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千年递降的症结--道德与理性的悖离(五)
玄野
五 道德与理性悖离的中国文化原因
道德与理性的融合一致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但另一些方面的缺陷导致中国在近代的一蹶不振。在西方的科学和理性分析冲击之下的溃败,其原因在于圣贤所遗留的直觉上的正确结论,在普通君子士大夫的手中变成了半教条的理念,这样的东西到了严谨的逻辑分析面前就显得粗陋。只有深信这些哲理的人才会用心去严谨地证明,典型如莱布尼兹见到太极六十四卦图以后发明了二进制。而一般人尤其是资本驱动下的外国人和崇洋媚外的中国人都更倾向于将这些直觉的真理简单化神秘化甚至妖魔化。
中华文化中,合乎理性的人伦天道规定性是从长期的和广泛地域内的在统计意义上的准确,而不是对个人的单个事件的准确。同时,由于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大部分情况下,人的生命轨迹因为多重因素的作用而能够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这有点象量子力学对自然规律的描述。单个微观粒子在某时刻的运动规律是不可预知的,而粒子构成物质以后却又极其准确地遵循自然规律。中国哲学没有明确的正视这一区别。宋儒以来,中国文化界有用八卦来衍生现实世界的哲学派别。这种做法没有明确自己是在讨论宏观的统计意义上的社会现象,还是个体案例上的的具体现象。其结论虽然正确,却太笼统了。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习惯是重视静止的状态,不讨论发展的过程。比如:评价圣人时,往往用"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这种评价是描述圣人达到最高境界时判断事物的能力,而绝对不是描述圣人自己的思维成长过程,更不是说圣人能够生而知之。中华文化本身的高超品质足以令仁者智者拍案叫绝,其欠理性分析的状态却不能说服普通大众。中国文化上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缺位,也在客观上导致了道德与理性的悖离。
半学术半教条化的后世儒家对道德和理性的悖离也有责任。秦汉之前的中国,民众的感情可以十分真挚的袒露,诗经中大量诗篇都以人的坦率感情为主题,而这些感情不但是理性世界的必然,而且也是儒教道德的基础所在。这一问题放在当代自由主义的观点上就矛盾了,因为自由主义崇尚自由的情感,否定道德教条。而这在孔子那里却体现着道德与感情,理性和自由的融合一体。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自汉代以来,后世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趋向教条化,因为对活跃而难以掌控的人类感情尤其是对爱情的惧怕,人们逐渐回避甚至否定爱情在人类道德建构中的基础核心地位。诗经首篇关雎是一个典型。汉代以来的儒家正统认为,关雎是歌颂后妃之德。当大家没有能力在自由的爱情中合乎理性地推导道德的谱系,退而回避爱情,用灰色的说教来支撑僵化的教条也算守成的策略了。诗经是礼乐教化的经典之首,关雎又是诗经首篇,而后妃之德只能间接地通过许多层次才能影响到民众内心。如此重要的篇章采用间接教化的方式,显然不合理。现代以来的许多学者认为此篇描述的是一个典型的爱情过程。如果与社会道德联系起来,大家会领悟到,此篇的核心在于家庭感情基础的建立。家庭,几乎是人类社会中首要的概念,在国家,民族甚至宗教之上。关雎所述,就是从两情相悦,到互相倾诉,再到正式婚礼的成立家庭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的家庭往往拥有坚实的感情基础。显然,中国古代在婚嫁文化中过多注重门当户对的物质条件,以及个人被迫融入既成环境的模式,而不鼓励从自然所赋予人的天性出发,经过关雎中所描述的婚恋过程而塑造适合于个人的坚实的家庭环境。现代人看,古代的宗法社会是对人性自由的束缚。殊不知,这些僵化的教条式的生活模式也与圣人所倡导的理想社会和所宣扬的道德大相迳庭。道德本是自然生发的,又通过理性的方式塑造,所以也必然与人的本性相契合。中古时代,统治阶层学术阶层以及宗教阶层对自由感情的惧怕,导致了一直到上世纪初的漫长岁月中人类真挚感情遭到压抑。也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既然没有耶稣孔子等天命之人再世,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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