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虽然最终组成，但是战斗力反而不如过去，原因很简单。每次队伍接到任务，队员们只在本村本乡附近执行任务时表现积极，一旦离开本村较远，则敷衍了事，或者偷偷开小差溜回村。新堂也不例外，他自从第三个孩子出生后，对打鬼子的任务仍然会响应，但已经远不如以前积极，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家里和村里。
抗战进入中期以后，八路军的力量迅速扩大，根据地的支前任务也越来越重。一个傍晚，在村打谷场上又召开了一次支前动员会，提出了每户在原来基础上多交一份公粮的要求。要求讲完，全场一片沉默。村支书反复动员了几次，无人响应。他环视了一下人群，在人群后面看见新堂斜靠在一棵树下，正闭着眼打盹，就喊道：“新堂，你是咱村的抗日先进，你先表个态。“
新堂站直身体，停了片刻，说：“现在每家缴的公粮已经够多了，还要加？大伙儿还怎么生活？”新堂的话立刻引来一片响应之声。
支书看了一眼大家，不紧不慢地说：“不赶走日本人，咱大伙儿过不上安省日子。部队在打日本，不靠咱支持靠谁？这个道理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明白不是？”
“话是这么说，可是也得让老百姓过日子嘛！”台下有人说。
“那好，大伙嫌每户加一份太多，那你们提个办法出来。”支书一边卷着纸烟一边说。人群再次陷入沉默。
打破沉默的还是新堂。“我看，多加的公粮不应该每户均摊，应该让地多的出，地少的不出。”新堂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刻出现一片赞同之声。
人群中的聚龙听到新堂的话，用不满的眼神看了新堂一眼。村里地相对较多的只有三四户，其中最多的就是聚龙家。这几年，每次村里开荒，平滩，修渠，他家都是出钱粮最多的一户；村里为军属烈属和其他地少的户调剂土地，他家总是牺牲最大的一户；缴公粮，他家自然也是缴得最多。聚龙对这一切即不满又无奈。
支书其实也在犯难。当初他和村干部们商量的时候，有人提出过新堂的这个主意，但是支书比别人考虑得更长远，否定了这个提议。他心里清楚，如果现在就把担子压在富裕户们身上，此风一开，以后怕是很难收住。而以后的仗会越打越大，支前的任务会越来越重，长此以往，富裕户们迟早会被压垮。支书考虑再三，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按照每户的土地面积分摊。虽然大多数人心里仍然反对这个方案，但是不得不接受下来。
回到家，定枝对新堂的作法有些埋怨：“怎么说聚龙也是跟你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你带头跟他家过不去，不觉得对不住他吗？”
新堂用满不在乎的语气说：“再多缴一份公粮，咱家怕是连口粮都要缴出去了，五口人吃什么？难道还去管大哥借吗？再说了，他家不出谁出？谁让他地多。”
散会后，聚龙心情郁闷地回到家，老婆迎上来问开会的情况，聚龙简单地告诉了她。老婆气得骂了一句：“他奶奶的，出粮的时候光想到咱家，选干部的时候全是那些懒汉！咱家的地也是咱家几辈人辛辛苦苦挣来的，凭什么？”
聚龙叹口气，一句话没说。这时，村里的另一个富裕户陈同贵来串门，他对聚龙说出了心里的想法：“咱们的这些地，弄不好以后要么被调剂出去，要么比别人多缴几倍的公粮，咱饿不死也得累死。我看，咱们不如干脆把自家的地只留几亩足够交公粮和口粮，其余的全部卖掉，省得一天到晚被别人算计着。”
聚龙听完，想了想，摇摇头：“我家的这些地，是我祖辈六代传下来的，我舍不得卖掉。”看他态度坚决，同贵只好说：“那好罢，我自己卖。”
聚龙在后来的岁月里，看着自家的地一天天减少。土改的时候，他被定为富农。对此，聚龙还有些心有余悸和庆幸，他对老婆说：“幸亏分出去不少地，现在才定了个富农，要不然肯定是地主。你知道吗？刘庄的那个地主给枪毙了。”
1945年初夏，久未露面的怀裕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一队伪军来到赵各庄，挨门挨户要东西，不给就抢，闹得鸡飞狗跳。百姓们对他们怒目而视，但是他们手里明晃晃的刺刀让所有人不敢反抗，只能在心里咒骂。大家注意到，这些伪军都不是本村的人，有人还看见，伪军们抢完东西，都拿到了村口，放到了两架马车上。等到马车沿大路向前走了一段，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个人，跳上了马车，这个人就是怀裕。自从怀裕当上了伪军，这么多年里人们几乎没有在村子里见到他，偶尔会在临村被人看见。怀裕跳上马车的时候，正好被一个回赵各庄的村民看见，于是怀裕带人回村抢东西的事在村子里迅速传开，每个人都用各自的方式问候了怀裕的祖宗八代，早就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的怀裕父母这下更是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怕见到任何村里人。
两个月以后，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中国大地上所有的百姓在为胜利欢呼的同时，都以为永久的和平终于来临。但是，平静日子只维持了不到半年，内战的烽烟再起。
还在重庆谈判的时候，中共领导层曾经对实现全国和平抱有真诚的希望，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晋察冀根据地和军区开始响应中央的号召，缩减部队的编制，大批老兵退伍还乡。等到内战再起，冀中地区的部队一下子面临缺员的窘境。地区政府作了大量工作，号召年轻人参军，但效果不好。不得已，政府改变策略，开始在各村成立民兵组织。在赵各庄，由于在抗日期间的经历，新堂被选为民兵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