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光：隐蔽战线上的较量为何中共获胜

李大光：隐蔽战线上的较量为何中共获胜

2011年02月  　来源： 新华军事

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 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外，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烂”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知彼知已，百战不殆”是《孙子兵法》阐述的战争基本准则。从1927年国共破裂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在争夺政权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较量，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     为抵制流氓习气，周恩来提出“三大任务一不许”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只是在1924-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     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刺客陈顺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     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开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被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却因为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缺乏决心，致使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之前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专职情报机构的建立倒要早于国民党。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的恐怖袭击。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     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告了密。他们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为交换条件，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红队又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而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     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而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     根据周恩来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     有一次，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     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外，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烂”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做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正如西方情报界所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     然而，顾顺章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染有流氓习气。他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勇于冲锋，并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队长。他担任特科负责人后，借口工作特殊，经常拿走中央半数以上活动经费，且开销不受监督，还嫖娼、吸毒。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同党的原则和要求格格不入，顾顺章便心怀不满，筹划投敌。     1931年4月，他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内的钱壮飞译出了武汉方面的来电，由李克农提前在上海报警，才使中共中央几十个机关、几百人连夜转移，免除了覆没性灾难。（《环球视野》第350期，摘自2011年2月1日《中国国防报》）

    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

    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便是1927-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是共产党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国民党则动用政权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杀。

    1928-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的原则，党员曾发展到19万人，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只有3000入左右。

    1928-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在这时提出，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出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但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

    此间，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来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

    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环球视野》第350期，摘自2011年2月1日《中国国防报》）

    我们不用金钱、美色获取情报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说是隐蔽战线斗争发展的最高点。当时，党在国统区的隐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形成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区的影响，并破坏了国民党当局的后方稳定，严重影响其战争计划。

    1946年国共最后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工作方针策略的核心，又是使党的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

    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陷入遭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

    在国民党军队、政府内部中，到处有人为中共方面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特务对其中大多数人也侦破不了，事后，毛泽东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了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了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收。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完整接管城市。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同样易于得情报。国民党在大陆无论公开或隐蔽战线都打了大败仗，其原因就在于“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私下在日记中也承认此点。现已公开的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蒋介石日记》中便有清楚记载。

    如1949年2月3日蒋介石下野后，在浙江奉化老家反省，便“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困苦不堪的国度中，最高当政者20年间“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怎能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呢？

    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在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当时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说，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回顾当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胜利和国民党在此领域失败的历史经验，人们可看出，决定其胜负的关键在于用正义性争取人心。2500年前写成的《孙子兵法》对间谍使用便总结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共产党“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秘密战线的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国共双方隐蔽战的胜负对决，其基本因素也正在于此。（《环球视野》第350期，摘自2011年2月1日《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