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共第三代在执政期间提出“三个代表”学说，即中共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少持异议观点的学人把“三个代表”看成是中共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宣传手段而已，不值一提；山哥倒愿意充分肯定其中的积极意义。“三个代表”不仅为当时中国的大规模市场经济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即使除去为中共量身定做的时代背景，用它来衡量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也有一定的普遍价值。
本文愿意探讨中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别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和湘军的洪秀全与曾国藩，看看两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谁更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首先从文化方面来考察。表面看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借用了早期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中的一些概念，组织“拜上帝教”，自称为上帝“次子”，耶稣是其“天兄”，借此组成反清军事政治集团，有“先进“因素。实际上《劝世良言》本身是中国本土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中国最早的新教牧师马礼逊的弟子，雕版工人出身）不成熟的神学小册子，对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入，而身为五次科举考试落第秀才的洪秀全完全是出人头地绝望的情况下，对书中否定儒家和科举的简单论述十分激赏，因而产生了建立以他自己为“天王”的“天国”的野心。
虽然洪秀全也鼓吹“弟兄姊妹”之类的平等观念，其实他搞的政教合一专制独裁。他自己在南京称王后，便过着妻妾成群的腐朽淫乱生活，毫无一点基督徒的气息。
反观曾国藩虽然以儒家卫道士自居，其实在创建和发展湘军的过程中，他吸取了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些精华思想，以及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不惧生死”的合理成分。在西方文化汹涌而来的年代，曾国藩重用第一位留学生容闳（也是基督徒），并委托他组织了最早的学童留美，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深远意义。在处理天津教案等事宜中，也体现了曾国藩对基督教传播的较开明态度。在人才济济的曾氏后裔中出现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基督徒，显然与他的开明态度有关。
其次从生产力方面来看。曾国藩是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先驱，对中国的近代化居功甚伟。在这场“自强运动”中，曾国藩领导了留学，办新学，开矿，冶炼，造船，造机器枪炮的近代工业化运动。洋务运动的成就虽最终毁于李鸿章等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但它在此之前在平定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内乱，收复新疆，在中法战争中击败法国等历史事件中作用非凡；也为日后20世纪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反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在中国遭受英法俄等列强侵略威胁的时刻，在中国富有的长江流域大打内战，对当地经济破坏极大，并没有多少建设成就。它的“天朝天亩制度”虽有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并没有贯彻实行，更没有促进中国生产力进步。它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正面意义更是微乎其微。“天国”后期洪仁旰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下较为进步的新政（出自其《资政新篇》），但实际上没有实行。
最后从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来观察。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给中国百姓带来的是战乱和自相残杀，没有任何抵抗西方侵略的积极意义，给大半个中国的人民增加了痛苦。如果洪的天国一旦得逞，中国很可能堕入政教合一的黑暗时代，比清朝不会有任何进步。
曾国藩的湘军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也给战区人民带来了一些痛苦，但他的努力总体来看要比洪秀全对中国百姓更加有利。
由于民国政府的反清立场和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导，100年来中国和华人的主流社会都在贬低曾国藩，抬高洪秀全。然而历史并不会因为政治而长期扭曲。现在是给那段历史一个公正的说法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