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6点，陈碧波由专人从北京送回岳阳。下午，他同我见面。
陈碧波说：这4年，最高法院有19次骗我去北京，其中8次是给我发了书面预约单。
我：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陈：维权上访，上访维权，这个问题不解决好，肯定会影响共产党的执政。
我：现在，执政当局把维权与维稳视为对立。越维稳越不稳。现在全国各地“闹事”的越来越多。令中南海头痛。我断言他们不可能解决好上访问题。民怨民愤日积月累，有如干柴近烈火……
陈：不过，我这次发现北京对待上访人员有点变化。
我：什么变化？
陈：我这次在最高法院接谈室，冲着法官，破口大骂：“最高法院是大骗子”，“比黑社会的地痞流氓还坏”……法官居然没有打我，只是静静地听着。要是以前，就会打个半死……我到天安门，向公安警察递上申请在天安门静坐的报告时，警察没有撕掉我的申请报告，没有吼骂，没有打我。这是很大的变化呢。……后来，警察请我上车……把我拉到了久敬庄。
我：久敬庄？
陈：久敬庄是专门关押上访人员的地方。在这里，我也没有挨骂，没有挨打，9个小时还给了我两个馒头吃。他们通知岳阳驻京办，派人把我接到岳阳大厦。两个人看管我。信访局姓李的指责我去天安门是“有辱国格”，不准我离开房间。我同他辩论，我说：什么叫国格？不把老百姓当人看，欺压百姓，不讲人权，没有人格会有国格吗。你们没有权力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说完起身要走，他们忙阻拦，又说好话……中国的官，越往下越邪。
我：不能说越往下就越邪。上行下效，上、下都一样。上梁不正下梁歪。破窑烧不出好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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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群：
党主是君主的变种（10月22日）
刘志勤先生发表在《环球时报》的“西方街头政治警醒中国人”一文，对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称赞不已，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已经证明，集权体制对于中国这样复杂、多元的国家是多么必要和重要。”
首先要明了一个概念，这里的所谓集权体制就是一党专制的雅称或代名词。
刘文虽然盛赞君主专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几千年来政治的主体特点”，但那是虚幌一枪，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其真实目的就是通过肯定亚洲的君主专制达到肯定中国现行的一党专制。
在中国的语境中，一党专制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幌子下，用党主代替民主。
党主的概念就是，不经人民选举授权而成为永久性的执政党，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
一党专制是有了现代政党以后才出现在政治市场的新货色，但一党专制又是老货色，因为它具有君主专制的基因，是君主专制的延续和变种。
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与君主专制的集权体制，两者都是经过枪杆子打天下而坐天下，不要人民授权，都是世袭，都是权力高度集中，都是限制和排除异己，都是一言九鼎，都是一贯正确。当然也有区别，一个是一个党的集团内部的党内世袭，由党的一部分人说了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个是一个家族内部的世袭，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家族利益高于一切。君主是赤裸裸的，朕即国家，自封君是替天行道的天子；而党主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大潮中，像变色龙求生存的一种专制统治方式。党主用民主的外衣装扮自己，用人民的代言人形象出现。所以，君主是专制，党主是亚专制。
党主的集权体制又与民主的集权体制有根本性的区别。民主的中央集权体制虽然掌握着立法、司法、外交、军事和诸多重大经济活动的权力，但实行多党政治、竞争选举授权、三权分立、依法行政，尊重地方的独立与自治，维护人权。可见，党主与民主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同日而语的。党主只能归结到君主一伙。企图以民主的中央集权体制去为党主的中央集权体制辩护或寻找合法性是徒劳的。
刘先生津津乐道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一党专制统治下取得了世界老二的业绩。不错，中国近三十多年来成绩斐然，但依赖的是重视人、不瞎折腾，用西方人行之有效的打开国门、市场经济办法，其中不可排除集权体制的功劳。但把成绩单都记在中央集权体制头上，是不准确的。试问，再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一大二公的办法、计划经济的办法、按劳分配的办法，能把经济搞得上去吗？
刘先生是用成者王侯败者贼、运动会竞赛的办法评好坏。如果用这一套标准衡量政治体制，那么唐太宗的唐王朝是皎皎者，因为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大国强国。如此说来，是不是君主比党主还好些？
无论是党主还是君主，都是专制；专制政体无论采用集权还是分权的方式统治，都改变不了专制的本质。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统治已成了过去式，即使是有少数国家的执政者还在吃专制饭，但时间都不会太长。
根据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我是举双手赞成集权体制的。甚至我比刘先生还保守，十分欣赏君主立宪。中国人的皇帝是好样的，只有奸臣乱贼的皇帝情结、皇权崇拜源远流长，即使在今天也挥之不去。如文革浩劫，一切坏事都记在林彪、四人帮的头上，而罪魁祸首毛泽东则英明伟大。甚至于我认为，辛亥革命时如果孙袁联手，像英国、日本一样保留皇帝的牌子，实行民主共和的内容，也是一种不赖的选择，这样可以避免近百年来的瞎折腾。但是，当时先贤们的思路和政治格局只能选择革命，改革的君主立宪制被死抱住权力不放的清皇朝统治者一而再而三地错过了最佳时机。
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是民主共和，是民主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而不是君主立宪，更不是君主专制。恢复君主专制，是复辟；用党主代替民主，是用民主的新瓶装君主的老酒，同样是汽车开进了死胡同。只有用民主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代替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才是出路。
刘先生的文章是一曲为专制哀伤的挽歌。是不是像小三峡的丧葬习俗，为了营造悲伤气氛，花几个小钱请一帮婆娘们来哭丧？我不敢用这种小人之心，去度刘先生和《环球时报》的君子之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