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柞里子一觉醒来，发现醒得太早。躺在旅馆的床上打开电视，赶上MSNBC Morning Joe的女主持同刚刚走进来的男嘉宾亲热拥抱。别误会。嘿嘿！虽然是一男一女，却不是那种男女间的“亲热”。为什么不是？因为男嘉宾是布热金斯基，而女主持不是别人，正是布热金斯基之女。
前政要、现政要之女进入电视新闻这一行，如今似乎成了时尚，麦凯恩之女、小布什之女、克林顿之女，一个个都在电视台勾当。布热金斯基虽然不如小布什与克林顿那么显赫，“前政要”这三个字，当之无愧。卡特总统任上，布热金斯基是国家安全顾问；里根总统任上，布热金斯基是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团成员；老布什总统任上，布热金斯基是国家安全顾问工作组联合组长；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两个儿子得其馀蔭，先后在克林顿、小布什总统任上的国防部里充任部长助理一类之职。甚至夫人也不等闲草民，乃前捷克斯洛伐克第二任总统之侄孙女。
既然如此这般，社会还有公平性或者说不公平性可谈么？
有。至少身为三朝元老的布热金斯基认为有。他上Morning Joe这节目要谈的正是：美国社会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之一，比中国还要糟糕。不过，他的根据，自然与前政要、现政要的子女是否飞黄腾达无关。他的根据是什么？他根据的是Gini Coefficient。Gini Coefficient 亦称 Gini Index 或 Gini ratio。中文的流行译名是基尼系数。
所谓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社会统计工作者Corrado Gini定义的一套测量收入分布公平性的统计标准。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布绝对公平，意思是：全民收入皆相等。基尼系数为1，表示收入分布绝对不公平，意思是：全国的收入尽归一人独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至于1970，美国的基尼系数大抵徘徊于0.38至0.35之间，走向大致平稳而略趋下。自1970之后，则基本顺30度角倾斜上升。至2007年之时，美国基尼系数业已上升至0.45。近况如何？数据缺如。不过，据2008以后的失业状况推测，基尼系数恐怕不会下降，只会上升。
与其他国家相比，基尼系数等于0.45 究竟把美国置于何地？可以从下面的表格窥见一斑：
Country/Overall Rank | Gini Coefficient |
1. Sweden | 23.0 |
2. Norway | 25.0 |
8. Austria | 26.0 |
10. Germany | 27.0 |
17. Denmark | 29.0 |
25. Australia | 30.5 |
34. Italy | 32.0 |
35. Canada | 32.1 |
37. France | 32.7 |
42. Switzerland | 33.7 |
43. United Kingdom | 34.0 |
45. Egypt | 34.4 |
56. India | 36.8 |
61. Japan | 38.1 |
68. Israel | 39.2 |
81. China | 41.5 |
82. Russia | 42.3 |
90. Iran | 44.5 |
93. United States | 45.0 |
107. Mexico | 48.2 |
125. Brazil | 56.7 |
133. South Africa | 65.0 |
这组据称来源自CIA的数据，见诸http://inlightofrecentevents.wordpress.com/usa-class-warfare-inequality/
根据这个表格，美国社会的不公平性不仅远在其他西方经济发达的民主社会之下，也在推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之下，仅仅略微优于美国人通常蔑视之的墨西哥。
如果社会的不公平性的确能通过基尼系数衡量，那么，美国社会的确相当的不公平。问题在于：能么？
以柞里子之见，其实不能。原因何在？
因为基尼系数的立意基础本身是错误的。
什么是基尼系数的立意基础？
在同一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收入应该相等。
如果社会的收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像雨水或者阳光，这样的立意基础可以成立。问题是：社会的收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通过人的付出挣来的。收入既然是通过人的付出，通过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分配社会的收入，显然就比忽略个人的付出而平均分配社会的收入更为接近公平。
不言而喻，更为接近公平并不等于公平。社会的收入固然是通过人的付出挣来的，人的付出却未必挣来收入，同样的付出也未必挣来通样的收入，付出的未必是人力，也可以是财力。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之所以并不是公平的分配原则，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些。
那么，什么才是公平的分配原则？窃以为当着眼于结果的多寡而不是付出的多寡。换言之，创造财富多者多得，创造财富少者少得，不创造财富者不得。这才是公平的分配原则。
不过，这样的原则虽然就理论而言无懈可击，倘若实施之，却不免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这难以克服的困难在于无法准确衡量结果。为何而不能？因为不是所有的财富都是一目了然的、直接的、可以数据化的。
比如，美国当红女歌手Lady Gaga 2011年的收入是9千万美元，棒球明星Albert Pujols 新近签署了10年2亿5千4百万美元的收入合同。歌声与球技可以算作社会财富么？窃以为可，因为它们为歌迷、球迷带来欢乐，也为传播歌声、球技的行业带来就业机会。不过，怎么理性地衡量其多寡？怎么将这类财富数据化？好像不可能。既然不大可能，也就很难判断Lady Gaga与Albert Pujols的收入是否公平。
Lady Gaga与Albert Pujols固然是两个极端的例子，但社会上性质相同或类似而不这么极端的例子多如过江之鲫。即使撇开这类财富不谈，仅就可见、可触的财富，比如汽车、房屋、手机等等而言，其价值究竟该值多少？也依然是难以确定。个人的付出，往往只是成就了构成财富的产品的一部分而已。比如，汽车、房屋、手机等等，都不是一个人造就的，其中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部件，或每一分钱投资，究竟该值多少钱，更是无法理性评估。
在没办法理性确定价值的时候，唯一的公平定价方式，套用一句中国的俗话，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换成如今的经济术语，就是“市场价值”。虽然“市场价值”的说法更现代、更切题，却未必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之画龙点睛。所谓“睛”，就是“愿者上钩”的“愿”字。“市场价值”的说法虽然没有点出“自愿”这龙睛，其实是把“自愿”作为既定前提处理的。故二者所言，其实相同，并无出入。
以柞里子之见，所谓“自愿”，不限于买卖双方都有选择成交或不成交的自由，而且包括人员横向或纵向流动的自由。如果人员的流动受到成文法或不成文法的限制，如果人员的流动因出身、户籍、种族、年龄、性别等等的不同而遭受公然的歧视，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反之，则应当以公平社会视之。之所以强调“公然”两字，是因为私下的、隐藏的歧视是无法制裁的，因而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公正的社会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对于公然的歧视予以法律制裁。
在依据基尼系数而定的公平社会排名榜上，名列前茅者依次为瑞典、斯洛文尼亚、丹麦、挪威、冰岛、捷克、斯洛伐克、马耳他、卢森堡、奥地利、阿尔巴尼亚、德国、白俄罗斯、匈牙利、比利时。就保障选择与流动这种“自愿”而言，这些国家都远比美国做得更好么？绝对非是。故曰：基尼系数并不能反映社会的公平性。
固然近来美国的基尼系数确有恶化的倾向，然美国的基尼系数从来就糟糕。糟糕了这些年而乏人问津，怎么如今忽然成为热门的话题？这就同上篇论及的占领墙街脱离不了干系了。占领墙街者打出的口号“我们是那99%”所反映的公平概念，与基尼系数所依据者如出一辙，皆为无视创造之多寡、片面追求分享结果之平均的主张。上篇之所以预料占领墙街的行动不会具有意义重大的影响，正是因为占领墙街行动所体现的公平构想，其实是个似是而非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