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因为我们不得不在现实底下谈论存在。然而当人无法超越现实的尺度的时候，谈论存在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存在本身就是超越性；然而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往往是停留在【环境】的概念性之中。我们的思想模式都是从【环境】开始的；一切的历史规定性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初始条件下进行论述的。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是在这种【环境】的思想模式中得到确立的。对环境的认识与对人的解放是同一种关系——我们的认识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认识自然认识自己。于是，“环境的认识论”构成了一切思想或世界观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工具理性以及一切认识的中介作用，都只是【环境】之概念性的衍生结果。当人只是或只能从【环境】来认识自身的时候，人的自身性只不过是【环境】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推论，历史的规定性就会变成人自身的存在模式。当历史成为人的主体性的时候，人的存在意义只会成为历史规定性的累赘。因为存在并不是靠着历史规定性来完成自身的；如果存在是靠着【历史性】来规定的话，那么这也就是说：历史先于存在。但是历史与存在之间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历史先于存在的命题只不过是社会生产作为人的认识中介作用“颠倒”了人的存在的历史性。【社会】作为一切认识的模式的隐喻性形式，当我们用各种可能性的【这类模式】来建构起任何的认识过程时，人的存在才具有被“异化”成为任何意义的历史规定性当中。也就是说，一切形式的历史规定性只不过是社会上的一切【模式】在人的“存在异化”中所主导着的历史建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认识代替了人的存在，也就是以人的认识来【建构】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当人的存在的历史性【转换成】人的存在的社会性时，存在就会被【遮蔽】成任何形式的生活机遇。这种生活机遇，主导着人的认识发生过程。用马克思的思想来说就是：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决定了人的思想意识。从此人的存在就会【构成】一种“对象化”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一切都以【环境】作为衡量内部活动的尺度。
因此要认识人的存在，人就必须【回归】存在的历史性——因为“人”本身是超历史的（所以人的存在具有超历史的维度）；这种超历史性是（必须）在历史之内展现并完成的：例如人的心灵解放。但是由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历史变换过程中，历史的生产性意义被纳入到“物化”的生产过程中而导致在社会的物质变换领域内由于历史自身的异化，以至于人在异化的历史维度内也让自身的“生存”异化了。这种异化的生存形式与自身的主体性确立息息相关。——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必然导致对一定主体性意识的确立的追求；而主体性的社会确立，其实就是人的生存的异化根据——因为人的生存就在社会的异化程度中，同物质（生产）关系中一同被制造，被生产的。这种历史性的变异过程，乃是由于物作为人的存在的一个中介经过社会的物化方式而变换成人的生存依据的本体性基础——当物成为人存在的本体性依靠，异化必然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于是，超越历史的物化程序的依据，就是回归到人存在的超历史维度内。这种回归并不是超历史的，而是在存在的历史性中完成的。这种历史性并不是建立在社会性的基础上，或是依据社会性而完成的。存在的历史性来自于人的心灵特质。当我说人的存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谈“人的心灵”，反之亦然。但是这并不是说：要用人的心灵来诠释人的存在，或者相反。我只是说，我们必须将人的存在与人的心灵当作是同一回事。在社会的诠释学上，也许人的心灵“类似”于人的心理活动。但是经过一定的“解构作用”后，我们就必须让一切概念的社会性【回归到】存在的自身性。于是说：人的存在与人的心灵是同一回事，并不是建立在社会的概念性的基础上，以至于更不是用概念的社会性来理解这种【同一回事】的存在模式。于是，存在的超历史性所完成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从概念的社会性中进行“解构性对话”，以至于从概念之间的内在社会关系“领悟”到那种在社会上所【断裂出来】的存在的自身性。而这个领悟就是来自于我刚才所说的：人的存在就是人的心灵。这是存在作为自身性的总体性基础。要理解存在的超历史性就必须从这个基础上出发。然后用这个尺度来“解构”社会的存在性的本体论基础。这种本体论是建立在“作为中介作用”的异化程序当中。
于是回归存在就意味着“颠覆”社会的异化程序。异化之所以可以在社会中发生，乃是由于社会上生产了一系列的【中介】作用；而一切的中介，都是起因于“对象化”的历史过程。所谓的对象化就是人在劳动中将自身与环境“综合”起来，以至于在产品中具有自身的对象性存在，也让自身的痕迹刻印在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中。——社会上所生产出来的一切的生活条件，尤其是物质（变换）关系，都是由于劳动所具有的【对象化】发生方式而产生出来的。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人不得不依靠自身之外的【环境】（例如基本上的物质性产品或社会环境）来认识自己的劳动结果；再加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又是在劳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在物质生产关系下建立起来的基础或本质，以至于人的认识经过了【双重中介】作用——首先是自己的生产产品，接下来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的认识意义，都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在物质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或世界观都是社会存在上不同形式的副本；而且也是按照社会上在主体之内所形成的不同的心理构制，而在一定的阶级或领域内完成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在社会感性直观的介入下形成了不同意义和形式的【世界关系】；所谓的【世界关系】就是指人在自身的劳动的交往过程中，透过对象化过程及其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主体性的认识模式，是一种包含着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具有认识形式（而非意义）的交往关系。这种【世界关系】，作为相对的思想模式，在主体的心理构制中形成了不同关系的性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交往关系也是一种对象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透过劳动这种对象化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对象化结果。——这种结果性在一定的社会心理下凝聚成一定的主体心理构制。也就是说，交往是人类在劳动这种对象化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第二次对象化方式，从而在这种对象化方式中交往成为具有社会关系意义的对象化过程。这种过程所表现的，并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直接性，而是首先是人与物的关系，然后是在“物”的生产意义下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物”作为一种创造后的媒介或中介，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中构成了第一线的本体性基础；以至于让人与人之间的存在上的直接性关系断裂了。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物”的基础性中介，主体的心理构制无法完成。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模式，实际上就是在主体的对象化过程中形成的。劳动的第一次对象化过程只能够建构起物质的生产关系；但是由劳动所建立起来的第二次对象化过程，构成了一定的社会交往关系。人的认识意义就是在这种交往关系中透过主体的心理构制而被建构的。没有物质关系的对象化结果及其方式，人的认识就无法在社会存在上完成。于是说到底，对象化不仅仅是类主体之劳动基础的认识对象；对象化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主体的心理构制的社会生成过程来历史性地理解对象化的整体性。我们所谓的性格，只有在“交往”这种对象化过程中透过【世界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意识。当然，这并不是说：性格就具备社会意识的产物，我只是说，性格的多种类型的心理学分析结果，脱离不了社会意识的最终奠定的历史意义。于是，由于对象化过程所造成的不同关系的性格的形成与建立，其实可以从思想史层次上找到不同种类的形式。在近代哲学中，认识论是要寻找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思想与对象相一致；但是到了现代哲学，这个认识论模式得到了转换，变成了询问：如何让对象与主体的认识相一致。前者是要让主体不断地【趋近】对象的本质意义；但是后者，却是让主体自身得以【控制】对象的内在关系。从这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模式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近代人与现代人的不同性格结构：前者是在对象化过程让对象性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客观过程，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主观认识；但是到了现代，由于对象化的结果不再是自然与人的对象性关系，乃是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所以就在对象化生产模式中主体的力量得到了膨胀，以至于在认识的过程中，世界与人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客观精神，而是具有主观作用的客观认识。也就是说，近代人的性格主要表现在实证主义的性格上；但是到了现代，主体的性格主要是要反映相对主义的性格。根据这两种性格结构，我们可以大胆假设：近代人是生活在市场资本主义时代；现代人是活在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在近代，由于“市场”是逐渐凝聚的建构过程，所以需要多一点的生产技术或科学力量，所以那时候的人就比较喜欢朝着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方式来建构起自己的心理构制——当时社会思想的中介就是理性的先验性作用；但是到了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市场机制已经完成，然而由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现代人目睹了科学力量的毁灭性作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人们对科学技术在社会物质关系的异化方面产生了一定的认识和批判，所以他们需要重新寻找回自身的存在价值。所以就在这样的历史关系下，人们就分化成两种类型：大众文化的发展对科学失去了信心，所以强调了自身的存在地位；而精英文化却刻意在重新整合近代哲学的成就的同时进行一定的批判力量。——就是这两股不同的力量，共同形成了相对主义的特质，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相关的心理构制。
然而不论是近代还是现代，它们的同构性就在于它们是以一定的先验的社会形式而在历史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也就是它们是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环境的认识论】模式来建立起他们的世界观。近代的理性主义的中介是哲学理论；而现代的相对主义若不是继续强调科学的主体力量，就是强调文化自身的内在力量。于是现代人就是从“文化”这个【中介】来确立起自己的主体地位。虽然现代人开始注意自己的存在意义，但是他们所谓的“存在”只不过是根据社会的物化程度来确立起自己的生存形式的——于是，现代人的存在地位是一种先验性的：一切以【社会】为基本的历史维度来重构存在的价值，这种中介过程都可以被称为【先验性】。这种【环境的认识论】模式不仅仅发生在现代，它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上的古代社会的形成意义。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就在于人在自身的存在的基础上透过环境的对照而得以在城邦中确立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主体作为一种自我意识，实际上就是在社会生活中建构起来的；是生活的社会性建立了意识的历史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古希腊中会有二元化的思想模式了。因为当时的自由民为了能够在经济基础上寻找一种统一的社会形式，所以就在认识上提出来的一种世界观。当柏拉图提出理念论的时候，他的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元论的思想模式必然就是在政治哲学的操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改造城邦制度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建立在对理念的统治的社会形式的认可上。近现代的认识论模式那种关乎认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由此产生。虽然产生它们的社会背景不一样，但都是为了一种政治哲学而服务的。——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科学政治化的伦理问题，就在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生产架构下所形成的一种关乎科学模式的政治哲学问题了。于是古希腊那种法律下的自由的理念的坚持，所导致的对意见和真理的区分问题的讨论；这种认识的历史结构就影响了在往后的社会历史形式中的科学发展的生产结构关于认识论问题的实践问题了。历史之前的对自由的理念必然导致对近代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了。这是内在于历史内部的因果关系，它表现在历史的前结构的继承上。而亚里斯多德的功绩就在于他将意见与真理之间的本体论区分问题【整合】到主体的意识结构当中，并且以经验论来作为这个结构的基础。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经验哲学的发展，就要是因为当时的马其顿开始扩大它的统治领土；就在扩大的同时，哲学内部中的许多学科分支都可以在这种历史分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分化，从而产生了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就在这种分化的基础上就借助于历史的统一形式而在意识上表现出一种整合的思想性的历史作用。而罗马的强大所形成的具有官僚主义作风的控制形式，必然让处于动荡不安的百姓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的意识作用——它作为专注于心灵的内在特质的历史发现，具有解释罗马帝国产生的原因的世界观作用——于是当时的相对主义以及怀疑论还有就是道德哲学得以在这种历史气氛中成长。。也就是说历史有一个发展性的同构性，那就是：在专制主义的国家的历史过程中中，必然导致对心灵的内在特质的关注的意识基础及其过程；这种心灵学的认知作为一种解释当时世界的根据，具有一种安邦定国的历史作用。至于文艺复兴或人文主义的历史特质，根本就是借助于古典希腊城邦的研究而分裂出来的思想模式或世界观——科学技术也是在那时候得到【揭露】的。因为如果没有对人本的重新定位，科学中的那种关乎人的本质力量的强调就无法在历史中得到【阐释】并且发展。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解脱与发展，实际上也是从科学技术的内部结构中的主体性革命才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主体的革命导致了科学的革命，以至于形成了以资本生产为基础交换的社会形态；从而科学与资本的结合继续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
以上只不过是一种历史概括。虽然还是按照【生活决定意识】的原则重新叙述历史的特征，但是这种历史的概括性仍然是一种观念形式。因为我已经无意识地将社会史以及思想史之间的不同区分的方法论形式【整合】进同一个层次的解释学的模式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仍然依照历史学对社会形成的历史性的先验意识而建立起一定的思想学叙事——也就是按照我对历史的一定思想的了解而重构历史的叙事模式。这种按照历史的理解模式所重构出来的叙事行动，本身就包含在我所称谓的【环境的认识论】的形式当中。于是如果仍然按照这种认知形式来叙述历史的发展的可能性或必然性，我仍然是脱离不了历史学的当下意识形态特质：一种按照社会文化模式的意识形态描写的历史方式。因为如果生活的可能性的总体特质只有从社会性才能够理解的话，那么在社会形成之前，生活与意识又是什么呢？不要忘了一个简单的直观性：当主体还没有建构的时候，也就是当社会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时候，生活的主体并不是社会的主体性，乃是当个人的存在。——这种直观性是建立在一定的直观的历史意识当中——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才是生活的支柱，生活的基础。是人自身的存在性建构起其社会性的转换的历史突变，所以人就只能够按照自己的存在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性来体验存在在社会性中的种种具有可能性的特定意义。例如吃喝玩乐原本是人的存在的一种直观作用；这种直观作用在存在的可能性当中，原本只不过是存在自身的一种纯粹方式，为的是在与自然的斗争的生活过程中透过生理组织所外化出来的一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与人的存在性相一致的）；但是当社会建立起来后，这种直观作用反而成为了一种特定意义，以至于我们不再是吃喝玩乐这样的简单形式了，而是追求一种享受的社会学意义。从存在性的创造性【转换】成享受的社会性意义，这就是存在的一种物化。而这种物化就是来自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的物质在社会形成前的前概念的直观历史过程中是没有生产上的意义，只有当社会形成后，社会作为【中介】而让物质的基础进入到生产的循环意义当中；以至于在这种循环当中，社会作为一种【基础性】而让物质的中介意义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物化的基本条件。从那时候开始，人在社会上首先是与“物”发生生产意义上的历史关系，然后才是透过社会的交换形式与“人”发生社会交往意义上的伦理关系——于是历史的发展的存在性就在社会的内部中被物化，成为一种生活的必然性。哲学上所谓的：一般与特殊，或偶然与必然，以及整体与部分之间概念关系，就是从这种历史的物化中所对象化出来的结构关系。于是，如果要让生活的社会性【回归】到生活的存在性，以至于【回归】到存在的生活性，我们就必须同时进行双重的革命形式：生活革命，以及主体心理构制的革命。这两种革命形式实际上是共同建立在同一个的革命意识上，即：存在上的整体革命。
（一）
然而我们从历史上所看到的革命，大多数都只是政治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顶多是文化革命（例如共产主义）。每一场政治革命虽然多多少少都会导致一些经济生产上的改革；但是如果仅仅是改革经济制度而不是物质生产关系的话，那么人的生活永远都只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无论什么样的革命，仍然只不过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历史内部中修改一部分的形式上的思维关系。大部分的社会革命都只是建立在自由，人权的名义上。但是这种名义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形式，而不是根本的历史内容。因为大部分的历史革命实际上就是历史斗争；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物化的生产关系的内部中所外化出来的权力斗争。于是，改革任何的结构关系，只不过是生产了或内化了另外一种的结构关系。例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成立实际上暗示了“王权”的历史遗产；而法国的光荣革命只不过是形成了更加专制的君主形式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观念为起点，把纯粹的政治上的对错问题“反射性”地认为是纯属个人价值或社会价值的范畴，都仅仅是说明任何的判断结果都反映了特定的权力意志，点出了社会意识的分化因素。换句话说，“真实的”对错问题不是建立在历史中的各种思想意识或社会条件演变，而是建立在“历史过程”自身的“意识”上。理由是，每一种对错的社会心理反应，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内容，从属于“历史中的”各种客观关系——这不是一种价值概括，而是一种“历史整合”。——没有这种客观关系，就不会有历史观念。于是，“历史整合”就要深入到历史的人性形式。
每当我们用“历史观念”（例如自由）来理解人类历史的问题时，就存在着一种关键性的意识问题：为什么实实在在的历史变化会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会被作为各种性质的集体无意识而“强制进入”各种层次的价值范畴中呢？——它作为一种“先验意识”而进入（也就是侵占了）到我们的历史意识当中。我们的历史意识在这种“先验意识”面前已经是无意识的了。于是，我所提出的批判形式是建立在特定的历史意识上的。换句话说，不要从各种形式和意义的理想主义（例如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和现实主义（例如国家主权，国际社会）等“理论类似”来诠释历史的性质——历史不存在性质问题，它只“保留”了各种微妙关系的“余恨”——而是从“生命中心主义”这种历史无意识来揭露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的复杂对立。所谓生命中心主义，就是历史的各方式或各层次的“微妙关系”；作为存在或心灵的核心的内在表征，而非作为生命自身的本体“中心”（例如与自然斗争中所演化出来的内在形式等）。换句话说，生命中心主义与人类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相纠缠——并不是为了证明生命的社会性的本相，而是为了反映人类存在的“原始意识”，看看他们生命中心的“专牛角尖属性”。因此，生命中心主义有一句名言：你和原始人一样，都是虚无中垂死挣扎的利益牺牲“品”，跟“真实生命”或存在的本体性毫无关系或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洞察历史无意识的人就无法在历史的动态中寻找它一贯的内在形式——这不在于标准问题，而是深刻的“意识”这一类发现。于是，为了这种意识的历史发现，我们必须深入到人性的历史意识当中。当我说“人性的历史意识”，是从存在的角度谈论的。这里要谈论的就是人性与存在与历史的各种关系。我曾经在此文章的上半部中就提到：谈论历史，就是谈论存在；同样的道理：谈论人性，就是谈论历史的存在性。因为在【环境的认识论】的原则下，人的人性基本上就是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所“培养”起来的心理特质；这种心理特质在历史过程中早已经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参考的指数。再加上历史本身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中“被物化”成为一种本质性规定，是一个按照社会心理所演化出来的本质规定；于是人性的心理特质就在历史的物化作用下成为一种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是与社会心理的对象化意义相联系的。因为对象化的基本含义就是从心理内层“占有”对象，以至于在对象性中“表现”出自身的人的本质力量。而对象化的前提，虽然马克思说是人的劳动；但是从历史的表面证据来看，实际上就是来自于人自身的心理上的斗争。也就是说，劳动作为一种斗争形式，让对象化的历史作用演化成为一种凝聚在主体的心理构制的内在形式；这种内在形式作为一种历史变化的基本特征，早已经内化成为社会内部的结构关系。于是，如果社会生产的意义就是来自于对象化过程及其结果；那么社会心理所凝聚而成的人性的历史特质，就意味着它经历过双重的对象化方式及其意义。——人的人性的历史性，就是在双重的对象化中展现在社会的结构内部。换句话说，人类的历史总是与真实的“人性的”无知状态有一种藕断丝连的现象；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只不过徘徊在心理学意义上，或社会意识上，甚至只从“现实的”经验“结构”或其方式上达到现实目的的形象肯定性——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诸如：自我肯定，群体生活，隐私权，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的经过制度化的社会认同。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不应该是在理解结构上，而是从现象上的，又是本质的“永恒特征”，即野性争夺的本质内涵来“直观性地”概括。这种直观性是从历史的总体特质而认识的。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人性的”批判无知（从有知的成果来说）的批判理论，好让人们从“自己的”虚假中回归到“原本的”存在领域。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历史是不会倒退的，但是人性总是在倒退，因为他们喜爱自身所创造出来的“虚假的”现实界限。对人类来说，现实就是（他们自身的）“显示的”。
（二）
于是，社会形成之前，生活或意识的本质就是斗争。当原始人与自然进行斗争的时候，他们的意识就分化了——形成自我与非我的关系——这也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斗争更加导致了物质的分化：物质的分化就是社会的分化的初始条件。于是社会的形成就是在意识的分化与物质的分化这双重建构中建立起来的——没有外在与内在的分化的基础性条件，社会就无法形成。从意识的分化到社会的分化，这是人的历史的内部大革命。斗争作为一种人性，它直接地导致了人性的将来特质；这将来的特质，就是社会的历史形成的可能性。于是人对历史的意识，就是从社会上的分化形式开始的。从此，不论是动荡还是和平，人总是运用他自身的斗争力量及其能力维持着世界内部的进程关系以及结构关系——他们看不见“心灵”，只看见“自己的”或“现实的”。为了发展或革命或改编的名义，人类或发生，或反映，或建构，伙计某出各种的斗争能量的形式。在和平时期就发明“社会竞争”的所谓文明意义，到了不得不改变社会的“人类的”命运时，在思想上就要求颠覆与推翻；但是在现实中却诉诸武力斗争的历史使命，“善良一点”的就发动社会改革或文化改革。哲学与社会与现实的千丝万缕的历史关系，也就开始了矛盾对立的统一在某种形式上的结构意义中。有着“人类的”初始时间，就是斗争与血腥的初始条件，就是道德与诡计同步的初始形式；因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初始方式下的“原始那里”，是一个没有行政制度的限制的初始环境——“没有制度”只是相对于现在社会给予我们的自由行为限度的程度而言——制度的任何形式起初来源于对人的控制与管理；这就是社会分化（也就是物质的分化）的作为历史意义的内部真相——然后才是对事与物的规范化：先有控制和管理，才有规范化，并且控制或管理本身首先不是策略，而是一种心理学的象征形式及其意义。因为人类在未创造物质的分化形式的时候，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是自始至终不曾摆脱事与物（包括知识与精神的设想）的依赖。对环境的依赖来自于对物质性来源的信靠与抢夺，以至于设立不同种类的制度形式来管理“所统治着的”，它是作为“依赖特征”而表现出来的人性特质。我们的历史，文化，社会，科技，性欲，革命等“形式”（它们只是象征了“人的”自身形式的不同演绎），都是从人的能力，本能或力量来加以概括的，或计算的，或扩张的；因为人自身就是扩张的代名词，它充满了变数与变化，连心灵安静或想要安静的人也会被迫暴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就是自己的悲剧，环境的悲剧与关系的悲剧由此而生而变化，这三者因素决定了属于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意义的历史性总论。我们所谓的“自我”，个人主义，神秘主义，自己依靠自己这等思想意识，现实社会，残酷，潮流，实践意义，心理活动，宗教，大众文化，资讯改革，权力的不平衡现象等等都是“自闭的人类”的不同称谓。因为它意味着愤恨反抗的压力，意味着在痛苦无奈的忍耐中咒诅“人类的”发展（亦即人类的“发展”），甚至意味着人类自己安慰自己的傻笑，以及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等级交织在一起的人性风格可以在此“描述领域”中展现出来的人性的本质形象的历史定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在认识活动中发展着的，也就是说人类自身一般上是不可能达到认识的存在境界及其活动方式。大部分的人类因为“自我的”无意识过程而从其中出发，现实对他们来说就是“统治着的”，以至于被统治着的“在那里的”自我形式；若是没有了那种形式的任何形态上的意义，认识就等同于“废墟上”运动，这是人性，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性。我从某种体验中观察得出来的具有永恒意义的基本结论形式如下：人类若只是从现实的知识结构（包括日常意识中的各种形态的观念）以及“现实的”经验方式来表现认识的本质，那么由于“世界内的”一切意义及其活动形象所达到的所谓“人类的”极限只不过是一种“自我的”无意识方式，而使人类不是活在知识的荣耀当中，反而让人类在“自我的”这种无意识过程中被异化——从自我对自身的“人性上的”被异化开始，经由建构着充满异化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使人从自我无意识的异化形态中，过渡到社会无意识的生活现实形态。也就是说，社会的异化形式是由于人类的“自我”对自身人性的异化“方式”而展现在物质环境生产的社会关系层面上。而这种“展现的”过程就是通过人类的各种盲目的斗争形式及其过程而实践出来的。例如，当人类创造了文字形象后，思想就让位于文字的表达或符号的建构，在世界范围内高谈阔论，充满诱惑，挑衅与陷害；即使交朋友也必须按照现实生活的“动机规则”来达到交往的宗旨及其目的。。但是，对于历史过程作为人类自身的相对的内部结构的斗争本质的揭发，并不是为了“现实的”道理来辩护，而是让人认识到一种基础：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结构，也就是人类无意识过程中的自我态度及其人格，并不是真正的人性现象，而毋宁是一种形式上的表演能力，一种为了建构社会生活而需要的表演能力。于是，如果人要活出真正的人性特质，我们就必须回归存在——也就是透过对生活的革命而更换主体的心理构制；这种更换就是一种解构。
（三）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存在的领悟吧！
存在就是自身。这种自身性并不是孤立的或“孤独的”。在与环境的直观对照中，存在就是自身。人的存在根本不需要透过改造世界才能够成为“自身”；因为环境早已经存在于人的“自身性”当中。当人吃饱饭后，以审美的眼光来欣赏自然与环境，并且从其中来领悟自身的存在特质，存在就是自身。当人懂得用感觉来触摸大地的时候，存在就是自身。存在的自身性是以心灵的内在本质来“内化”的。心灵作为一种存在，它包含了环境的自身性；正如环境早已经在存在的自身当中一样。于是哲学的目的首先不是改造世界，乃是在解放生活中审美世界。由于生活决定了意识，于是为了让这个原则能够达到纯粹的直观性，人必须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环境之中。只有在自给自足的生活里，环境才不是一种结构关系；也只有在那个历史的维度中，人的劳动是不会异化成为一种社会生产的中介物。在自给自足的机制地下，人的劳动不再是与自然斗争，乃是与环境“共处”。人只有在自给自足的整体环境中，人才会懂得珍惜从劳动中所获得的“生活结晶”，而不是作为一种消费意识的生产产品。在那时候，人是与生活物品处在直接的关系中；人自己从事劳动，而不是依靠老板或权威人物。人的存在在自给自足的自身性中获得的不再是对象化过程，乃是一种直观化过程。这种直观化所表现的就是按照自身的“生活限度”来开发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以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对象性的关系，乃是一种整体的审美态度。人的存在只有在审美的历史维度中才能够达到心灵的存在维度之中。因为存在的超越性就表现在心灵的内在化特质。这种内在化特质，在自给自足的机制中所表现出来的，就不是以“资本”为生产的中介，乃是以自己的手【直接地创造】生活的审美性的历史维度。在那时候，传统的劳动失去了实践意义，改换成为由审美成为劳动的中介；也就是说，由审美来实践出生活的自给自足的历史意义。当审美在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生活的困境（例如基本上就是物质上的贫乏以及精神上的冲动）的时候，不是依靠别人的力量，而是靠着自己的心灵特质来寻找解决的方案，这为的就是在解决的过程中能够领会自身的存在性的历史特质。——只有在那个历史特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靠着“力量”或“能力”的特征而在物质生产关系中被分化成为一种定性的结构关系。在自给自足的行为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分化关系。
只要人从心理上不再占有对象，也就是放弃一切对象性的占有的权力——一切的权力首先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占有意识——我们才能够从心灵的深处活出自给自足的环境。然而当我强调一种自给自足的环境的时候，并不是要回归历史——重点是回归存在。于是要活出【自给自足的环境】，我们必须从心理构制的深处进行一场生活革命。这场生活革命并不是为了创造另外一个社会，乃是为了“放弃”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中，人变成了物的中介；但是只要从生产的生产性（也就是其经济效应）“回归到”作为心理需要（而不是社会欲求）的物质生产“形式”，我们才能够从历史的内部关系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并不是制度性的解放，也不是策略性的修正主义的解放，乃是整体心灵的解放。——整体心灵的解放，必然陪伴着整体生活的解放。在传统性的社会心理上，当人谈论【心灵】的时候，总是从“对象化的结果”来考虑其本质；也就是说，【心灵】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概念形式，实际上就是从“对象化”的内在形式来建构的。然而，只有当人不再是生活决定他们自己，而是自己创造（而不是决定）自身性的生活形式时，人才有可能从存在的自身性中“领悟”到（也就是直观到）心灵的动态性质。也就是说：过去的心灵的社会性，是来自于对象化的占有关系，它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权力的心理基础；但是在“当下的”（作为生活革命过后的历史形式）心灵的存在性中，心灵的本质是来自于“自身性”的审美关系，它是自给自足环境的思想性基础——建立在历史性基础上。为了达到审美的心灵特质，我们必须从劳动中放弃一切得以对象化的可能性。劳动与对象化之间之所以有关系，因为我们总是从社会的生产关系来诠释来叙事的。但是当劳动并不牵涉到“对象性”，而是内化于自身的生活需要（而不是社会的物质性的需要），劳动就是与存在的自身性相联系。这种内化，只有在自给自足的行为环境中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否则，社会上的劳动意义只能够透过物化来展现自身的属性及其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人的类关系与存在【整合】为一，另外一方面让自然与意识【融合】为一，并且让这两者处在二元关系的平行的历史形式当中，这就是自给自足环境的意识基础。也就是说，认识论的社会形式是想要在存在（自然）与意识（人）之间的二元关系【编制】到生产关系的结构底下，使之成为一种互动的历史关系。但是在我看来，就是因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在社会的生产架构中才得以认识人自身与自然的社会意识上的存在关系，所以才让自然与人永远处于斗争对立的历史关系之中。然而，要回归存在，就必须回归到本体论时代的二元化关系。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二元关系并不是矛盾性的对立形式——这种思想形式及其关系的意识基础就是来自于对象化过程的历史需要。然而如果我们将本体论时代中的二元关系当作是一种审美关系，我们就能够“平行地”认识这种自然与人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才能够使心灵的存在维度得以在内在与二元之间的关系中达到认识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审美主义的境界。这种审美主义并不是仅仅为了直观的静态审美，而是透过存在的领悟而达到审美意识的动态关系中。而这种动态关系只有在二元化的历史关系下才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元化的审美关系并不是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而是必须从生活革命中才能够形成的存在化特质。这种存在化也是一种必须在历史上实现的实践作用。也就是说，本体时代的二元论关系并不是停留在思维的层面上，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存在维度；正如本体论的基本含义就是存在论意义一样。为了达到这种本体性的二元的历史关系，我们必须进行一次全面的总体的思想教育——这种教育的形式并不是让人成为社会的一分子，乃是为了“实践地”建立一个审美化的自给自足的行为环境。这种思想教育必须伴随着生活革命的决心而来。这种教育所传播的并不是任何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而是为了让人自己“亲自”去领会存在的本质意义，然后在基本的生产性中实现总体的生活革命。
然而当我说思想教育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对思想的改造。一切的教育都必须从生活的基础开始。如果仅仅是思想的改造，教育只不过是完成了社会物化的另外一个阶段。于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行为环境，思想教育必须建立在劳动意识的总体化革新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这种思想教育首先并不在于“说”，乃是在于“做”。所做的并不是对审美意识的教化——审美并不需要教化，只要有领悟力的创造形式就能够从存在的深处达到认识的审美维度——，乃是对自给自足的行为环境的个性化劳动进行【有意识的更正】。在这种教育中，劳动并不是为了享受或生产或消费，乃是为了在二元化的审美关系中去创造审美性的【有意识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二元思维模式的审美维度中所建立起来的自给自足的行为环境，就是一种直观的【有意识的环境】。换句话说，只有在自给自足的行为环境中，二元化的认识关系与意识之间才能够“形成”（而不是建立）直接性的历史关系。也只有在这个直观的行为环境中，我们就没有必要透过劳动的中介或资本的中介来认识环境与人自身的双重意义。那时候，物质与精神就是一种平行的对应关系。劳动的教育虽然得以建构审美性和直观性的物质形态及其精神形式，但是这种建构所以来的基础并不是中介性，而是个体在劳动的基础上“因着”（而不是透过）存在领悟的高度而【直接地】与物质及其自身的意识上的精神活动相联系。因为这种个体性的劳动并不是透过改造自然的本性来达到认识的结构；而是在一定的劳动中领悟存在的自身性的同时，去创造一个与自身相关的存在环境——也只有在那个维度中，环境与人的存在形成了一定的直观性；以至于这种直观性就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乃是一种历史性的变换关系。只有当人从劳动中懂得珍惜这种二元化的审美关系，人才能够从存在中获得自然与人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并不是建立在逻辑上的统一性及其总体化特质；这种同一性乃是基于个体劳动的结果所“内化”在心灵中的一种具有二元论的平行关系。只有在这个劳动的个体性结果中，环境与人的认识论关系才能够在心灵的同化中保持着二元性的历史关系。因为认识的同化并不是为了整合存在与意识的内在关系；而是为了在存在与意识的认识论关系中“因着”（而不是透过）外在的同一性而使到自然与人的历史关系保持着二元关系的平行的审美形式。于是在思想教育中，劳动与审美之间具有同构性；都是建立在存在的自身性的领悟上。如果任何的实践行为让劳动与审美同时都不是建立在这种存在的自身的领悟上的话，那么一切的实践活动都将因为失去了其本质性的关键而滑落到非法的历史生产之中。于是从劳动与审美的同构性的基础上所要求的思想教育，其目的及其基础性就是在于“直观性”。失去了直观性，思想教育就会沦落为现实的工具。也只有在直观性中，思想教育才能够达到劳动与审美的同构性的历史关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