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杰弗里·迈耶
路易斯·芒福特对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贬论是众所周知的。他虽然勉强地称赞了朗方特(L'Enfant)的才华,但他认为这座城市是把一项畸形的、巴罗克式(指17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建筑风格——译者)或帝国式的规划强加于共和国首都的产物,它"以空地、位置的重要性和'市面活动'而牺牲了城市的所有其他功能".「1」我不想直接质疑芒福特的观点,而是首倡把比较的焦点从欧洲的巴罗克风格转向一个亚洲帝国的首都,比较华盛顿和1911年革命前的北京。这种方法有三个优点:第一,可以与一个代表专制政府形式的首都进行严格意义上比较。第二,它可以清楚地表明,华盛顿市实际上是如何与芒福特的观点相悖,沿着一种与美国民主理想相一致的城市规划向前发展。第三,可以展示宗教的重要性,这在北京十分明显,而在华盛顿却被普遍忽视了。
稍加比较,即可发现,华盛顿和北京具有引入注目的相似之处。两个城市都是作为首都并且按理想的规划而重新修建的。自北京作为一个完美的首都应如何规划的思想明确后,支付巨资,在短短的二年时间里(1418-1420年)建成了其基本格局。尽管华盛顿有详尽的朗方特规划为依据,但因国家奋力图存,资金有限,进展十分缓慢。国会大厦的建筑师拉特洛布(Latrobe )称华盛顿"徒有美国大都市的法定名号",迟至1842年查尔斯·迪更斯还说:"宽阔的大街上荡无什物,深无去处。"「2」不管怎样,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两个首都都有规划整齐的街道网络。两个首都均面向四个方向(北京为四面,华盛顿为四角)。在结构上,两个城市的主轴非常明显,表明在规划中部突出了首都的中心地位。
尽管如此,塑造两个首都的思想意识完全不同。北京是在蒙古首都"大都"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是神圣皇帝的宝座和宫殿的所在地。中国人把他们的皇帝称为"天子",相信皇权神授,皇帝是尘世和天国的中介人。相反,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则是为一个摈弃了所有"神权"观念、旨在建立民主社会的国家而精心设计的首都,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国玺永存的新秩序。因此,北京在重复旧形式中追求完美,华盛顿在全新的政治理想中寻觅缜善。
然而,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如果要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每个政府都必须解决一系列相似的问题。它必须使自己合法化,使被统治者相信它有先验主义的意义,它的权威和行为绝非是专权暴政的简单表现,而是源于超人的思想和现实。所以,扫视华盛顿后就会发现,,虽然它具有世俗政府的情调,但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寓于多层次的宗教象征主义的首都,许多索然无味的基督教会、犹太教堂和清真寺等点缀着城市的风景。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建筑上反映了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最早称之为"美国的公民宗教"「3」的观念,尤其是天赋人权和上帝使美国的实验获得成功并保其不衰的观念。
在更深的层次上,华盛顿的规划、建筑和肖像再现了更为古老和原始的宗教层面,相信它能产生"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持久的氛围和动力".「4」因为这些氛围和动力大都为不可知的,因而更具有感染力。数百万清教徒来参观"自由神殿"(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和我们公民宗教的其他神龛,如同上演一部潜在能量巨大的宗教电影,一部可以激发深厚的忠诚感和责任感的剧本。观注宗教象征主义这个层次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所产生的氛围和动力是那么强劲,有时甚至是爆炸性的。不过,华盛顿的古代宗教的积淀并不明显,同北京相比,这一点就更为清楚。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探讨华盛顿在形式和含义上的一致性及其固有的宗教层面。
中心地位
每个伟大的首都肯定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某种中心和外界效仿的楷模。正是"世界"这个概念中含有某种既定的秩序观念,建设者们在首都的布局中欲予体现。大胆地讲,"世界"不是既定的,而是一种创造,一种想象力的体现。「5」伟大的国家自然认定它们对世界格局的界定最有权威性。在诸如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罗马人、马雅人、阿兹台克人、高棉人和其他许多古代民族的早期首都中,这一点十分清楚。而不断影响这些首都的因素是"以奇特的风格把修建首都与塑造这个世界的方式联系起来。高级的政治引力和高级的宗教庄严产生于首次出现的这种颇为相似的冲动".「6」宗教史学家默西亚·伊利亚德对这种中心性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思想基础及原型规划是神和宇宙本身,「7」而宗教则是人们构想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他的分析在中国历史上各代古都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其中最好的例证是汉朝(202-221年)的长安和洛阳,唐朝(619-一906年)的长安(今西安),和明清时期(1368-1911年)的北京。中国的这些古都成为当时日本、朝鲜、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效仿的城市典范。
中国人表达其国家实体的文字是"中国",即"中央王国"."中"是一个真正的会意字,一条线垂直穿过方形中央,是首都的结构与形状的理想代号。中国的疆界(北部以长城为界)之外便是荒野、野兽和蛮族的王国。在这些大片陆地之外是"四海".在这个四方世界的中心选定首都的位置最为理想。用罗马语表述,这里是"the cardo"(从北极星垂直划的线)与"the de-cumanus"(纬线)相交之地。古代教课书中描述了一种原始的测量工具——日晷——用它可以做出准确的计算。「8」在首都实施了同心规划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国这一中心典范的思想。北京有个"外城",其围墙被称为"郭",「9」一个"内城",其围墙被称为"城",是大多数朝廷大臣居住的皇城。最后是"紫禁城",内有各种宫殿和皇帝理朝议政的大厅。真正的中心是议政大厅,它在清朝(1644一1911年)时期被称作"太和殿",皇帝作为天子和四方中枢在此上朝受拜。中国的首都是其古代宇宙观和宗教观的典型表现,因为它们的最高价值标准是固定性和永久性,所以,宗教史学家乔纳森·史密斯称其为"定位".「10」
华盛顿孕育于一种全新的文化和意识,然而,颇具讽剌意味的是它也继承了古代象征主义观念的"残渣".波托马克河畔被选为中心位置和首都所在地是南北对立诸州在政治上妥协的结果,目的使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得以平衡和协调。「11」政府敲定的第一个首都规模(1792年)中指川:"埃利克特先生通过天体观察,划定了一条子午线,它经过预定的国会大厦所在地后,与他划定的同样经过此地的东-西向轴线相交。"「12」
随着更多的西部州加入联邦后,首都的位置越来越偏东,因而对整个国家就失去了地理中心的全部意义(同样,北京位于中国的东北端,远离地理中心)。与此同时,随着华盛顿成为各州利益的汇聚地和各州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地方,它也确立了更有权威象征的中心地位。在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中,国家的统一是首要的焦点。"「13」朗方特规划中曾要求兴建一座宏伟的国会大厦,使这种统一性和中心地位有所体现。他计划把这座建筑建在詹金斯山上,称其为"等待丰碑的基座".
在华盛顿和北京,从北向南,由东到西,都有完整的网络规划(尽管北京不像华盛顿那样有切交网络的对角线)。国会大厦(而不是白宫)的中心位置确切地反映了美国的民主理想。恰好相反,北京的中心是皇帝宝座所在的大厅——太和殿。在华盛顿,街道号码的编排以及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各区的划分都是以国会大厦为中心,向四周外延。当任何人站在国会大厦平台上鸟瞰全城景致时,无人会怀疑这里的中心地位。一幅作于1892年的画曾以夸张的手法,清楚地展示了国会大厦的中心地位。
虽然华盛顿的最初规划中并没有北京所具有的世界观,但是,一些象征含有通向可称之为其"自然实现",的途径。例如,市内有许多地方被视为真正的或象征性中心。早年有人热切期望用新的子午石取代格林威治天文台("旧秩序"的象征),以便由此计算全世界的距离和时间。今天,人们仍然在草坪广场能看到,标志轴线交汇点的不是偏离轴线的华盛顿纪念碑而是"杰斐逊石".在艾利普斯的北端还有一个测量道路远近的零度石。在国会大厦这座圆形建筑的地下室有一块罗盘玫瑰石。最终,华盛顿确实获得了一种象征宇宙中心的地位。到19世纪中叶,托马斯·道蒂的"略图"等表明,国会大厦不仅是美国的中心,而且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实现了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詹姆斯·威尔逊在1787年的预言,即新的美国联邦政府"为在世界各地建立自由的庙堂奠定了基础".「14」如果说合众国的首都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宇宙中心,那么也会被视为全世界的道义中心。作为道义上的典范,美国有着较长的历史,至少可上溯至1630年约翰·温斯洛普在船上向他的清教徒们的布道。他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注视着我们。"「15」
由于这个中心象征的力量,与温斯罗普这个预言相关的重要性被忽略了。但是,不承认这个预言,这个中心就会失去意义。作为"四方中枢",北京和华盛顿都必须在中央权威与周边地区的要求和权力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这一点对于中国的首都相对并不重要,因为它对帝国实行坚如磐石的权威控制。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各省,还是各城市,都没有地方主权的观念。但是,在天安门正南和皇家祖庙对面的"社稷坛"这个地方,地方主权还是得到了象征性的承认。虽然这个神圣的复合体在1911年革命后被改为公园(以纪念孙中山),但圣坛仍依稀可见,其砖砌的方形结构表面上涂有五种颜色,中心为黄色泥土,周围的四种颜色(红、蓝、白、黑)代表大地的四个方向。当每个朝代开始修建社稷坛时,将泥土从四个不同方向的地方运往中央,以象征中央权力下的统一。但是,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这并非指地理上的统一,而是指宇宙的统一。"五种周象"是大自然固有的系统,而且这套相互对应的系统包含着世界的许多方面。皇帝与黄颜色同位于中心,其责任是使这些周象的所有环节和谐一致。
华盛顿的设计师们总是要象征性地表现出联邦政府和各州的权力平衡关系,有时在修建一座特殊的纪念碑时,既要反映出初始的13州,也要体现当时已有州之总数。例如,在国会大厦中,支撑圆顶建筑的是"36根有凹槽的科林斯式圆柱,它们代表圆顶建成时的联邦诸州数量。……圆顶上面覆盖的是一个用13根有凹槽科林斯圆柱装饰的灯塔室,13根圆柱代表联邦初始的13个州".「16」在国会大厦里面,根据7月2日法令而划定的雕像大厅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允许每个州在大厅内安放两名最有声望的公民的雕像。该法案的首要提案人、弗蒙特州参议员贾斯廷·S ·莫里斯说:"来自联邦各地的游客都会来瞻仰这个大厅。"「17」林肯纪念堂中的36根柱代表林肯的时代的州数,上方雅典式栏杆垂花装饰代表纪念堂建成时的48个州。
华盛顿的对角街道取用了各州的名字。勿庸置疑,这会使来自这些州的游客产生"在家里"的感觉,同时又提醒他们牢记自己所具有的州和国家公民的身份。正如帕梅拉·斯科特所言,以各州命名大街的方法使整个国家缩为一个微型实体,东北部各州簇拥在城市的东北部,大西洋中部州在市区中部,南部各州位于市区东南角。朗方特的最初设想是,整个城市应分为13个中心区或街区,供最初的13个州自己去开发。「18」在华盛顿市的历史上,宗教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地位日渐重要的动因,并使其成为民主国家的楷模、所有正在注视国玺的眼睛中的"金苹果"和美国公民宗教的神灵。
轴线性
北京和华盛顿都是轴线分明的城市。"轴线也许是人类的第一表现。……蹒跚学步的孩子沿着轴线走动。轴线是建筑的校准线。建立秩序就是开始工作。"「19」轴线是规定秩序的工具,使空间结构化,它象征着运动,具体地反映了权力关系。然而,轴线性本身并无固定的含义。正如建筑史学家诺尔马·埃文森指出:"巴罗克轴线非常灵活,足以代表任何政治制度。"「20」
再看传统的北京地图,人们看到的仅仅是一条粗壮的南北轴线,无别的轴线与之相争。轴线的南端是外城的南中门——永定门(已被毁)。轴线由此一直向北,经过外城中心后,由天安门进入皇城,经午门进入紫禁城,穿过议政厅和宫殿后,在内城北端的钟楼终止。现在的东西轴线是天安门前的长安大街。这是对北京传统的象征主义进行的一次现代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塑。然而,毛泽东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坐落在天安门广场的南北轴线上,这等于承认了旧轴线的象征意义。
南北轴线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与中国历史上两种最为重要的权力相关。中国人相信上帝居住在宇宙的中心——北极星区,这是天国的中枢。在中国的星宿术语中,北极星区大多数星星的名称取自于人名或地名(门、厅、室等),它们均位于天国的首都。在那里,坐北面南的上帝统治人类世界。第二种权力是皇帝,他在世界的中心面南而坐,登基受拜。正如孔子在提到一位古代的圣明君主时所说:"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21」仅此足以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北京粗壮的轴线是上帝的视野从天到地,从地球小心向南的继续,它联结着宇宙的天国与尘世间天子这两个主要权力。北京的轴线还体现在礼仪和队列方式上,它们把皇帝与他礼拜的重要地点——天坛、皇家祖庙、社稷坛和每年在那里举行春耕典礼的先农坛——联结起来。轴线依想象力向南伸展,没有确定的终点,表明上帝和天子的统治应延至世界的尽头。
华盛顿的情形较为复杂,但其轴线也准确地反映了主要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在那里举行民间庆典的重要性。朗方特规划的核心是一个三角形,联结着国会大厦、白宫和被预定为华盛顿骑马纪念碑所在地的波托马克河岸。因此,权力的联结点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国会大厦和白宫之间。该市最隆重的典礼——四年一次的总统就职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举行仪式时出席者代表了三个权力机构: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宣誓就职。朗方特曾打算把最高法院建在何处,人们并不清楚,但是,这种情况恰好反映了最高法院起初地位孱弱的现实。直到19世纪初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一系列判决中才加强了最高法院的地位。在19世纪,最高法院总像个后娘生养的孩子,在国会大厦内被迫频繁搬迁。尽管现在的最高法院大楼在规模和气势上清晰地反映了它的实际地位,但在当时因建设规划太晚,以至于没有被设计在城市规划的轴线上。
对这两个城市中两种不同类型的轴线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展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北京的轴线是单线式,没有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虽然上帝和皇帝的权力是相互联系的,实际上是属于一体性的。在概念上,主导轴线从北极星伸向尘世中心并不断地向南延伸。现在,打破这种天衣无缝的结合已成为可能。但是,只有在皇帝无论如何也无法履行其神圣职责的时候,长期的失败最终会导致这个王朝统治的完结。这样,皇帝就被视为逆天背祖,失去了手中的统治权。在恰好偏离轴线而偏东的天坛和祭祖坛,皇帝必须面北叩头,承认自己的罪责。一个王朝覆灭后(例如1644年明朝终结时),一个新的王朝就会取而代之(传统上中国人将此称为上帝将统治权授予了新的皇族)并出现新的组合。当新的统治者及其皇族与上帝联为一体后,又恢复了天衣无缝的轴线权力。
实际上,在任何政治制度中,甚至像中国这样坚如磐石的政治制度中,始终存在着权力斗争、冲突和紧张局势。扩张或收缩,支出或蓄资,宣战或议和,与此相似的问题必然会引起争论。这个层次上的张力在北京市的布局中也有象征性的体现,也许最清楚地表现在:市区轴线本身在来自两侧的张力之间起到平衡作用。在北京出色的对称规划中,这种张力关系得到了允分的体现,这一点在整个城市及市内各区中昭然若揭,尤其是在紫禁城的布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惟有金水河具有不对称的鲜明特征,这在下文中有所论述。这里所说的张力的"力"可以用阴阳这两个最具普遍意义的字来表述。中国人认为这两个因素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相辅相承的。一般说来,东为阳,指雄性、朝刚、春天;西为阴,指雌性、夕阳、秋天;两者一道动作,通过天帝和尘世中枢天子而实现和谐。例如,在帝国朝廷内,文职官员(文)被认为属于阳,其官署位于皇城东侧,军事官员(武)属于阴,其官署位于西侧。在太和殿听政时,文武官员分列于大院相互对应的两则。文官的官服上绣有东侧面向皇上的鸟(阳)、武官的官服上绣有西侧面对皇上的动物(阴)。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便强调文高于武,东先于西,但是,这种范式并不是竞争式的斗争,而是在皇帝的调节下,宇宙中诸种力量因素的和谐。
华盛顿的轴线截然不同。它准确地反映了建国以来的权力斗争。虽然开国元勋们期望人民有(国会代表)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与中国的情形不同,权力机构绝非是铁板一块。"帝王般"的总统与国会争夺权力斗争的实例不胜枚举。自19世纪开始以后,最高法院掌握了(有人说是僭取)能制约国会和总统的权力。"权力平衡"这一术语充分地反映了美国的情况,它在华盛顿的轴线上亦有完美的体现。"权力和谐这个术语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的情况,在北京的单一轴线上表现得比较充分。北京的轴线和对称清楚地表达了永久性,恒定的权力关系和静态的和谐,目的是要长存,万岁".「22」华盛顿的轴线表示了活力、变化、权力的平衡及对历史重要性的认可。然而,如果要选定华盛顿的主轴,它应该是一条从国会大厦平台向西延伸到西海岸的轴线,这是根据美国的"无定命运"所设想的权力终端。我认为,当麦克米兰委员会提议修建纪念碑(即后来的林肯纪念堂和杰斐逊纪念碑)时,扩张主义的象征就消失了,因为这些建筑切断了无限延长的轴线,在首都中心区营造了一种封闭的感觉。
在朗方特的最初规划中,还有一个交汇点,即不属于任何教派的"国家教堂"——民族英雄万灵殿。它本身位于南北主轴线上,地处对角大街,与国会大厦和总统府成等边三角形。万灵殿从未修建,其地基后改建了专利局大楼。现在,这里是美国艺术馆和全国肖像艺术馆所在地。显然,在朗方特的规划和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宗教不是新生共和国各种权力的有力竞争者,而是一个辅助因素。"教堂是为举行诸如公共祈祷、感恩节、葬礼等公共活动而修建的。同样,在大陆会议后期经投票表决,决定为那些为自由事业献身的英雄们,以及在后来全国感激声中被嘉奖的英雄们拨出修建纪念碑的保护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但是,站在肖像艺术馆前面,向南观看通向草坪广场的第八号街,就会看到一条十分清晰的轴线,它体现了宗教和礼仪活动在新生共和国的重要性。虽然,坐落在这条轴线上的国家档案馆并不是朗方特规划中的一部分,但它秘藏着《圣经》或全部《希伯来圣经》,制造了一种宗教氛围。朝圣者们排着长队。经过《独立宣言》和宪法,去拜读这些神圣的经典。
绿色空地
花园反映了人类的最高意境。杰斐逊似乎认为,设计者们规划首都的绿色空地时,只需要砍去多余的植物并展示出风景的自然美,就完全可以了。显然,华盛顿不是这样,北京也非如此。在两个首都,设计师们规划了花园和空地,展现了各自文化的某些最高理想。在整个西方文化的历史中,宗教至少体现了三个伟大的中心象征:上帝、人和自然。当然,人们考虑更多的还是上帝和人,自然处于第三位。它在三者中最不为人们所注意。「23」中国的文化恰好相反,其诗歌、艺术和思想中敬重和颂扬较多的不是上帝,而是大自然和人类。
从表面上看,北京和华盛顿在其他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两个城市都给人以"横向"发展感觉。在北京,由于颇为有效的圣谕规定:皇宫和宫殿均为一层建筑,市区不得修建两层建筑。这样,就无人俯视天子。惟一的例外是,一些佛教寺院的尖塔超出了城市建筑水平线。近年来,虽然环绕市中心区的摩天大楼迅速拔地而起,但市中心区在城区法令的保护下,其建筑还是那么低。华盛顿市中心区也保持了"横向式"的特点,惟有华盛顿纪念碑例外。此外,两个首都都有用于公共集会的宽敞场所,其所在地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周围,在华盛顿是草坪广场。两个城市都辟出大量土地用于这种绿色空地。就最后一点而言,对两个首都进行比较是有趣的。因为除了这种绿色空地本身以外,由于对自然和公共空地的使用态度截然不同,两个首都的差异更为突出。
朗方特规划沿袭了巴罗克风格,拟在国会大厦两侧至波托马克河岸的乔治·华盛顿骑马纪念碑之间保留大片的绿草和树林,并修建一条沿国会山而下至空地中央的林荫干道。他还计划在总统府和华盛顿骑马纪念碑之间修建风格相同但视野较小的林荫路。他肯定看到了使用"借用风景"这一传统手法的可能性,使长轴与阿灵顿山对正,短轴与波托马克河向西流去的支流对正。但是,不管怎样,这些绿色空地的视线清楚,突出了国会和总统之间的权力关系。朗方特故意抛开了勒·诺特赫规划的凡尔赛王宫风格,为人民的国会开辟了开阔的空间视野,而从总统府向南望去,其视野就略逊一筹。
在巴罗克和新古典风景建筑的传统中,自然被修饰和塑造成表达人类意志的几何图形并体现了权力的关系。这比稍后在英国有所发展的"花园风景派"风格更容易溶入城市规划。尽管它们具有浪漫的色彩,朗方特仍然用这种风格在华盛顿规划了圆形广场、三角形、方形,甚至草坪广场,这些都表现了自然服从于人类需要的思想。不管这些思想含有多么民主的成分,雕塑的将军群像身跨战马,气宇轩昂,俯瞰着他们的领地。然而,正如帕默拉·斯科特所示,朗方特规划中并没有完全照搬巴罗克模式,而是吸收了"花园风景派"的一些成分。「24」在该派后来的消长变化中,我们可以窥视美国人对自然和宗教的态度或伪宗教在美国人思想中的地位。
相比之下,打开北京的地图,即可发现,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完全不同。紫禁城西侧有一个特别大的地方,它像是公园,与华盛顿的草坪广场面积相当。但是,这里是自然形成的,其形制不规范,不成几何图形。这个地方叫做"三海",取名于其中的三个水泊,在历史上是皇家苑囿。但是,它没有采用像欧洲贵族的巴罗克和新古典主义园林风格那样,以开阔的视野给皇帝以君临天下的感觉,其目的正好相反,园内视野遮蔽,天然水泊,大大小小的山石嶙峋,奇形怪状,山洞神秘,树木弯曲,道路蜿蜒,常常通向死胡同,人行幽径百步九折。所有这些所造成的氛围,意在使皇帝在一种叫做"道"的力量或普遍存在面前自感卑微,因为除了前文提到的"天帝"统治的拟人化观念之外,中国人还尊重一种叫做"道"的非人化的神灵,该字的含义是"way",指宇宙中可知的神密秩序及促成这种秩序的不可名状的动力源泉。虽然刚人的术语和概念难以表达"道"的内涵("道可道,非常道",是由中国古代经典《道经》最先提出的),但是,它在自然界的神秘力量和(阴与阳)对应力的和谐中表现得很清楚。这两种力量存在于天体和自然界的周期变化之中。这正是北京绿色空地所追求的感觉,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切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为了皇帝。富人可以用相似的自然结构在宅内建造自己的花园,而穷人只能满足于花盆中的风景。在北京,各个层次上的静态境界是清晰的,"三海"只是其中最有伟大意义的表现之一。甚至在几何和对称线条十分突出的紫禁城里,金水河也是弯弯曲曲,这是一种自然的形式,是宇宙中"阴"的基本象征。
对于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来说,朗方特的规模过于宏大,无法立即实现。到草坪广场建成时,一种新的浪漫情调正在萌生,表现了对待自然的一种新宗教观和一种更近乎于中国人的审美观。对于信仰自然神论的开国元勋们来说,新世界的荒野是最纯净的自然,是上帝展示自己的佳境。「25」在爱默生·梭罗和其他人的先验主义思想中,自然的神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颂扬。几乎与此同时,英国的公园风景派(受到威廉·钱伯斯的影响,他曾访问过中国,其公园的"自然风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取代了欧洲大陆的巴罗克风格,这绝非是偶然的。尤其是在安德鲁·杰克逊·唐宁的影响下,草坪广场的特点开始发生变化。在他的规划中,草坪广场浪漫如画,自然不再是服务于人类政治的道具,而是体现了其固有的特征。"树木以单株或成片栽植,以使充分生长,成为观赏的标本。"虽然唐宁乖巧地承认,巴罗克直线"作为力量的表达是有趣的",但是,他认为巴罗克规划的直线缺乏美感。「26」
虽然唐宁在他的规划实现以前就去世了,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草坪广场呈现出花园风景派风格,一座座花园、簇拥的树丛和蜿蜒曲折的小径,布满了草坪,原有的空旷了然的视野消失了,给人以近似于中国公园式的感觉。当沃兹沃斯谈到"一切事物都充满一种神秘的力量"时,他在精神上更接近于中国人对自然的理解。在19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下,草坪广场上到处是花园、树林和灌木丛,这种格局一直保留到麦克米兰委员会采用他们认为与朗方特规划更一致的风格进行修建时才结束。十分重要的是,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与日俱增,美西战争和随后攫取的殖民地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在麦金莱、罗斯福、伯纳姆和麦基姆时代,政府的语言和理论中充满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色彩。"「27」
因此,在两个首都,两种不同的宗教观导致了对待自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中国人来说,自然总是以某种方式展示出神秘的"道".这一点在艺术、诗歌和文学作品中昭然若揭。在中国,首要的艺术形式无疑是风景画(又称山水画),它赞美神秘的"道"及宇宙中的"阴"与"阳".山水画是"道"的一种表达方式。中国的花园实际上是风景画的三维体现。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中,人类成了巨大的自然界体系中渺小和卑微的参与者。在欧洲的传统中,自然是模糊的。对一些人来说,自然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对大多数人来说,自然(正如近来批评女权主义的人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中性或者甚至是危险的因素。
因此,在自然被允许"侵入"几何对称几乎完美无缺的北京市中心区以后,形成了不规则的天然湖泊、弯曲的河道、山岭和岩洞,但在华盛顿市中心区,自然线条无对称可言,完全被人为的几何图形所左右。虽然小弗雷德里克·劳·奥尔姆斯特德也倾向于自然主义的风景,但他在设计广场规划时却模仿钱普斯·爱塞利斯的城市几何图型。他说:"首都的轴线既不应因委曲的道路和混乱无知的规划所抹杀,也不该以平板的大街为特征,而应该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开阔而清朗的草坪空地,其周围绿叶葱茏,建筑林立,马路遮阳。"「28」这样,即使朗方特规划中没有中心大街,但麦克米兰规划却复活了原有的精神。在华盛顿,凡是自然保持原样的地方——例如,罗克克里克公园和波托马克河沿岸——均位于市核心区以外,准备用于那些无关紧要的建筑和娱乐场所。
在20世纪,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草坪广场已成为民主制度的论坛,一个允许各种利益集团讲话的集会场所,这一点与朗方特和麦克米兰委员会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芒福特嘲讽它不过是一个绿色地带,"充其量不过是个防火屏障".「29」然而,芒福特所说的恰好是朗方特规划设法避免的,事实也恰好如此,它已成为民主辩论和斗争的政治舞台。从60年代的民权示威到1995年的百万人游行,这个广场一直是政治议题的论坛。相比之下,天安门在历史上一直是向民众宣布圣谕的地方。近来,在人民共和国的管理下,天安门被重塑为显示政府和党崇高伟大的舞台。
当秋高气爽、常常笼罩北京的空气污染和雾随风而去的时候,很远就能看到一个半圆形山脊,它从西南到东北,环拱着北京城。有学识的中国人会把这些山脉看成是,中国传统上"风水"谱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山脉作为巨大的屏障拱卫着首都,阻止来自北方的消极影响。山脊是龙的背,它环拱北京,保护着其"穴"的安全。因此,受到保护的北京城像中国的文化本身一样,将永世长存。
人们站在国会大厦西侧平台上,就会清楚地看到弗吉尼亚山脉附近"借来风景"区中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也很容易地想象到远西部的山脉。华盛顿给人一种离心的感觉,山脉上的风景所展示的不是保护,而是边疆所蕴藏的不尽的可能性,它吸引了大批的移民不断西迁。这里的山脉吸引着美国人,那里是通向自由、扩张和冒险的地方,是美国的雄鹰翱翔的地方。正如克里克印第安人酋长托莫·沙奇·米克在1734年向国王乔治二世献礼时所说:"这是鹰的羽毛,鹰是飞行最快的鸟,经常飞遍我们的国家。在我国,羽毛是力量的象征,……"「30」虽然边疆已不复存在了,但山脉仍然昭示着自由。对山脉的两种不同审视方式也许是两个首都在精神上存在着本质性区别的关键所在。
诺思罗普·弗赖曾经说道:"宇宙原型的象征,城市、公园,追求……本身都是自然的表现形式。"但是,"自然现有寓于能量巨大的人类的思想中,他要在银河系建造自己的城市。这并不是现实,但确实是可以设想和想象的人的欲望的极限。人的欲望的永恒的,无限的……"「31」因此,在北京和华盛顿这两个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城市中,有限而持久的形式中蕴藏着无限的文化理想。
注释:
[1]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 (N.Y.,Harcourt.Brace &World,1961),p.404.
[2]Washington,D.C.,A Smithsonian Bock of the Nation's Capital (Wasshington,D.C.,Smithsonian Books,19921,p.26.
[3]"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Daedalus,96,No.l (Winter 1967)。
[4]"Religion as a Cuhural system ,"in William L.Lessa and Evon V.Vogt,eds.,Reader in Comparative Religion,2nd ed.(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2),p.206.
[5]Richard A.Underwood ,"Religion in an Age of Science ,"Zygon ,Vol.2,#4(December 1967),p.335.
[6]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a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p.125.
[7]Mircea Eliade ,Cosmos and History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59),pp.12-17.
[8]在古汉语中,描述建设理想首都的过程的词是"周礼"
[9]1550年,建设者们原想把"内城"用"郭"墙围起来,但因资金不足,因而在南墙完工后,移建北墙,形成了后来的"外城".
[10]Jonathan Z.Smith ,Map is Not Territor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Leiden,E.J.Brill,1979),p.101.
[11]Kenneth R.Bowling,The Creation of Washington ,D.C.:The Idea attdLocation of the American Capital(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1991)。p.182.
[12]Glenn Brown,Historv of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2vols.in one (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Plate II.
[13]Pamela Scott ,Temlple of Liberty :Building the Capitol for a New 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9.
[14]Ihid.,Plate I.
[15]"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in John E.Semonche ,ed.,Religionand Law in American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lty of North Carolina.1985),p.8;The reference is to Matt.5,14,"A city set upon a hill cannot be hid."
[16]Federal Writers'Project ,Washington :City and Capital (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7),p.218.
[17]Ihid.,p.88.
[18]"'This Vast Empire':The Iconography of the Mall,1791——1848,"in Richard Longstreth ,ed.The Mall in Washington ,1791-1991Studies in theHistory of Art.
[19]Le Corbusier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trans.Frederick Etchells(New York,Praeger,1963),p.173.
[20]"Moonmental Spaces ,"in Longstreth ,ed.,pp.25-26.
[21]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rans.Arthur Waley(New York ,Randomvintage Books ,1968),p.193.
[22]永乐皇帝修完北京城后,宣布市区轴线将是"我的子孙万代遵循的标准".在这里,"万"意为"永远".
[23]Catherine L.Albanese,Nature Religion in America :From the AlgonkianIndians to the New Ag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7.
[24]In Longstreth,p.43.
[25]Albanese ,13.20.
[26]Therese O'Malley,"'A Public Museum of Trees':Mid -Nine-teenth CenturyPlans for the Mall,"in Longstreth ,13.67.
[27]Thomas S.Hines,"Tbe Imperial Mall :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andthe Washington Plan of 1901——1902,"in Longstreth ,13.79.
[28]David C.Streatfield,"The Olmsteds and the Landscape of the Mall,"inLongstreth,13.122.
[29]Ibid p.406.
[30]Scott,Temple of Liberty,p.11.
[31]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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