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残酷的战俘劳工岁月(续1)
一 从上海船运亚包(续)
4、运输船只
在搜寻中国战俘被押送往新不列颠岛的日期过程中，可以发现，几位幸存者的回忆，多提到了运送他们的船只的类别，但其提法却有所差别。
如前所述，田际钿直言搭乘的是日本军舰，而鞠巧生的回忆则是“日军运输舰” ；[1]施方舟却指出，运送他们的是“劳工船”，[2]但没有说明这是军方的船只还是商船，而当时日军运输船是有可能担当这些任务的。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不断在修正前者之所述。到2009年，当新不列颠岛中国战俘一事成为热门话题之后，在台湾的李焕文接受访谈时，又明确表明，他们搭乘的是“日舰”。[3]
上述各种说法，应以何者为准呢？为此，2009年8月，笔者专程前往台湾高雄，拜访李维恂少校，予以求证。李先生在口述访谈中特别回答了这个问题，谓其搭乘的不是军舰，而是商船。但他强调说，与他们一起上船的还有大队日军。[4]
李维恂少校的这个回答，显然支持了不久前施方舟的说法。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断，这一说法是比较合乎情理的。是故他所说的船上还有大批日军，则有可能就是其他的亚包中国战俘幸存者将其认为是日本军舰或是运输舰的原因之一。鉴于当时日军在中国并没有放置像样的海军舰队，因战时中国的海军已经不复存在，在华日军也不需要有大型舰队，因此，用军舰运送中国战俘的可能性显然不大。考虑到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军舰队主力都在南洋，尤其是在1942年底日军和盟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激战正酣之时，日军大批舰艇都集中于西南太平洋的辽阔洋面，与盟军进行钢铁较量。而与此同时，日军则在占领地区俘获或征用了许多商船，甚至将其作为武装商船，为其军事目的服务。那么，这些中国战俘所搭乘的，极可能就是这类商船或者武装商船。1942年10月，日军从新加坡运送600名英军战俘前往亚包，使用的就是这类商船。[5]实际上，在战时，军队征用商船的现象很普遍。现有的档案资料显示，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澳大利亚就征用了许多滞留在该国沿海的本国或外国商船，编入澳洲皇家海军中服务，作为武装商船，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来自中国，主要是香港，因战争爆发而无法返回的商船。[6]由此可以推断，这些中国战俘应是由日军的舰艇或军用运输船押赴新不列颠岛的。
按照李维恂少校的说法，他们这些战俘(主要是南京来的中国战俘)是按照在集中营里的原编组被日军成建制地挑选出来，但在上船时，被迫分散搭乘许多艘船只。而与他们一起登船的，还有大队的日军。联系到1942年底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上的态势，这些与中国战俘一同登船的日军，显然并不仅仅是押送战俘的警卫队，而应是从中国战场抽调出来前往增援亚包和所罗门群岛的日军主力师团。换言之，这很可能是一支由军舰护航的大型日军运输船队。
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日军兵锋所至，无往不胜，仅仅半年时间，便占领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以及中太平洋上的众多群岛。但到1942年6月，经中途岛海战一役，日军惨败，失去了战争初期在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也失去了战略主动，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盟军则由此士气大振，转入反攻。而接下来于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与日军进行了长达7个月腥风血雨的争夺战，以美军大胜而告终，为盟军在太平洋上的大反攻奠定了基础。而以亚包为基地的日军第八方面军，尤其是第17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失惨重，遭到重创。在该战役的后期，日军大本营为挽救南太平洋战场颓势，于1942年11月到年底，将在中国华中、华南和华东战场的日军第6师团、第20师团、第41师团和第51师团逐步抽调出来，投入到南太平洋战场，配属第八方面军所辖的第17军和负责新几内亚岛方面作战的第18军，增援日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前线。由于得到大批主力师团的增援，日军第八方面军准备在1943年1月将第6和第51师团投入瓜岛，计划在2月中旬发起总攻，以期一举打败美军，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7]
1943年2月，日军最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惨败收场。但其从中国战场抽兵南调的日期以及最终准备反攻瓜岛的时间，却与从上海押运中国战俘前往亚包的日期以及这批战俘抵达亚包的时间比较接近，甚至其目的地都是一致的。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战俘是和从中国战场抽调的日军增援部队一同出发的，很有可能就是将他们混合装运；因其抵达的目的地也一样，他们搭乘的显然都是日军的运输舰和其它类型的运输船，甚至可能还有大型军舰。但后者显然是用于护航，并非作为运输之用。
而据李维恂少校的回忆，当时从南京来的中国战俘，是分乘许多艘船舰，大约每艘船上有100多名中国战俘，同船的还有许多日军和满载的军事物资和设备。这种情形与战时大部队的调动情况亦相吻合。
再者，他们所前往的目的地亚包，正是日军在南太平洋上的海陆基地，此时因战场形势的转变，已成为美军袭击或必欲攻占的重要目标。故而这些战俘劳工，正好是固守此地的日军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为固守此基地要塞，日军可以役使他们为其在战火中于亚包及其周围地区构筑工事及抢修军事设施，以抵御盟军对该要塞随时可能的攻击。虽然这些中国战俘在被驱赶上船以及航行期间，根本不知道将会去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正如李维恂在接受访谈时所说，当时不知何故，亦不知何往。[8]而等待他们的，正是这些内受日军凌辱逼迫、外遭美军空袭轰炸的苦役。
实际上，在这些中国战俘抵达之前，即从1942年10月开始，已有620名英军战俘和6000多名印度兵战俘，被日军从新加坡陆续船运到此地服苦役。日本人在亚包和在其周边岛屿奴役英军以及其他盟军战俘的档案，已在战争结束时被日军付之一炬，或在战争期间盟军对亚包的日夜空袭轰炸中损毁，但今人的调查和考据证实，当时与620名英军战俘一同乘船前往亚包的，还有2000多名日军。[9]显然，这些与英军战俘混装一船的日军，也并非押送这些战俘的警卫队，很有可能就是奉命从新加坡增援亚包或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一支日军主力部队，比如说，一个主力联队。这种情形与前述的李维恂少校所回忆的大批日军与中国战俘一同航行，且主要目的地也大致相同，几乎是一致的。由此，也就预示了这些战俘在航行中所遭受到的苦难，惨绝人寰。
前引施方舟所说，这些从上海出发的满载中国战俘和日军的日军运输舰船，原本航行到达目的地所用的时间应该是二周左右，但实际上却用了比正常航行所需多一倍以上的时间。如幸存者卢新芳先生2009年8月7日在台湾高雄凤山接受访谈时所记忆的，尽管在航行的途中，这些舰船曾停靠香港和新加坡等地，[10]甚至像其他幸存者战后所说，也可能曾停靠澳门，[11]但这类的停留，最大的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中途加水或添加燃料，而是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战线的不断拉大以及中途岛海战之后制海权和制空权的逐步丧失，美国潜艇部队在瓜岛战役期间，有效地封锁了日军在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北部的基地；同时，在日本本土与南太平洋的航线上，盟军不断攻击日军的运输船编队，对日军的运输舰船航行构成了很大威胁。[12]
在1942年春季之前，日本的商船和运输船只都是单独航行，不需要护航。但自此之后，因盟军潜艇的袭击以及飞机的轰炸等威胁，日本被迫组织护航。1942年7月，从亚包出发运送上千名澳军战俘准备前往中国的海南岛羁押做苦工的日军运输船，虽有护航驱逐舰随行，但仍然在靠近菲律宾的洋面被美军潜艇击沉。有鉴于此，对于从上海出发向亚包运送人员，包括如此众多的增援日军兵员和中国战俘，日军显然是谨慎行事，小心航行，以避免遭到攻击，哪怕日军在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战场形势急迫，需要他们的这些主力师团尽可能快地赶到予以增援。结果，正如前述田际钿所说的，运送他们的日军舰船，“因为怕中国和盟军的飞机轰炸，一般晚上航行，白天停靠码头。”如此一来，这支数量众多的日军运输船队不能正常航行，需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前述的英军战俘，1942年10月18日从新加坡启程，其运输船只除了在中途停靠原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个港口以补充燃料之外，也足足在海上航行了24天，才抵达目的地亚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太平洋战争进入美军反攻的转折点之际，日军运输船只在西南太平洋上已无法正常航行。
[1]张学群、余菁：《日军侵苏罪行简述》。
[2] 文峰、罗成康，前揭文。
[3]本刊编辑部，前揭文。
[4]李维恂先生访谈，2009年8月708日，台湾高雄。
[5]Peter Leggett, Watom Island British POWs,online in Pacific Wrecks。
[6]战时，总部在香港的中国航业公司(ChinaNavigation Company)就有6艘商船被澳大利亚海军征用，成为战时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武装商船。详见：The China Navigation Company, 1872-1957: a shorthistory reprinted from the Blue funnel bulletin of January 1958, Hong Kong,The Company. 1958。
[7]关于瓜岛大战详情，参阅格里夫•科恩原著 ，王永梅编译：《喋血瓜岛——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京华出版社，2005年。
[8]李维恂先生访谈，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
[9]Peter Stanley, “Great in adversity”: Indian prisoners of war in New Guinea, Journalof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No.37 (October 2002); Peter Leggett, Watom Island British POWs。
[10]卢新芳先生访谈，2009年8月7日，台湾高雄凤山。
[11]据陈国樑少校的说法，他们这些南京来的战俘在前往亚包期间，中途曾停靠澳门。见ChineseVeterans from N. Guinea En RouteHer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0 August 1947。
[12]肖鹏：《洋面下的静默杀手——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军潜艇作战拾粹》，载《国防科技》，2005年第6期，第93-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