是对美国的挑战而是预示着中国回到一种曾经辉煌的正常状态。以中国人的观点，过去200年里的相对贫弱——不是中国现在复苏了——代表一种不正常。
美国人从来都是我行我素似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参与或者撤出世界事务。而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中央王国，从来都没有国家主权平等的概念。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对其他外国都是以附属国看待。在欧洲军队强迫他结束封闭之前中国还从来没有遭遇过一个“份量”相当的国家。1861年以前中国没有外交部，建立之后也是主要与殖民入侵者打交道。
美国外交按照自己的决心追求明确的结果。中国的谈判者则更愿意将外交看作政治、经济和战略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并且通过一个大范围的长期过程寻求结果。美国谈判者面临僵局会变得焦躁不安和急不可耐；而中国谈判者认为僵局是协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美国谈判者代表了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国家灾难的社会——除了美国内战，而内战并不是一种来自国际的战争遭遇。中国谈判者不能忘记那个屈辱的世纪，当时外国军队强迫战败的中国纳贡赔款。中国领导人对最轻微的带有屈尊的含义都异常敏感而且倾向于将美国人的坚持看作是缺乏尊重。
北韩事件为这种观念上的差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美国人专注于核扩散。而中国人，长远来看比我们更担心（北韩）核武器，另外强调近缘关系。它担心如果防止核扩散压力引发北韩政权解体而可能出现的混乱。美国人寻求一种针对特定难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而中国人将任何这种结果都看作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挑战中的一个中间点，关于东北亚的未来没有最终的结束。为了获得实际的进展，对韩外交需要更广泛的基础。
美国人频繁地要求中国人通过对解决某个特定难题做出贡献来证明它意识到“国际责任”。中国必须用以证明善意和诚信的任务是强制一个国家调整自己的行为而成为国际社会成员，而国际秩序是在它缺席的情况下根据它并没有参与制定的程序原则制定的。
当美国人追求一种实用主义政策时，中国人倾向于将这些政策看作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它是倾向于要找到一种基本上由（美国）国内因素为动因、目的在于阻止中国兴起的一个整体战略才是根本原因。
这种竞争中相互（战略）“再保证”能达到何种程度是对世界秩序的考验。在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事实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永远没有能力凌驾于另一方，而且双方的冲突将会耗尽各自的社会资源。双方能找到描述这样一种现实的框架概念吗？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防止形成结盟的组织原则。为此双方需要一种协商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双方可能在各种国际会议上详尽阐述共同的长远目标并协调各自的立场。
目标应该是开创一种相互尊重与合作的惯例，使得现在会晤的领导人的继任能够继续看到各自的利益所在，作为一个共同计划创建一种初见端倪的世界秩序。
张一凡译
2011-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