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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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内幕
文章来源: 人民网-解放日报
1974年8月26日至9月10日，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开会的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周恩来6月、8月连续两次做了膀胱癌大手术，此时正在住院治疗。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
李德生是“重点的重点”。王洪文煞有介事地在会上说：“对于批林批孔中，各地揭发的问题，主席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这个‘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他搬出总政治部的几本《批林批孔大字报汇编》为“依据”，排了十几个问题，在大会小会上逐个批判，要李德生作出“交代”。
李德生所在的沈阳军区小组，参加的有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毛远新，副政治委员王淮湘。曾绍山主持会议。曾绍山不了解中央斗争情况，不知道李德生有多大的问题，心中没底。李德生很守纪律，他不便、也不可能作任何说明。会议实际上是刚刚担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毛远新唱主角。毛远新，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39年出生。毛泽民1943年在新疆牺牲后，幼年毛远新在毛泽东家里长大。他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造反派。辽宁成立革委会后，他出任革委会副主任。
处在那种情况下，李德生只能有节制地同王洪文、毛远新的无理指责作斗争。
小组会从8月26日起，将王洪文、毛远新提出的十几个问题逐个追查、进行批判。每追问一个问题，毛远新都竭尽无限上纲之能事。8月28日、9月1日、5日，还开了几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组会，由王洪文直接来追问李德生。
第一天的小组会，毛远新就以造反派的口吻，咄咄逼人地对李德生说：“十几个问题，只是提了个头，你先讲清楚，其他问题再说。”
第一 是 所谓 “第一个号令” 问题。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利用中央决定战备疏散的时机，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10月18日，总参谋部按照黄永胜的口头传达，以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名义通知部队。“九一三”后，1972年7月的中共中央文件第24号，即林彪罪行之三，公布了这一情况。批林批孔中，有人“揭发”，说李德生参与了“第一个号令”的阴谋活动。
毛远新对李德生说，你是同意“第一个号令”的，是同意不报主席的。李德生虽然很不满意这种不讲理的追问方式，还是耐心地解释说：“林彪的谈话记录传到军委办事组，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我听到黄永胜的传达。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由我签发上报、下发第一个号令。”实际上，在周恩来追查时，李德生还批评了总参谋部机关。
小组会上，一直逼李德生承认“同意第一个号令，同意不报毛主席”。李德生反复坚持说：“我没有同意；我只是听到传达了，并没有参与处理。”
毛远新在第一个问题上纠缠了半天，没有达到目的。小组会开始“打态度”，批评李德生“态度”不端正，要求他端正对待这次会议的“态度”。“打态度”，是“政治运动”中经常被运用的“棍子”，只要你不承认给你安上的罪名，就是“态度”不好，就要批判你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对待革命领袖的“态度”。
……
第十一 是 “九一三”后“捂盖子” 的问题。
“九一三”后，中央政治局分工李德生负责空军的揭、批、查工作，空军揭发的材料许多是经过李德生上报党中央的。这本来是中央政治局内部正常的分工。小组会上，甚至在大组会议上，都说成是李德生在参与中央专案组工作中，有意扣压材料，不报告中央，不让追查。他们还责问李德生：“为什么说林彪的秘书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时，毛远新带着作总结的口吻说：“这不是一件一件孤立的事，而是要联系起来看，是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你究竟站在哪一边，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你究竟是哪个司令部的问题。”在毛远新的心目中，李德生已经是林彪司令部的人了。他接着说：“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3年半了，总政治部抓全军政治工作，起到什么作用？不仅没有抓好这个中心，而且吹林彪，为林彪干了很多事情。主席那么信任你，派你到军委办事组、北京军区掺沙子，你起了沙子的作用了吗？你起了黄泥巴的作用，糊得更严了!主席叫你和他们划开，你却请黄永胜作报告，帮他们销毁罪证材料。你完全辜负了主席、中央的信任和希望。”
在毛远新之后，小组与会人员也追问：“你和他们不是一个山头的，为什么搞到一起去了？要从立场、感情、路线上分清。”并且提出你现在的认识距离很大。应当是点到的要讲，没有点到的更要主动地讲；不仅原则上承认错误，还要具体分析错在哪里，有哪些具体事实；不仅要讲清事实，而且要讲思想活动，挖思想根子；要害是与林彪、黄、吴、叶、李、邱的关系。
名曰帮助会，实际成了“批判”会，上纲上线越来越高：李德生“封锁主席”，“推行林彪路线”；李德生“站错了立场，走错了方向”；李德生“不是水平低、能力差的问题，不是上当受骗的问题”，“说小点，是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说大点，是认为林彪指挥军队了，不是毛主席指挥了”，“是下贼船难的问题”。“要从立场上考虑，从世界观上考虑，从思想根源上挖一挖”；“总政治部究竟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
在小组会之外，还发动小组成员，在休息时间同李德生“谈心”，干扰李德生的思考和休息。
除了沈阳军区小组会，王洪文还主持几次有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揭发批判”李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连连发难。
江青攻击1973年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问题，指责李德生是“保护坏人的大红伞”。
张春桥指责总政治部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几次召开政治部主任会议，批林彪的空头政治、精神万能等极左路线，是“背着党中央干的”；指责李德生主持驻京部队批林整风运动“是背着党中央夺权、抓权”。
姚文元竟然说：“你李德生在1971年的9月24日下午，还和李作鹏密谈了4个小时，谈得很投机！”这真是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姚文元的责难，有其不可告人的缘由。在1970年初，总政治部刚刚恢复办公，有人向秘书长王迪康提出，保密室封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叛徒材料，是不是要作为“黑材料”销毁。王迪康请示李德生，李德生认为历史档案不能随意销毁。批林批孔中，有人向“四人帮”告状，姚文元知道了，一直耿耿于怀。
他们还把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勘察北京周边地形，了解北京历史沿革，说李德生是“想当皇帝”，搞“政变”。
江青等再三追问李德生，你在庐山和黄、吴、李、邱究竟有什么联系。李德生分明同李先念住近邻，但是他们竟当着李先念的面，逼李德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追问总政治部为什么不抓批林批孔，却请陈永贵作报告。此事李德生是请示过叶剑英的，现在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追查。从这些现象，李德生看出，他们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制造混乱。强攻自己，进而兼及与会的叶剑英、李先念。一定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口实，于是，他只好沉默不语。
“四人帮”借毛泽东提议开会的机会，批判几位军区司令员。“批判”的真实情况是不是如实报告了呢？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提到在几位军区司令员检讨时说：“不插话好，但要鼓掌表示欢迎。”
在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的大组会上，叶剑英、李先念始终没有发言。李德生意识到，他过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是请示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在庐山的住地，请陈永贵作报告，这样很具体的问题，他们都不便出面澄清。“四人帮”如此猖獗，老革命家们正处于战略守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他们是要借攻击自己这个“靶子”，进而罗织周恩来、叶剑英的“罪名”。叶剑英、李先念不发言，说明他们处境已经非常困难。这次会议，自己是“重点中的重点”，是进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靶子”吧。毛泽东讲过，李德生你是唱李铁梅的，是陪绑的。当时讲的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陪绑；现在看来，又是作为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的“陪绑”了？！
大会小会整整折腾了两周。李德生想，自己必须顶住!如果解释说，总政治部的许多工作，都是请示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请陈永贵作报告，是请示了叶剑英的；在庐山的活动，李先念可以作证，等等，事情就可能变得更复杂了。
在政治运动中，找个“靶子”攻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似乎不止一次了。当“靶子”，就是要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来，等到时机成熟那一天，事实真相会大白于全党的。我们党历史上有过多次错误批判，只有被批判对象作了违心的检讨，才能告一段落。李德生想，在中央政治生活如此不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继续顶着，会议收不了场；再追下去，他们还可能进而攻击周恩来、叶剑英。从大局考虑，唯有自己做个违心的检查，才有可能结束这场“斗争”。
9月10日，李德生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其他几位军区领导同志也分别作了“检查”。他们虽然做了违心的检查，付出了“牺牲”，但是遏制了“四人帮”借此机会，在中央制造更大阴谋活动的势头，对此，他们又感到欣慰。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9月11日下午，叶剑英只身来到京西宾馆。他走进李德生住的八楼房间，看望李德生。两人分别已有8个多月，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见，会议开了16天，两人没有任何来往，没有交谈一句。此时，李德生见叶剑英到来，不禁热泪盈眶。叶剑英也懂得李德生在会上顶住压力、承担一切的苦心。他看到李德生既委屈又倔强的神态，紧紧握着他的手，安慰李德生保重身体。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鼓励李德生以党的利益为重，继续谨慎做好工作。
经过反复思考，李德生深感在中央工作4年多，越来越体会到斗争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却依然有此斗争。他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他郑重地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在“四人帮”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李德生的“材料”，包括所谓李德生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之后，毛泽东怎么看待李德生，不好猜测。他在李德生辞职信上批示：有错改了就好，同意辞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员。
纪登奎来看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你已经到沈阳军区了，就在那里继续工作，北京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还是保留政治局委员。他特意转告毛泽东的话说：“你是惹不起他们的。”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斗不过他们”，对李德生说“惹不起他们”。这是很值得寻味的，不能不使李德生意识到同“四人帮”斗争的艰巨。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德生作为沈阳军区人大代表，参加了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周恩来重病在身，坚持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走上主席台时，看到了李德生。李德生是在离开北京一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3年前，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11月，周恩来心脏病发展得比较重，医生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他们阅后都同意医生的建议，“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李德生知道周恩来病情很重，又是很不顾及自己休息的，现在见到周恩来羸弱的身体，却挺起精神，顿时激动万分。周恩来也看到李德生依然坚定的神态，他缓步走过去，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李德生，并且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久久没有放开。面对几千名代表，两人什么也没有说。此情此景，引起不少代表的注目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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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的势力是从十大开始形成的，王张江姚都进了中央政治局。
李德生对江青他们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后来担任总政主任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
特别是拍摄“样板戏”电影，江青长期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不能占为己有而耿耿于怀，李德生没有听从
江青的“指示”，恢复了八一厂的军队建制。这可把江青气坏了：这不是拆“样板戏”的台吗？
从此，江青更记恨李德生了。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
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其后才是参与。
总政领导班子集体做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
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通知一发出，马上就有人汇报给了江青。
这不是在唱对台戏吗？江青大为恼火，对旁边的人说：“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
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李德生的“问题”终于上了一个高度，不是什么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而是和林彪反党集团
搞没搞到一起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态度问题是大问题。到了1974年3月5日，史称的“3·5”放火
烧荒事件在江青一手导演下出台了。
总政、八一厂等单位在一天里出现了相同的大字报，李德生成了军队里的“大军阀”，
党里的“大党阀”，是林彪集团的人，等等。富有煽动性的大字报很快就散发到各地，
引起了军队内部的困惑和混乱。
这一系列做法不能仅仅看成是江青发泄私愤的行为，而是她夺权的一个步骤。
先乱党后乱军，才能达到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目的。拿李德生开刀是他们妄图乱军的一个突破口。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搞了一次除新疆、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李德生当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对调，10天内对调的司令员们必须到位上任。
对调前，毛泽东又一次把李德生找去，征求李德生对调动的意见。李德生向毛泽东表态：
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毛泽东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带几个人去？“不需要带人，
沈阳军区有过去的老上级，去了能和他们搞好工作的。”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说：
“除了不兼总政主任外，其他职务都不动。”
没有想到李德生到了沈阳，江青他们的手也伸到了沈阳。从1974年初到下半年整整半年，
他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过问，他才担任了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因为江青他们不停地向沈阳“灌风”“打气”，李德生成了有其位无其实的“冷板凳”书记。
1975年1月，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1980年，中央和军委为李德生彻底平反。
听 父亲纪登奎 谈往事 － 纪坡民
李德生同志是“九大”和父亲一起提上来的，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调中央后，他们两人工作关系很密切。后来，父亲和李德生奉主席之命到北京军区，一个当政委，一个当司令，执行的任务叫“挖墙角”，是毛主席对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之一。那些事情，情况很复杂，工作很困难，但他们顺利完成了主席交给的任务，两人合作相处得也很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有“文革”那样的大背景？后来，一点小事，便抓住不放，“四人邦”乘机胡闹，整李德生同志。那已经是“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李德生和陈锡联从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互相对调以后的事了。
可是对李德生同志辞职的事，父亲是知道的。李德生同志辞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是１９７５年党中央的“一号文”公布的。大概是１９７４年底吧，父亲和李先念同志两人受中央委派和李德生同志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大概也是我们党内从来没所谓辞职的先例吧，李德生听了以后很诧异，还在对“四人邦”整他的事生气。“文革”后期那种乱局，有许多事，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父亲和李先念只是奉命办事，不愿意和李德生同志争论、再伤害他。父亲便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李德生同志听了这个话，便不再说什么了。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之后，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十年代，李德生还担任国防大学的政委。
所以，李德生同志才是我们党内开辞职先例的第一个人。对父亲来说，向自己的“老伙计”通报辞职的要求，揽的自然不是什么好差使，依通常的人情，也许会损害他们在困难时候结下的友谊。不过，李德生同志是有风格的，父亲去世时，他还亲自来家里吊唁，而且颇为动情地谈起到当年他们任职北京军区时“一起熬夜”的情形。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605/6279.html）
李德生同志遗像 图片：新华社
上将李德生逝世，享年96岁
指挥过上甘岭战役，打败了克拉克和范佛里特两将军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原委员，总政治部原主任，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沈阳军区原司令员，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生同志，因病于2011年5月8日15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李德生1916年生，河南省新县人。1930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德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三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七旅十九团团长，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
李德生1951年3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1952年9月任十二军副军长，11月出任上甘岭战役前线总指挥，参加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克拉克和范佛里特将军，赢得了此次战役的胜利。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