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去学校的路上，路过京剧团宿舍时，正好小美平从里面出来，她看到我就兴奋地说：“你信不信喜蜘蛛？这回我可信啦！”
“喜蜘蛛是啥呀？咋回事？”我问。
“你咋连这都不知道？喜蜘蛛就是能报喜的蜘蛛呗。‘早报喜、晚报财、不早不晚有人来’。昨天中午我手上爬了个喜蜘蛛，下午我妈就回来了，你说灵不？”她白皙的皮肤，扁平的鼻子，幸福和兴奋使她的眼睛又亮又好看。她妈妈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演员，常年在沈阳演出。家里只有她跟姐姐，她姐姐在站四小学6年级。
她见到妈妈的兴奋心情，我比谁都能理解。她的话触动了我心里那根不能碰的弦,我没有一天不想妈。三路公共汽车从火车站开过来，每次上车后我都先把车里用眼扫一遍，总幻想妈正好下了火车，也坐上了这趟车。
见不到妈，就盼妈的信，妈的消息，总希望妈不忙了来接我。爸最了解我，过一段时间就告诉我一次：“你妈来信了，说现在还脱不开身，有了空就来接你”。
搬到31号院以后，我知道爸的话都是他编的，妈并没有来信。孔大妈护犊子，把我也列为要“护”的对象。每天上下午邮递员来两次，她怕我家的信落到别人手里，每次邮递员快来的时候，她都站到院门口等着，亲手把信交给爸或我手里。如果来信了，她会告诉我。
听了小美平的话以后，我每天都盼着喜蜘蛛出现，农家的柴禾垛里蜘蛛横行霸道，哪个也不像能报喜的。至今我也不知道喜蜘蛛是什么样？可是那时每天都盼，都寻找。
夏天终于到了。我最喜欢夏天，原来只是觉得身体可以从厚厚的棉衣中解放出来，穿上花裙子、塑料凉鞋，尽情地跑呀玩呀，玩儿够了，把脚伸到水管下冲冲就干净了。这一切方便只有夏天才有。现在夏天又多了一层“政治解放”的意义，生产队要尽早把蔬菜送到菜店，社员们早饭前就得去地里摘菜，爸要随社员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可以不戴白袖章扫街。爸最劳累的季节，也是我心里的夏季。
爸把自留地里的土豆处理完了，手头有些钱的一个雨天，带我上街了。农民只有雨天才能休息，爸雨天带我上街给我买些吃的。如果赶上那天我上学的话，就先约好，我放学后到集合地去找爸。
吃完午饭，天也晴了。往回走的时候，爸告诉我：妈真的来信叫我了。那个雨后天晴的下午，走在百货大楼对面的人行道上，听到爸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后的高兴劲儿，至今记忆犹新。
锦州—北京，直快要七个半小时，石家庄—北京，直快四个多小时。爸给北京的亲戚写了信，求他们帮我办中转签字手续。
晚上10点以前，我坐上了沈阳开往北京的60次直快。
天一亮，车厢里传来了《东方红》的音乐。那时的中国不管走到哪里，一天都是从歌唱普照大地的太阳---毛泽东开始。北京被誉为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全世界及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不知不觉中，北京成了圣地，去北京的火车票要凭单位的出差介绍信才能买。也许因为控制车票，那天我上车后还找到了靠通道的座位。很快我就捏着兜里的皮球睡着了。
那时孩子中流行拍皮球，我一直借别人的玩儿。爸让我一个人坐火车，我提的条件是“得给我买个皮球”。 那是文革后第一次“要挟”爸买玩具。我对那个小皮球爱不释手。
五点多，车厢里传来了《伟大的北京》的乐曲，车进站了。我随着人群走向出站口。出了站又开始找候车室。爸嘱咐我：出站后，到北京站的大楼里找广州方向候车室，在那里等亲戚来，亲戚要等有了公共汽车以后才能来。
清晨，北京站大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不、准确的讲有一个人----毛主席的巨幅塑像站在中央，前面摆着许多鲜花。
让我感兴趣的是毛主席雕像两侧的滚动电梯。从村里大喇叭的广播知道，北京火车站安装了滚动电梯。北京人很快就把它简略称“滚梯”。听广播的时候，我问爸：滚动电梯是什么样子，爸琢磨着给我讲了讲，可还是想像不出它的样子。
我加快脚步走向滚梯，上去后一直盯着脚底下的台阶，想看看它们是怎们变出来的，怎样滚动的。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台阶没有了，我得下来了。遗憾它只能上不能下。为了再乘一次，我开始找楼梯。
我拎着装有替换衣服和给亲戚的蛤蜊罐头的包裹，上下了三次，才开始找广州方向候车室。候车室里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有人躺在椅子上睡，有人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我在入口处找了个空椅子坐下，墙上的挂钟刚刚指到5点50分。
于是我又起身，走到二楼回廊看滚梯、大厅。三、四个中学生摸样的女孩跑进来，向毛主席塑像鞠了躬后又跑出去了，一看就知道是晨练的。生活在各族人民向往的北京的孩子真幸福，滚梯想什么时候看就能看；还知道主动向毛主席鞠躬，我们小地方的孩子没有那么主动。人们更羡慕北京的供应，为了显示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北京的供应一直比地方好，粮食搭配中细粮多，虽说买肉也要票，但供应量多，食品店里什么时候都有肉摆在那里。
看累了，该回候车室了，又发现脚底下的大理石地面拍球正合适。我从兜里掏出皮球“1、2、3……88、89、90……”正拍的起劲儿的时候，亲戚来了。
晚上8点多，火车终于到达了石家庄，我一路上都在想像着下了车就扑到妈妈怀里的情景。想像支撑我熬过了12个小时的孤独路程。
外边下着小雨，小姑姑站在火车站的天桥上人们必须通过的地方等我。小姑姑告诉我“你妈和姐姐明天来，先去姑姑那儿吧”。
这时我才知道妈和姐姐已经不在石家庄了，这里已经没有家了。
祖父二十多岁来这座城市工作，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产业和一个热闹的家。现在只剩小姑姑一人了。爷爷下放的时候，小姑姑已经参加工作，逃过了跟爷爷一起下放这关，搬到了亲戚介绍的小院子里来住。
第二天早上，小姑姑去上班了，留我一人在家等妈。
快十点了，门口有推自行车的声音，我赶紧跑过去，只见妈和姐一人推着一辆自行车风尘仆仆地走进来。
“新力！”“新力！”妈和姐兴奋地喊我的名字。
“咳～，娘仨终于见面了”，院子里的大婶看到这番光景说。
妈和姐好像骑了很长时间自行车，脸晒得黑红，喘着粗气。妈穿着以前没有穿过的黑白格上衣，既不像主妇，又不像村妇，也不像职业妇女的打扮。姐比以前胖了一些，表情更像姐姐了。
妈、姐、我，三人在一起的生活是我心目中的我家天然自然的生态。在这个三人共同体里，姐训我，妈护我，生活的一切一切都有她俩承担着，我只跟着就行了。可是这个天然自然的生态被破坏了，不得已我过了一年多艰辛生活。因为觉得总有一天能够恢复以前的生活，所以才忍耐过来了。
我等不及妈放好自行车，就拽着妈的衣角确认：“妈、妈、我永远永远不用再回锦州了吧。今后永远永远跟妈在一起了吧？”每天都说“永远忠于毛主席”、“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已经成了口头禅。这是我用的最贴切的一次。
妈没有回答我，而是俯下身子双手捧着我的脸“到底是我女儿，天下第一漂亮”。妈还和以前一样，不知是在夸我还是在夸她自己。
“又开始了”，姐也还和以前一样，在旁边提醒妈别再说下去，语调中已经没有了嫉妒。
妈、姐休息了一下，三人上街去照相。孩子总爱逞能，为了显示我记得这里的一切，我甩开妈的手，一个人走在前面。
中山路上的每个小店、小胡同我都能如数家珍地叫出来。新中国菜场、大西洋钟表店、中和轩、万隆泰、石门照相、人民影院、利民药店，药店旁边的小胡同通往卫民街2号大院。那个大院里纪录着我弹玻璃球、捉迷藏、养热带鱼的童年回忆，还有那永远不能兑现的“到了穿裙子的时候一起去玩儿”的相约……
长大以后姐告诉我，那天我躺下后就睡着了。妈呆呆地思考了半天后对姐说“我想好了，不让新力回去了。学上不上吧，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妈的境况并没有比以前好，接我来只是度暑假。我的那些“永远”让妈不忍心再送我走。
大人怎样发愁，我概无所知，那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发出后，姐所在的学校把正在工厂实习的应届毕业生召回学校，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人民人报的社论后，全校集体下放到河北赵县。
同时，妈的单位不知什么理由又大批下放有污点的人，这次是带户口带工资下放。妈要下放的地点是河北邢唐县。妈要求跟姐下放到同一个县，以便互相照顾。单位与学校协商同意了妈的要求。就这样，妈和姐一起下放到赵县南柏舍公社南柏舍大队。那里离著名的赵县雪梨的产地只有几里之遥，距石家庄市100多里。
石家庄到赵县没有铁路，路过妈住的村子的长途汽车每天一趟。和当时的工资相比，车票较贵，所以妈和姐骑车来接我。
骑车不许带人，那是城市的规矩，一旦出了市区，就是自行车的天国。延伸在河北平原的柏油马路又平又直。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泥土和庄稼的独特气息直冲鼻孔。路边每隔一公里有一个标着数字的小石碑，我才知道那就是里程碑。
我坐在妈自行车的后架上，讲在锦州的事情：卖土豆遇到了工人纠察队、捡煤核时非常冷、跟大孩子们去捡碗。
“什么？捡碗？”妈不解地问。
“嗯、附近有个陶瓷厂，不合格的产品跟垃圾一起扔出来”。
“听说过捡煤核、捡废纸，从来没有听说过捡碗”，妈咯咯硌地笑着说。
抄家、爸挨斗扫街、被从大屋子轰到小屋子、不愉快的事情我一件都没有说。所以，妈至今都以为我在锦州生活得还不错。
妈在赵县的生活稍一安定，就把姥姥从保定接来了。看我迫不及待要见姥姥的样子，一进村妈就指给我家住在哪个院子。妈跟村里人打招呼的时候，我瘸着麻木的腿，翘着硌疼的屁股一个人先跑了。
“姥姥、姥姥、我来啦！”我边跑边喊，一下撞在正要出来的姥姥的身上。差点把小脚姥姥撞倒。
姥姥一把搂住我“心子、心子，真是心子吗？没想到我能活到今天呐”。
那浓重的保定音，让我感到真地见到姥姥了。姥姥给我取名叫“新力”，但她自己一直叫我“心子”。小时生病的时候都是她来照顾我，我给她添的麻烦最多，她却格外心疼我，把我比作“心尖子”。
老少三代四个女人，在这没有任何缘故的异土他乡团聚了。
那次重逢时的照片
(10) 杂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