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怎样的朝代?

看到楼下的贴，说华夏兴于隋唐，其实隋唐中更多的是胡人文化(也即突厥文化)。日本人是东突厥的后代，自然仰而慕之。下面是李国文说唐一文中的:

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不停地进行着胜者和败者角色互换的战争游戏。一个时期，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被胡骑裹胁而西。一个时期，大批降服的胡人，进入汉人居住区域，打仗的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胡汉杂处的结果，便是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搀进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灵魂中，也铭刻下汉民族的文化烙印。犹如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所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这种种族的交融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达到了顶峰。

正是这种异族血脉的流入，唐人遂有与前与后大不相同的气象。

今天还能看到的唐人绘画，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中，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开，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懿德太子墓壁画《仪仗图》，长乐公主墓壁画《仪仗图》中，那些策马扬鞭、引弓如满月的壮士，那些膀阔腰圆、面赤髭浓的官人。试想，若“金风玉露一相逢”，恐怕连整个大气层，也就是整个天空，都洋溢着难以名状的张扬气氛。

那时的西部，也许在极目无垠的大漠里，驼铃声细，马蹄声碎，会感到寂寥和单调。但当在绿洲憩息，与那些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弹拨，耳鬓厮磨；毡房夜宿，玉体横陈，那肯定是乐不思蜀了。

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许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出现。如李白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参诗：“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如李贺诗：“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如元稹诗：“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法曲》）……这证明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之无处不在。

据陈寅恪《读莺莺传》考证，胡人的行踪，更渐渐由西而东，直至中原。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崔相国之女，其实是诗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个文学形象。实际上，她是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儿罕北古布丹）的“曹”国女子，移民到长安洛阳之间的永济蒲州。他们以中亚的葡萄品种，酿成“河东之乾和葡萄酒”，那是当时的一个名牌。既美且艳的莺莺，其实是一个当垆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话说，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从元稹笔下“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来判断，张君瑞不过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罢了。如果曹九九（陈寅恪设想出的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 “始乱终弃”了。

总而言之，唐朝的天空下，是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对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对于边外胡人的大量吸纳，唐初有过一次讨论。唐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在《安边第三十六》中，记载了各个论点的交锋。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秘书监魏徵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凉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讨论的结果，只有四个字：“太宗不纳。”

　　于是，用温彦博议：“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到了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那一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唐纪九》）。所谓“唐朝的天空”，从广义上讲，以长安为中心，向东，江湖河海，向西，丝绸之路，既无边界，也无极限，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开放，略无羁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么遥远，它就是那样的毫无止境；你能想象得多么辽阔，它就是那样的无边无沿。

　　就在这一年，李靖凯旋回朝。据《新唐书》：“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曾经不可一世，曾经逼得李渊俯首称臣的颉利可汗，由于李靖出奇兵，终于将其擒获。现在，这个最能带头作乱，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复无常，也最能装孙子的，为唐之患久矣的颉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于祛除了一块心病。于是，在长安城的南门城楼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顺天门受降仪式。这位突厥族首领终于不得不承认李世民为天可汗。

　　时为太上皇的李渊，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儿子的马屁，连忙出面，在兴庆宫张罗了一个小型派对，赶这个热闹。“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馀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那时不兴开香槟庆祝，也不搞焰火晚会助兴，但李靖缴获的战利品中，肯定少不了产自中亚的葡萄酒。那时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宫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时候，晚会上出现了一个史官不经意写出来的细节，但仅这一点点精彩，却表现出来只有在唐朝的天空下才会有的精神状态：

　　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资治通鉴·唐纪九》）

　　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的最好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的《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中，曾经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ge Santayana）的名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须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对其自身及自身条件的自我意识，并且能够不断地予以更新。”老实说，很难想象，我们中国的皇帝，从宋以后，直至清末，这一千年间，由赵匡胤数到爱新觉罗·溥仪为止，可曾有过一位，在大庭广众，即兴起舞？而且，还要跳一种高难动作的少数民族舞。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按《新唐书·礼乐志》，这种“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节奏极火爆，情绪极热烈，动作极狂野，音乐极粗犷，是从西域流传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诗《胡旋女》描写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双臂，在舞场上或旋或转，老爷子反弹琵琶，亦步亦趋，该给这个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么鲜丽的亮色啊！

　　于是，我对于这位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的李世民，钦服不已。就凭他以万乘之尊翩然起舞这一点，其豁达豪爽之中，浪漫风流之外，所表现出来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手笔，大作为，大自信，大开放，应该是英国的汤因比、中国的鲁迅这样的大智慧者，才对盛唐的辉煌，格外刮目相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