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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人在武昌过了元旦，等候民大的招生人员联系去山西的火车，武汉也有一大批去民大的青年。
我们四人都是湖南青年，第一次出湘，带着浓厚的土包子气息。第一次看到武汉比长沙更发达，更现代化。我在湖南没有使用过抽水马桶，在武昌第一次使用，蹲在马桶上，闹了大笑话。在武汉我买了新华日报当日出版的创刊号，买了胡风主编的“七月”。街头有剪影的，用黑纸替人剪头像，几分钟就剪成，很有些神似。我剪了一个侧面像，将阅完的报刊和剪影寄给长沙的亲友，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北上抗日去了，抗日不胜利，大概是不会回来的，要是有一天回来了，那就会有一个最美好的世界作为礼物送给你们。在长沙，是悄悄走的，怕受到阻拦。到了武汉，上火车之前，才发了这封说明去向的告别信。
民大包了几节车皮，载着长沙、武汉的青年，沿京汉线到郑州，转陇海路到潼关，渡过黄河，在风陵渡由同蒲路到临汾。当时兵运忙碌，我们的车厢，座椅也没有，大家横七竖八地坐在稻草上，我们四人坐在一起，用一条棉毯盖在脚上。越往北行，车内越冷，河南大平原全被白雪覆盖着，偶尔有一个农民骑着毛驴踏着白雪走向远处去，大地上又静谧，又单调。这里还不是战区。
在信阳，我们买了两个烧鸡，味道很好；夜过洛阳，车站只有粉条猪肉包子，难以下咽。湖南人一般是吃糖包子，因而想到将来到陕北怎样吃小米。早晨到潼关，这里已经有窑洞，不少人好奇地进去参观了一下，因为将来到陕北后就要住窑洞。从风陵渡过了黄河就上同蒲路的火车。山西的火车不同，是窄轨。车厢较小，开动起来摇晃得厉害。闫锡山搞独立王国，不愿和中央的铁路接轨，防止蒋介石利用铁路运兵进山西。火车只开到临汾为止，再往北便是战区了，太原已在日军占领之下。我们的目的地也是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就设在这里。
民大分大学部中学部两部。大学生、高中生在大学部，初中生在中学部。我们四人都在大学部。大学部设在铁佛寺。临汾虽然是尧皇帝的首都，却没有什么大建筑，铁佛寺就是最大的建筑了。铁佛寺还是唐朝时期建造的。大佛像有一个铁制的头，眼睛鼓得大大的，带着神秘的微笑。传说，这个佛本来在西安安家，他忽然想睡觉，当他的身子往后仰靠的时候，不幸铁头掉了下来，一落竟落到了临汾，离西安几百公里，于是临汾又给他建造一个寺。我们这些青年，这次到临汾来，是搞民族民主革命，是搞抗日战争的。对这些文物、考古、传说，一概没有兴趣。我们围绕铁佛周围的地下，铺上稻草、麦秸，打上地铺，睡起觉来。如果没有日本鬼子来报复砍头，我们的头大概是不会掉到西安去的。（那时候，我们天天齐声唱着“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在这个铁佛寺内，大概安置了一千多学生，为了让出位置来，所有其他的菩萨都搬走了，只有铁佛搬不动，还让它留在原来的位置上，腾出来的地面空间，都打上了地铺，仅仅留出一条走路的窄道。这真是战时景象。
每人发一套由农村妇女手工缝制的灰色棉军装。中式袖子，（可能是山西的被服厂已被战火毁灭了）实行连队编制，由闫锡山的大兵当连长。由于连长没有文化，而战士都是大学生、高中生，他也不敢管理，只求不发生事端便好了，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很自由的。只是吃饭很伤脑筋。虽然天天提供给我们白面馒头（到陕北后，我才知这是上等珍品），但是对我这个吃大米长大的湖南青年来说，是第一次看到、尝到，怎么也咽不下肚去，剥了皮吃心，不好吃；拿回住处在火炉上烤焦，光吃焦皮，也不好吃。总之是不好吃就是了。于是，跑到街上的饭馆里，吃鸡蛋炒大米饭。奇怪，到饭馆来的民大学生，大多数都是要蛋炒饭，而不是要什么炒菜、红烧肉。改变饮食习惯，这是到北方抗战的第一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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