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儿出生的日子里

1979年农历二月初八夜深女儿出生了，像很多大庆职工一样，第二胎都不去医院，在家里生。助产师八九点钟就来我家了，但是女儿迟迟不出来，这样我就得为助产师做夜宵。家里什么也没有，就给她炸了一些花生米，熬了些粥，她也看不上眼，没有吃几口。等到午夜女儿才发出第一声哭声，姗姗来到世界。

助产师走后我忙得一团糟，首先想秤秤女儿多少重。那是一杆中国老秤，就是有秤砣的那种。我将女儿放到秤盘中，挂上秤砣，然后手提秤上的线，移秤砣平衡，这时 线断了，女儿从秤盘中滚了出来，没法再秤了。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女儿出生时有多重。

然后就是泡奶粉，铺尿布……， 忙到天亮也没有能睡一眼。就在那天的清晨六点钟，我去公共汽车站搭第一班12路车从八百晌到萨尔图，大庆市总部，参加出国考试。考了一整天，从英语考到数学和力学等基础课，我一夜没有睡觉，糊里糊涂的，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胡做了些什么。可是奇怪的是在回家的路上，一股自己不可控制的心酸眼泪从眼睛中涌流出来，一种恍恍惚惚我的苦日子快到头的预感，在我前面闪烁，好象命运正在为我打开一尊新门。

它终于来了，虽然像我女儿一样姗姗来迟，来在我身心交瘁，已经快要挺不住的时候，一个阴冷的晚冬初春交接的时候。以后我再撰文讲那一段催人泪下的经历。

根据大庆的规定，女儿出生凭准生证可以买十斤鸡蛋，这十斤鸡蛋对于我们这些在大庆无权无势的物资极度蹇乏的人是很大的诱惑，所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准生证。

像中国那时候的所有办公室一样，人浮于事，办公室里坐着二排女人，中间挂着个毛泽东像。我直接走向中间那个大桌子，那个一看就地位比其他人高的女人，后来知道她叫李XX，是办公室主任。

我告诉了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强调我的第一胎孩子已经五岁了，符合政策规定，得到计划生育办公室批准生第二胎，现在来领准生证，报户口。她看了看我，对我说要研究研究，让我回去等回音。我说不是早已经批准了，为什么还要研究？她说这是手续，你也不能例外。

一周后，我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同事告诉我，他们一去就拿到了，根本不需要什么研究。我也觉得蹊跷 ，又去了计划生育办公室。李XX说不是让你等回音吗，你怎么又来了？我说你要研究多长时间？她被我逼得没有办法，就说二个星期吧。

二个星期后我又去了，李说不是告诉你不要来了吗？研究完了我们会通知你。我知道碰上麻烦了，可是我女儿已经生下来了，总不能没有户口，成为黑人吧。没有户口在当时中国意味着没有粮票，没有布票，没有油票，没有肉票……，她将来怎样生活？我作为一个小人物，拿李XX没有办法，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每天去缠着她。过天我又去了，她阴阳怪气地说，你们知识分子现在都成了国家的宝贝了(当时报纸电台每天都在叫四个现代化，改善知识分子地位)，你应该努力工作，不要天天往这里跑，报答党和人民对你们的信任。我被她气得七窍生烟，讲又讲不过她。每次去都给她奚落一番。好在我的领导黎孔昭不为难我，只要我说去计划生育办公室，多长时间他都不管。

我终于无法忍受了，发起驴劲了。这个驴劲是不能随便发的，搞得不好，在那个社会中会惹祸上身，身败名裂，尤其对我这样过去是被定过反动学生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庆的日子，我一共发过三次驴劲，其中二次都是为孩子，所幸三次都没有翻船。

我首先打听这个李XX是何方神圣，她的后面是哪尊菩萨？原来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非常老实的工人的家属，她发迹成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 是因为借枝结木。指挥部有一个指挥的老婆生不出孩子，也可能是生不出男孩子，我今天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李XX的功劳是帮指挥生了一个男孩子，得到了这个主任职位。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敢公开讲的。我既然发起驴劲，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那一天，我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氛围中走进计划生育办公室，直奔李XX。李XX没有注意到我脸上的神色，要不那天她怎么也会躲开我的锋芒，用好话将我打发走。

她说怎么又来了，我没有理她的问题，只是说，请你给我准生证。
她说，不是告诉你了吗，正在研究。
我没有理她，又说了一遍，请你给我准生证。
她怒气冲冲的说，没有。
我说，好吧，我觉得你这个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不合格，你代生一个孩子就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吗？
她脸都白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全办公室变得鸦雀无声，大家吓坏了，一片死静。
我更大声地重复一遍，我说你这个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不合格，你代生一个孩子就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吗？
这会儿她反映过来了，竭斯底里地叫了起来，你给我出去！
我说给我准生证，我就走，要不我就问你你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怎么来的？
可能最后是几个人将我推出去了，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我惹大祸了，我大闹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消息，马上传遍钻井指挥部。有的人高兴，有的人为我担心，也有的人等着看我倒霉，我也忧心忡忡，在家里，等待倒霉。

当天晚上，研究所的付教导员张庆华，来到我家中。她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有事情找我，要准生证你怎么不找我？你跟她们闹什么，记住，不准再去那里了，这事我去想办法。张庆华毕业于清华大学，在研究所担任付书记，她丈夫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现在是指挥部的第二书记， 他们俩个出面，我松了口气，知道我没有事了。

当然背后这个事情是怎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就不知道了。一个可能是当时正在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对我讨伐不合当时形势。另外一个可能是张庆华在背后帮我，这个女性对我的深情厚意是什么意思，到她死的时候我才知道。知道后， 回忆起过去当年的种种往事，才如梦初醒，忍不住流下眼泪，在书房里独坐了一个整夜。最后一个可能，我的出国考试已经通过了，只是还没有通知我。钻井指挥部的上司，大庆领导人正在安排大庆战报访问我，要将我打造成一个轰动大庆的类似于陈景润式的人物，这种情况下要批判我难度太大了。

一周后，张庆华给了我准生证，我问这是我原来的准生证吗？她说这是从大庆二号院专门要的，你的那张被李XX给了一个木匠的女孩。那个木匠生了四个女儿，生不出儿子来不肯停，我才恍然大悟。当时大庆没有家具店，全靠自己找木头求木匠打，木匠是炎手可热的人物。我女儿的准生证十有八九被李拿去换家具了。

拿到准生证，我就可以去买鸡蛋了。全大庆的产妇鸡蛋都在萨尔图的第三百货公司供应，每周供应一天。我想这应该是举手之劳，还不是去就买回来了吗？ 像我对领准生证的设想一样，这次我又错了。

八百晌到萨尔图的公共汽车是每小时一次，早上六点从萨尔图发第一辆，到八百晌就是七点了，开回萨尔图是八点，从汽车站走到第三百货公司就是八点半了。这时买鸡蛋的人都排成长队了，一个紧挨一个，每个人身上都被维持秩序的人用粉笔写了个号码。一个紧挨一个，就是你的胸紧紧挨着前面人的背，后面的人的胸紧紧贴着你的屁股。如果是异性，这种情况是很令人情乱思迷，胡思乱想的，但那个时候谁也顾不得讲究这个了。就这样排着，还有人在叫挨紧些，挨紧些，不要让人夹进来。这个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城市司空见惯的“国景”，奇怪的至现在竟然没有一个电影画面将它表现出来，没有一张照片拍过这个镜头，没有一个作家描写过这个场面。

据说排在最前面的几个人竟然是隔夜就排在那里。我从八百晌过去，最早到那里的时间是八点半，已经是排尾了，就是这个八点半，我也得清晨五点就在八百晌汽车站排队，才能保证挤上七点发的车。如果上不了七点发的车，坐八点发的车，到百货公司已经是九点半了，还买什么鸡蛋？

商店九时开门，我一连去八个星期，商店都是挂出今天无鸡蛋供应，排队的人白排，大家只能悻悻散去。

由于买鸡蛋，我被搞的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外边每个星期要旷一天工，虽说领导黎孔昭从来不为难我，但是别人都在冷言冷语，我只能装听不到。里边老婆大发脾气， 鸡蛋是为了做月子的，三个月过去了，还做屁的月子。老婆的父母是医生，从来都是别人送鸡蛋上门，跟了我后要什么没有什么，成天骂我是个废物，嫁了我倒了八辈子霉。

第九个星期，我已经被逼到买不到鸡蛋，无脸回来的惨痛处境。果然九点钟，百货公司一开门又挂出今天无产妇鸡蛋供应的牌子。我豁出去了，叫大家不要散去，我去找大庆领导讲理。那时候我瘦得像根葱，风一吹就要倒，大家看着我那付尖嘴猴腮的样子，不像有那个能耐，将信将疑。我说你们选一个人和我一起去，其余人等在这里， 如果十二点我们不回来，你们就散去。

那个选出来的人跟着我走进二号院(大庆总部)，我直奔组织部。那个人说，你又不调动工作，去组织部干什么？我怎么告诉他呢？ 告诉他这是我唯一认识的二号院办公室吗？我说别问，跟我走就是了。

我们一走进组织部，组织部的老李看到我先是一愣，但马上就万分热情的过来握我的手。跟我来的那个人顿时松了口气，相信这小子果然有些邪门。但是他也不会相信我有太大的神通，哪个通天的人物会亲自在那里排产妇鸡蛋？

其实我认识老李，也只是几天前的事。我考上了大庆唯一的出国名额，又被石油部选中去中国石油学会成立大会宣读论文，使组织部确定无疑这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埋藏在大庆的人才。那时全国都在找陈景润式的人才，报纸天天叫要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大庆组织部对我是如获至宝。可是组织部啊，你知道人才是怎么度过这漫长艰难的岁月的吗？如果再不被发现，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生命还能延续多久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流下眼泪)？现在认识你们才几天，人才就不得不厚着脸皮来乞求你们帮助了，因为，因为，我实在实在没有别的方法，我的日子太难了，太难了。

老李立即将我领去见部长，虽说这与组织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部长听了后，一句多余话都没有说，他默默地神色凝重地拿起电话给商业供应部通话，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不供应产妇鸡蛋。那边回答说，鸡蛋有，但是没有车拉。部长说，你们准备一卡车鸡蛋，我马上派车去拉。接着部长给生产部挂电话，让他们马上派一个卡车拉鸡蛋到第三百货公司。

回去路上，那个跟我来到人一脸疑闷，为什么这些当官的这样愿意帮助我，我也没有对他解释。

到了三百，已经十一点多钟。鸡蛋十二点就拉来了，可是到了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大家只能饿着肚子等到下午一点半才能开卖。到了快到一点半的时候，商店的工作人员都到了食品部，每个人都端了一脸盆鸡蛋喜气洋洋的走了。这个百货公司有近一百职工，鸡蛋顿然下去了近四分之一。

大家认为这下应该给我们买了，可是她们还没有卖的意思，显然是在等什么人。

过了十分钟，来了一个解放军军车，这个商店与解放军有着特殊关系，告诉他们有鸡蛋，他们立即来车了。他们要半车的鸡蛋，这下排队的人群情鼎沸了，几个人上去与解放军评理，告诉他们这是产妇鸡蛋。经过激烈的争辩，解放军同意减少一半，这样剩下还有不到半车蛋了。

我是排在很后面的，当我发现鸡蛋还剩下一点，我肯定买不到了的时候，我上去求大家让我买了。大家想起了我的功劳，没有一个人反对，这样我买了十斤鸡蛋离开了百货公司。等到我背着十斤鸡蛋，到了公共汽车站，已经是五点多钟了，在寒风冽冽中我搭上最后一班车回的家中的时候，天已经是一片漆黑了，这时候我才感到又饿又累，我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

我几乎是流着眼泪写下这些故事，那个艰难困苦，充满劫难的时代，今天有多少人能懂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