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忠
“万一冲不出去，我就吞金殉国!”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９日，山东苴县唐王山地区，在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指挥下，日伪军包围了一只国民党部队。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党部队伤亡惨重。一位４０多岁的国民党将军伤势严重，右臂、右腿都已经被炸伤，此时，“活捉于学忠”的叫嚣不绝于耳，刚烈的将军手攥一粒金丸，准备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
因率领东北军参加了淮河阻击战、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等许多重大的对日战役，战功卓著，这位叫于学忠的将军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历史很无情，任何曾经血肉饱满的人物，都将被其风干成史书上廖廖数语的简介：于学忠（１８９０～１９６４），山东蓬莱人，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１９０８年考入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后曾任直系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总司令，奉系第２０军军长、临绥驻军司令，国民政府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主席、第３集团军总司令、苏鲁战区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省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等职。
半个世纪后，在北京某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内，于学忠的后人于允科为我们重拂如烟的往事——这位当年被吴佩孚、张学良、蒋介石、毛泽东等竞相青睐的优秀将领，在逐渐尘封的历史后面，曾有过怎样鲜活的片断？
吴佩孚：“叫于营长去跟我当团长”
于学忠的父亲于文孚，曾在淮军宋庆部下任营副。于学忠从小随父从营，１８岁时考入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毕业后任排、连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毅军将领黎天才率领第９师起义，该师团长赵荣华却投靠了袁世凯，被改编为第18混成旅。赵自幼失怙，于学忠父母将其抚养成人。赵荣华升任旅长后，于是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炮兵营营长。
１９２１年，川军熊克武攻打宜昌，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命令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却被川军打个落花流水。吴佩孚乘舰到宜昌视察前线，发现只有于学忠的一个营尚与川军对峙。赵荣华闻吴到前线，便急忙收拾溃兵返回第一线，终于使局势转危为安。使败局转安。吴佩孚当即对赵荣华说：“叫于营长跟我去当团长!”
从此，在吴佩孚眼中有胆有识的于学忠迅速被擢升，短短几年便成为第９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总司令。
１９２６年７月，吴佩孚的１４省联军被北伐军击败，吴逃至河南邓县于学忠部，企图带于部入川。于对吴说：“大帅带重兵入川，恐怕会让人觉得喧宾夺主，不如只带卫队团，入川后尚能得到川军将领的欢迎和保护。大帅入川后，我亦解甲归田，与大帅共进退。”吴佩孚遂照办，于学忠也脱下军衣、骑上大马回蓬莱老家了。
不久后，在张作霖力邀下，于学忠率旧部投靠了奉系。后吴佩孚携眷及随员数十人由四川回北平定居，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亦常去吴家看望并有接济。
送吴投张是一次几近完美的转承，于学忠在彰显忠诚与耿直个性的同时，也劲透他的圆润与辩势。
张学良：“他是我的左右手”
于学忠下野前，张作霖曾派来说客，等于回故乡后，张学良又遣其人持着他的亲笔信来到蓬莱，力邀于赴北京洽谈合作问题。
当时，于的旧部已经被冯玉祥改编，原部下马廷福等人却趁调防之机，将３个师的部队拖到安徽蒙城一带，然后派人到蓬莱于学忠家，力请总司令出山。于学忠说：“我们坐船就要坐大船，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于是率部归附了奉系。
细究起来，张作霖与于学忠父亲于文孚仍是故交——曾为“马贼”的张作霖，后被招安至宋庆部下当差，与于父有共事之谊。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张作霖说：“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我知道你对吴子玉（吴佩服）的忠义，希望你能像对吴子玉那样对待我就很好了。”于学忠遂被任为奉系第２０军军长，归３、４方面军团长张学良指挥。
对于这样一个“外人”，张学良对于学忠却信任有加。“９"１８”事变后，张学良背负“不抵抗”的罪名下野。在赴欧美考察之前，张学良把东北军全部交给于学忠指挥。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在张学良准备发动“西安事变”时，于学忠曾问张学良：“你这样做，何以善其后？”张答道：“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于说：“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后来，“半途而废”的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陪蒋上飞机前，张学良再一次把大部分东北军和自己的财产交给于学忠掌管。
此后的于学忠，将知遇之恩置于首位，处处以张学良的利益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甚至为此不惜逆势而动。为此，他曾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４次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但一直没成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他做赴朝慰问团团长，他却拒绝了这次莫大的荣誉，因为他觉得自己“凡事低调，张学良的日子就会好过点。”
他曾对部下说：“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将东北军交还给他。”在张学良９０岁寿辰时，他辗转听到这些话后不胜感慨，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解放后，于学忠曾请示周恩来，如何处理张学良留下的财产。周恩来说，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于学忠于是通过法院，把财产妥善地分给了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自己一分钱没拿。
蒋介石：“对人忠诚，是一将才”
对蒋介石，于学忠曾很不给面子。当年吴佩孚兵败入川后，蒋介石马上派人送来委任状，委任他为川、鄂、豫、陕四省边区总司令。于学忠一把委任状撕碎：“他委任我？我还想委任他呢！我这脑袋瓜上今生不戴他国民党的帽花！”
但蒋介石对于学忠却颇为欣赏。蒋有一个习惯，喜欢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下对将领们的评论。对张学良，蒋的评语是“大事糊涂，小事精明。”但对于学忠却颇为欣赏，说他“两眼炯炯，对人忠诚，是一将才。”这也是蒋介石“灭了”杨城虎、软禁张学良、却对于学忠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的原因之一。
弃主不弃国。戴着自己并不喜欢的“国民党帽花”，于学忠却干出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丰功伟绩：抵抗日寇的入侵。
１９３１年，日本发动了“９"１８事变”。在鲸吞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又把手伸向华北。一些亲日分子趁机煽动地方当局脱离南京政府，汉奸郝鹏等人更是雇用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便衣队，以天津日租界为巢穴明目张胆地四处滋事。当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张学良，对河北省主席王树常的软弱非常不满，遂把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与王树常对调。
来到天津的于学忠像一头刺猬——他马上让驻在津郊的１１３师２个团换上保安队服装，进入市内加强警戒，同时指示在北平南苑的东北炮兵第７旅旅长乔方作好临战准备，“如果日军公然发动战争，就将所有炮弹都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里。”
一天，日军全副武装擅自在市区阅兵，并直逼省政府大门。于学忠毫不示弱，当即命令东北军精壮士兵１０余人，全身捆绑手榴弹、炸药包，横躺在省政府大门外的马路上。日军见来者不善，只得撤了回去。
面对软硬不吃的于学忠，日军行为大有收敛，那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也自然销声匿迹不敢再闹事了。
１９３８年１月，日寇调遣１６个师团共计２３万兵力，沿津浦铁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率２个师２.５万人死守蚌埠，在临淮关顶住了日寇3个师团共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８天的防守中，５１军伤亡7千人，日军伤亡达９千人以上。
于学忠后率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并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率部智取韩庄、硬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在战斗中屡立战功。
１９３９年２月，于学忠主动向蒋介石请缨，率３个军去敌后方山东打游击战，以牵制日军南侵。到１９４３年９月底，鲁南抗战5年军队伤亡惨重，但击毙敌寇在万人以上，伪军不下数千人之多，在鲁南地区牵制了日军４个师团的兵力，分散了敌人正面进攻的兵力。
鸟尽弓藏。抗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撤销了鲁苏战区总司令部，于学忠从此失去军权，只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等闲职。
１９４９年初，蒋介石大势已去，于是数次劝说于学忠跟其去台湾，于不从，隐居到了四川乡下。解放后，周恩来专门派飞机将于学忠一家接到北京。
毛泽东：“他是共产党的朋友”
于学忠令蒋介石很不满意的是“剿共不力”：在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时，他“阳奉阴违”，并为配合张学良“兵谏”发动了“兰州事变”；在任江苏绥署主任和东北军第５１军军长时，蒋介石令其武力解决东北军中有大批共产党员的第１１０师时，于学忠表示：“共产党与我无怨，我与日寇之仇不共戴天!”；而在山东期间，于学忠抱着“只抗日，不打内战”的宗旨，对八路军的势力扩张“睁只眼闭只眼”，两军相容为安……
当时，于学忠有一个叫郭维城的机要秘书（后任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曾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拿给于学忠。从那时起，他就在心底认定：“共产党能拿天下”。
毛泽东对于学忠也颇为欣赏，抗日战争时曾两次亲笔写信给于学忠，希望他带部队投奔共产党，并许诺给予朱德一样的待遇，但于学忠婉言拒绝了。
尽管这样，毛泽东对于学忠仍优待有加，赞扬他“热诚爱国”，是“共产党的朋友”，也是自己“个人的朋友”。于学忠母亲逝世时，周恩来亲自上门吊唁。
解放后，于学忠过着悠闲生活，他喜欢养花、看摔跤、写字，尤喜欧体。于学忠的生活一直极端朴素——他不和太太一起住，自住在仅有６平米的北厢房，房内仅一个床头柜、一个单人硬板床，其它什么都没有。
每天早晨起床，他喜欢把１１个孩子从大到小象士兵一样站成一排，然后挨个训话——谁做了好事就表扬，谁做了错事大家都跟着“陪绑”。
在儿子于允科眼里，父亲是一个讲信用、爱帮助人的人。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居委会要办一个幼儿园，于是于学忠把自己前院１０几间房无偿提供出来，办了好几年幼儿园。于学忠还在山东出资办了一所立泽小学，抗美援朝时也曾积极捐过钱物。
于学忠逝世于文革前夕。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当年８月２６日，北京市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冲进了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夹９号的于家——一个有２６间半房子的大院子，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抄走了，并且要把于家哄回山东老家。于允科等人很不理解，于是就给周总理办公室写了一封救援信。没过两天，周总理派了人来，给每个家属２０元临时生活费。于家受到了庇护。
于允科明白，一切终将归于平淡。但在市场经济年代遭遇到的一次尴尬，却让他不能释怀：作为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于学忠的骨灰搁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东室３０８号。但不久前，管理处竟开始向他催要骨灰寄存费，一年要４千元。“哪有这样的道理？”于允科选择了拒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