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马国川
2011年，很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历史开始的一年。先是北非和中东发生社会和政治动荡，多个伊斯兰国家的政府更迭；继而日本发生9级地震，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灾难和冲击考验着全世界。
从人类历史来看，1979年以来的30多年，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变时代，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世界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过程，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
“30年的历史不仅体现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也体现了各国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世界政治真正的多样化过程才刚刚开始。”
王缉思是中国长期专注于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今年初他与同事唐士其教授等共同完成了一项关于30多年以来世界政治变迁的研究课题。在他们看来，正确总结30年中世界政治发展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可以帮助澄清一些可能产生的错觉，对其内在规律有更深入的理解。这对于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伊斯兰传统同现代民主相容吗？
《财经》：今年以来，在中东和北非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您怎么评论这些事件？
王缉思：有些人把中东北非发生的事件称为“民主运动”，我个人并不怎么强调其背后的民主诉求。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物价上涨，平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国家民众的主要诉求，实际上是民生诉求。
任何政治制度变更都不可能马上解决问题。民主选举的政府能够马上解决所有现实的社会问题吗？显然不能。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民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伊斯兰国家往往在认可民主化的同时反对西方化。
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教与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世界观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一些伊斯兰国家在使民族和宗教传统与自由民主制相结合方面已经 做出一些独特的探索，但其具体做法往往让西方人充满疑虑，而且也的确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成功。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的制度建设与政治过程。
在伊斯兰世界，一个看似无法走出的困境在于：任何政府如果意欲强行世俗化即对伊斯兰主义采取压制政策，那么它就不仅在理念上与其自由取向相矛 盾，事实上也不可能不走向威权化的道路，从而与民主原则渐行渐远；而如果它试图与伊斯兰主义结盟，那么从西方通行的意义上说，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自由 的”、世俗的政府。
《财经》：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民主的、世俗化的政府与伊斯兰宗教传统不能兼容？
王缉思：这只是一种观点，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伊斯兰宗教传统能够同现代民主相融。一些事实似乎也证明了后一种观点，例如，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是人口最多的四个伊斯兰国家，它们的多党选举制都日臻成熟，其中印尼在摆脱苏哈托统治后的总统直选尤为成功。
总之，在过去30年里，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已经使民主制在当地大多数人眼中成为最好的政治体制。但迄今为止，伊斯兰国家中尚未出现一个完全成熟的民主体制。因此，无论是伊斯兰国家，还是外部世界，都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宽容与更多的创造性，也许更需要某种崭新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智慧。
政治体制的生长需要漫长过程
《财经》：其实不仅仅在伊斯兰世界，在过去30年，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化浪潮，包括前苏联、东欧的转型国家，也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原来的一些军人政权或者专制独裁国家，都开始了民主的制度建设过程。如何认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
王缉思：美国学者亨廷顿将这股浪潮称为民主的“第三波”，来势汹涌，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在建立以多党议会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方面并没有遇到太大障碍，有许多国家甚至是在“一夜之间”被民主化了。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尝试过西式民主，现在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已经基本上再度站稳脚跟。但为了解决转型期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和矛盾，它们都努力保留一种独立于社会利益纠葛的强势行政权。
因此，它们既没有选择美国式总统制政府形式，也没有选择英国式议会内阁制，而是选择了一种介于议会内阁制与半总统制之间的制度，使总统既能够获得议会中多数党的支持，又能够作为不同政党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者与仲裁者。
至于前苏联的五个中亚共和国，独立之后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多党制民主政体，但因为出现了政治动荡甚至武装冲突，都强化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机构的地位，转变为一种强势的总统制。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则被赋予“无限期行使总统职权”的终身总统地位。
由此可见，虽然代议民主政体的根本原则乃是对国家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但在这些转型国家，一种相反趋势的存在似乎具有其必然性；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强人往往发挥了超越制度之上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国家最终可能采用的具体政治制度形式，目前还难以确切判断。
《财经》：除了古巴以外的拉丁美洲国家均已在形式上实现了多党民主制。在东亚和东南亚，继韩国之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泰国也相继建立了多党制民主政体，新加坡也出现了多党选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大部分走上了民主化之路，南部非洲国家则多已成 为宪法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些趋势是否存在某种共性？
王缉思：但也是在这些地区，民主的实际运作仍然问题重重。
比如亚洲，“第三波”中出现的民主国家基本上没有摆脱政治动荡的困扰，一种法律至上、相互宽容的民主政治文化尚未形成；在非洲，由于家庭、村落和族群仍然是人们生活的重心、忠诚的对象及基本的政治单元，国民国家的建设仍未完成，民主或者成为削弱政府行动能力的政治斗争工具，或者干脆蜕变为一种选 举游戏。另外，类似中亚转型国家的强人政治现象，也出现在众多非洲国家。
《财经》：看来，非西方国家在转向民主制之后，还有大量工作要完成？
王缉思：任何政治体制的生长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些国家又普遍缺乏西方式民主的传统、甚至缺乏民主所必须的基本文化条件，所以在巩固民主制度及使民主本土化方面仍然面临严峻考验。
需要注意的是，非西方国家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固然妨碍了这些国家向民主制靠拢，但这些本土因素也有可能成为新制度的生长点，这种可能性尤其需要得到相关国家的政治家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西方国家的“再民主化”
《财经》：学者们也注意到，过去的30年里，西方国家似乎也经历了一场“再民主化”的洗礼，你怎么看？
王缉思：西方的“再民主化”，英国学者吉登斯称为“民主的民主化”，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对其既有民主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充实，另一方面是制度创新。
例如，英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设立了地方议会，使其在广泛的领域内独立处理地方性事务，以实现权力下放。这不仅大大 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有效地克服了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官僚化，也为解决北爱尔兰冲突提供了一条新路，使其和平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
布莱尔执政时，还对英国的世袭君主制和上议院进行了若干改革，废除了英国王位的男性优先继承权和上议院的贵族继承制，特别是后一点，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在实现公民政治平等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
日本是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再民主化”国家。在过去30年，日本告别了战后形成的“55年体制”，政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并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开始推行了一系列旨在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扩大地方权力的“结构改革”，在克服官僚主导型的决策机制、政党内部的派阀政治，以及自民党独大等有日本特色的政治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财经》：在制度创新方面，西方国家有哪些重要举措？
王缉思：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创新？因为传统民主制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传统的竞争性多数票决民主制具有其内在的不足。在这种体制之下，胜者全胜，负者全负，产生了两方面的重大缺陷：
第一，复杂的政治决策问题往往被简化为相关政策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人数对比，即政治力量对比，结果导致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缺乏理性与共识。
第二，少数群体的利益，尤其是一些恒定的少数群体的利益往往被忽略、被牺牲，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乃至冲突，因为那些恒定的少数群体往往会做出退出相关政治过程或者政治共同体的选择，政治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就不可避免。
正是为了克服传统民主制中存在的上述缺陷，“共识民主论”和“慎议民主论”应运而生。二者都强调政治决策的开放性、参与性和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区别则在于，共识民主更注重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协商合作，而慎议民主更注重普通民众的参与，以及不同政治观念与立场的沟通与交流。
当然从实践上看，无论共识民主还是慎议民主都还处在实验和探索阶段。前者主要局限于原本就具有统合主义传统的北欧国家，后者仍然难以抵消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过程的强大影响。
《财经》：西方国家的“再民主化”与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是过去30年世界民主化浪潮的两个方面？
王缉思：这两个方面大有不同。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再民主化”是对传统民主制的发展和完善，一大批非西方国家则刚刚开始其民主的制度建设过程。
自由与民主的动态平衡
《财经》：总结近30年世界政治的变迁，是否可以说，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
王缉思：毫无疑问，一个国家民主与自由的程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志。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一直稳定，即使发生严重的金融 危机或一般性社会危机，也不会出现政治体制向法西斯独裁转型的可能。20世纪70年代时，采用竞争性多党制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是少数，到90年代后期已经占 绝大多数。
从长远看，非西方国家向民主政治过渡表现出某种不可逆转势头。伊斯兰国家、中亚国家、中东欧国家的实践说明：一方面宗教、文化与政治传统对民主化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程度同民主化出现的迟早没有必然联系，但同民主化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
《财经》：各国民主化的成熟程度都有哪些不同？
王缉思：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异的诉求和特色。各国民主化的过程、形式与结果都是丰富多彩的。对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方面的探索不应过多指责，而应表现出更多的理解、耐心和宽容。
冷战结束后，广大非西方国家得以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虽然出现了美国使用武力“解放”伊拉克和阿富汗、强行推动当地“民主化”的情况，一些国家的“街头政治”和 “颜色革命”也有西方势力挑动的背景，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总体来说是内生、自主、反映国内民众普遍政治诉求的。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政治对立，等等，并不能否定民主本身的价值和各国“试错”努力的意义。
《财经》：然而在一些新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并不稳定，如何平衡自由和民主、稳定与秩序？
王缉思：自由和民主、稳定与秩序，是一个天平的两头，必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过度的个人自由和小群体自由会导致社会分裂、价值观扭曲、公共生活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对抗。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在刺激人的欲望无限膨胀的同时，不仅导致了 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还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恶果。
在新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比如最近出现剧变的埃及，上述问题比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够完善，法治不够健全，但人们在西方生活方式的诱惑面前，不断增强的欲望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的可能性。
在一些国家，部分公众的不满通过激烈的形式表达出来，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受到威胁;维护社会秩序的努力，又往往转变为超越法治的强权，压制了个人自由、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利。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维持这一动态平衡的砝码，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都未能提供完整的答案。
新的世界历史也许刚开始
《财经》：许多人认为，过去30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世界的发展对中国有何影响？
王缉思：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日益增加的复杂互动关系。30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意味着它对自身在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格局中实际及预期地位的调整，意味着它对西方精神、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再评价，也意味着它在观念和制度领域的重新选择。
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中国国内的变化本身就改变着世界政治，同时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 回顾30年来的世界政治，特别是美国、欧洲、前苏联/俄罗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变化，都以各种方式牵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从历史顺序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和保守主义的兴起，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化，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前苏联、南斯拉夫 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民族分离和国家解体，所谓的“三股恶势力”(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中亚等地区的猖獗，高加索和东欧中亚等国家的“颜色革 命”，以及古巴、朝鲜等国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执著坚持，对中国政治既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冲击，又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同世界政治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
《财经》：虽然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但30年来世界的政治变迁是否表现出某些相似性甚至趋同性？
王缉思：这是可以肯定的。过去30多年的世界政治发展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而在后半期，那些已经采 纳了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得不通过艰难地探索民主的“本地化”，以巩固和完善其基本制度，自由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已经在绝大多数国家得到普遍承认，但相信 “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被人们所抛弃。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根据自身传统和条件，都试图在市场动力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过去30年里，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社会重新获得活力，顺应世界潮流是中国之所以成功的秘密。
《财经》：有些人把中国的成功总结为“中国模式”， 试图将其提升为一种可以挑战西方制度、价值观和领导地位的替代性发展模式，您怎么看？
王缉思：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没有“中国模式”。我向来认为，中国还不能称为一个模式，因为我们这条道路还在艰苦探索之中，还没有完全成功。世界上确实有些国家想学中国，但中国这一套体制，没有一个国家学得了。
中国国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族群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这些困难和考验说明，稳握政权和国家复兴都需要更高的政府透明度和更有效的问责，同时还需要更加坚定地履行对法治、民主和人权的承诺，这也是当今世界共享的价值观。
如果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物品，与其他国家更多地共享价值观，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将得以更好地维护。
《财经》：那么，将来世界上是否会出现“普遍同质国家”？
王缉思：历史并未终结，“普遍同质国家”不会出现，世界正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此次日本地震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日本真正出现致命的核泄漏，影响到别的国家，这就是全人类的灾难。面对海啸、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面对越来越凸显的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等非 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世界如何实现共同治理？如何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
最近30多年的历史说明，前苏联模式固然已成为不会再重演的历史，但今日西方也无法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力。新兴国家点燃了新希望，但一切皆在探索阶段，其普世意义尚待历史考验。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困境，挑战实在太大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旧的历史确实已经终结，新的世界历史也许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