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将 余玠
余玠与合州防御战
蒙古入侵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十二月，蒙古军在连破金关中平原数州县以后，第一次侵犯四川，陷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州在宋时属四川防区，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西。蒙古军在这次进攻里并不攻击南宋重兵驻守在兴元府的大安军（注6 ），而是攻击南宋在四川外围的要塞。四川制置使郑损在攻击下逃遁，南宋在四川的第二道防线大巴山防线上的三关全部被攻陷。不过蒙古并未扩大战果，在攻击后旋即撤兵，可能是试探南宋防卫的虚实。
四年后，即理宗绍定四年八月，为了配合对金国作战的钧州战役，蒙古图垒部自凤州（今陕西凤县）入川，十月，破兴元府大安军，再陷沔州，军民战死者数十万。蒙古军乃渡嘉陵江，逼近位于四川腹地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和涪城（今四川绵阳市）、顺庆（今四川南充市），在占领了城池要塞一百四十多个以后，未能达到从四川借道的目的以后退兵。
蒙古对四川侵略的消息传到两万里以外的临安朝廷，引起南宋朝野的极大震恐。中央在十月末诏调李篁任四川宣抚制置使，宣慰四川残破州县军民，理宗表示考虑更好的人选督蜀，以便更好地保卫四川。
绍定五年正月，蒙古骑兵在钧州（在今河南郑州以西，洛阳以东）三峰山全歼金主力哈达、武仙、杨沃衍、完颜陈和尚等部约三十五万人。此战以后，金国的陕西和黄河以南的北、东、西部尽失，金王朝残余退守河南省南部，靠近南宋边境的蔡州。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陷金最后的堡垒蔡州，金亡。
金亡不久，蒙古就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宋发起攻势。1234年10月蒙古军击溃按蒙宋攻金协议接收洛阳的南宋全子才部，并决黄河水淹南宋军队。在随后的两年里，南宋军被迫撤出新复的汴州、归德，唐州，退回到原来与金人相峙的边境线以南。端平三年（1236 AD ）九月，南宋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御前统制曹友闻率部与元军战于阳平关，兵败战殁。曹友闻是宋初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在头一年曾击退蒙古的侵犯，这一次是统帅赵彦呐不听从他的计策用兵而失败的（注8 ）。蒙古军队乘胜进攻川北各要隘，攻陷成都。因为听说王子阔春死讯，才从成都撤军。蒙古撤军以后，嘉熙三年（1239 AD ），再次由峡口溯江犯重庆，被南宋名将孟珙所击退，孟珙刚刚收复重镇襄樊与峡口的归州（今湖北秭归县）。于是南宋当局任命在江陵和襄阳前线抵抗蒙军数有功的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坐镇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总领峡江上下游的军事，同时开始认真物色守备四川的人选。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六》载绍定五年（1232 AD ）十一月，蒙古遣王楫与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会谈夹击金事。史嵩之派邹伸回报蒙方，双方达成协议，宋以粮草支持蒙古军队，蒙古则同意在灭金后将黄河以南的土地归还给宋。绍定六年十月，孟珙按约以米二十万石接济蒙古塔齐尔部（亦参《元史·太宗本纪》）。但《元史》并未说和约让宋河南的事，事实上，南宋方面也不认为蒙古会践约，但守卫边疆的将帅与朝中大臣却一致认为应该乘机占领黄河南岸以作更深入的国防屏障。但是，中原由于蒙古的连年入侵和屠杀，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丘墟，宋军全子才、赵范、赵葵等部，自淮河岸边向西出发接收所过的州县都绝少人烟，荒草漫生在县衙大院里，结果迫使宋军不能就地补充后勤，只能等待从宋境来的粮草。到达洛阳的宋军的粮食只剩下五天，部队被迫以蒿草作饼充饥。实际上，在饥饿的条件下，宋军在与蒙古军作战时表现仍然很英勇顽强，只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出，事见周密：《齐东野语·端平入洛》取材自当时的随军幕府日记，又参见于忠信：《三京本末》。
余玠的堡垒防卫策略
淳佑二年（1242 AD ）四月，面对着元军在利州屯田的汪世显部再次攻破成都。理宗感到很不安，他在和官员赵希暨的谈话里说：“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日不议蜀事。”又说：“重庆城坚，恐自可守？”赵希暨回答道：“重庆在夔峡之上，敌欲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赵希暨还是把防卫的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然而，自从端平三年（1236 AD ）四川被蒙古军队残破以后，川西主要富庶州县的税收全部失去。这对南宋当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得南宋的“国用日窘”，四川“民不聊生”（注9 ），这是理宗寝食难安的关键所在。五月，理宗再次问计于梧州知府赵学时，理宗问他：“嘉定（今四川乐山市）可守否？”赵学时认为可守重庆，上通利州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下应归州与峡口，意义重大。官员刘晋之更进一步认为蒙古军侵蜀以后，所有坐镇四川的制置使连个屯驻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彭大雅守卫重庆，才占住了四川的根本，不然的话，四川早就完了，并建议在重庆筑堡坚守。上述官员的话坚定了理宗早就有了的守蜀决心。
南宋理宗淳佑二年（1242 AD ）六月，朝廷任命淮东提刑余玠为四川宣谕使，因为军机大事紧急，允许余玠与所领导的官员就地措置，可先行后奏，不必请示中央。
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州）人。少时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少为白鹿洞诸生，因斗殴杀死卖茶翁，避罪逃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余玠作词毛遂自荐，受到赵葵的赏识。余玠的性格行为很象清末的中兴名臣左宗棠，他和左宗棠一样，都以建功立业为平生的抱负，而且都有经国济世之才。嘉熙三年，他以小参谋的官职率军与蒙军战于汴州、河阴有功，被升为淮东提刑和淮东制置司的参谋官。淳佑元年十月，他率舟师在淮河安丰（今安徽凤阳）击退蒙古大军，解安丰围。至是，他的军事才能引起了理宗的注意，破格宣他入京陛见。他对理宗慷慨陈言，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又说现在无论原来如何尊荣 出身的人，一参军便被指为粗人，希望政府以后对待文武官员一视同仁，不要偏重，否则受到歧视的武官可能生出异常。理宗对他说，你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这样，理宗破格提拔余玠作为收拾四川残局的方面大员
当余玠从峡口进入四川的时候，整个军事形势对南宋还不算太危急。在 东部的两淮前线，蒙古正对守卫的赵葵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东部前线的最高决策官是吕文德，他的特点是比较稳健。由于两淮地区复杂的河流地形，以及淮北的近乎无人烟，也就是无补接的局面，使得蒙古的攻势一直不能得逞。在中部前线，蒙古方面几次偷袭江陵，企图在中游渡江，然后从长江南岸的湖北境内进军湖南，其野心受到名将孟珙的遏制。孟珙时任四川宣抚使，负责联系川东和湖北前线的军事行动，他刚刚收复襄樊重镇，并在汉口附近击败蒙军的入侵。
只有四川问题比较严重，蒙军汪世显部驻扎在川北重镇利州，不时出击骚扰川西各州县。虽然蒙方尚未在川西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权，然而宋方也没法再象过去那样对川西实行征税和兵员补充，同时蒙方还把它的地方政权向川西、川南扩展。另一方面，宋军却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士气低落。最大的问题是，军民都不信任频繁更替的制置使，因为这些制置使不是派发苛捐杂税，便是在蒙军的进攻下抱头鼠窜而逃。其实说起来这些方面大员也很可怜，在蒙古军队没打过来时，他们得忙着为中央搜刮，完成指标；他们又无一个象样的驻地，蒙古人打过来，也就只有跑远点。
余玠甫一进川，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政策的意见。他的口号是集思广益，要象诸葛亮那样起用四川地方贤达。同时，他以革除弊政为己任，由于他手中掌握得有理宗给他的金腰牌，使得他能放手对四川的政治、军事进行改革。
余玠首先起用播州（今贵州遵义）名士冉氏兄弟，采纳冉氏兄弟对防卫四川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地理环境，沿山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同时将州政府设在堡垒里，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而又无所得，最终将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这些堡垒又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
显然，这种葡萄串堡垒，颇象中世纪欧洲城堡。那么，为什么欧洲的城堡一遇蒙古人的入侵便土崩瓦解，而四川的堡垒，却如它们后来在防卫蒙古铁骑的进攻下坚如磐石呢？
可能是南宋掌握了攻城术，深知蒙古人攻城火药的弱点所在，所以要爆破四川的堡垒就不象爆破欧洲没见过大场面的城堡那么容易了。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堡垒都建筑在山区，地形崎岖，蒙古人没法象东欧平原上那样纵横驰骋，那么容易把火药和大型攻城器具搬来搬去。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堡垒群是在一个统一的军区司令部的调遣之下，而不是象欧洲的城堡王国，各自为战，不能做到四川堡垒群的相互配合支援。
于是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位于今陕西境内，汉中盆地边缘的大获，大获是原来蜀口的治所，它保卫着四川的北方门户。青居，青居的旁边是沔州，现在青居里面安安心心地住着州牧。钓鱼，钓鱼在合州（今重庆合江县）城郊，在重庆北百多华里，扼嘉陵江内水，它后来成了四川的临时省会。云顶，云顶扼嘉陵江外水，它和钓鱼一起共同起着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和出川。还有几个别的城堡，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到川南的四川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构成了一道屏障，阻挡蒙古大军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
余玠还在嘉定府筑堡。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本来就是一个两江（岷江和大渡河）相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余玠便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要塞联在一起。不只如此，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人民就失去了南宋政府的管理，现在好，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余玠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搞协调。他还对四川人民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兴学，他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官员，对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
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四川的大治，使“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复了富足，向中央输送了大量财富，减轻了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
淳佑十年冬，余玠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与蒙古军大战。十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次子）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将其逐走。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而大片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
正当余玠打算实现他用十年时间把四川全部土地收复的计划，然后解甲归隐的美梦的时候，他在四川整顿部队的大刀阔斧的政策直接打击了云顶堡垒统领的利益。他们串通朝中宰相谢方叔、老官僚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进谗言，说余玠的坏话。原来，余玠给理宗的奏折里词气不假修辞，对理宗的态度不够尊重，使理宗感到不快。这两个权臣遂乘机对理宗说余玠手握大权， 而又不能让四川将士归心，怂恿理宗撤换余玠的职务。于是理宗下诏召余玠回临安，以平庸的临安府尹余晦代替他。
当余玠得知朝廷的决定后，忧愤染病，一夕暴病而亡。四川老百姓听到他的死讯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余玠的防卫计划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却给后来蒙古在四川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事实上，蒙古虽然横扫了亚欧，后来也挺进江南，却始终没有 获得真正用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打下四川的战绩，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余玠防御体系。
余玠防御体系是华夏文明在抵抗蒙古旋风的侵略里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它和人类的其他优秀军事创造一样，完全可以写进史册而不逊色。
编辑本段王坚的抵抗
由于余玠堡垒防卫策略的得当，蒙古军队没有能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四川西部，去征服在云南的大理国，目的除了扩大帝国的版图以外，还想在占领大理国后，从云南东南部侵犯南宋的交广地区。宝佑元年九月，蒙古王弟忽必烈兵分三道亲征云南，十月，蒙军渡大渡河，行军两千里，乘皮筏强渡金沙江，十二月会师于大理城下，云南平。从宝佑元年开始，蒙古在所占领的利州和阆州筑城屯田，至二年时完成。这是蒙方在几次对四川的穿插行动以后，把重点改在稳扎稳打的方针上，屯田行动使蒙军就地有了军粮，准备和宋军在四川打攻坚战。
可是理宗所欣赏的余晦却在四川屡战屡败，败绩频传，使理宗忧虑。于是他再次更换四川的方面大员，宝佑三年，他改用蒲择之任四川宣抚兼制置使，驻节重庆。宝佑六年 二月，蒙古王蒙哥亲率大军征四川，目的是一举拿下四川，再配合在湖北前线进攻宋军的忽必烈与张柔大军的战略行动。二月，制置使蒲择之派安抚刘整进攻成都，在遂宁江箭滩被蒙古纽邻部击溃。蒙军乘胜攻击云顶山，守将降蒙古，蒲择之丢掉了成都、广汉、绵阳数州县后，退守重庆。八月，纽邻擒宋将张实，使其招降驻守在苦竹隘堡垒的守军。张实进入苦竹隘以后，与守将杨立坚守。十月，蒙哥亲率大军渡嘉陵江，又架浮桥渡白水江，临于苦竹隘，于是蒙古大军全力攻打苦竹隘堡垒。同月，苦竹隘堡垒被攻陷，张实和杨立捐躯。随后的一个月里，蒙古大军连拔鹅顶、青居、大获等重要堡垒，大获山守将杨大渊降，随即被蒙哥命令和汪德臣一起去打川西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简州（今四川简阳）、隆州（今四川隆昌）等一系列堡寨。
现在，东部堡垒只乘下合州的钓鱼堡了。蒙哥又使了轻取前面几个堡垒的老法子，派员去合州妄图说降守将王坚。哪知道这回遇上了硬汉子，王坚不但不愿投降，反而将派去说项的特使杀了。这一下可气坏了蒙哥，他命令降将杨大渊带队进攻合州，在合州城下，俘虏了八万名逃难到川东的男女八万口，将合州团团围住。
王坚原是孟珙的部将，他曾受命在收复襄樊的战斗中立过功。在合州城将不保的情况下，他率军民退入附近的钓鱼堡里继续坚守。
这时候，南宋朝廷在四川战事恶化的局势下，撤了蒲择之的职，让吕文德代理四川宣抚使，率战舰千艘，溯江西上救四川守军。六月，吕文德舰队突破蒙将史天泽的封锁，攻破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市）的浮梁，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宣慰四川坚守不屈的军民。次日，吕文德率舰队再次沿嘉陵江北上，援救重庆西北的合州，然而史天泽却利用蒙军占据上游的有利条件，顺流攻击吕文德军，吕军被击败后只得退守重庆。
合州城自从二月以来，被蒙古大军围困了四个月的时间，蒙哥认为差不多是该拿下的时候了，就下令在荆鄂前线的忽必烈、张柔部对宋军发起全线攻击。蒙古前锋汪德臣夜袭钓鱼堡外城，王坚率军来战，汪的计策不能得逞。拂晓，汪德臣单骑冒进，对城堡上的王坚劝降，大吼道：“王坚，我来活你，全城的军民快快投降吧！”可是迎接侵略者的却是飞石如雨，汪中石块后退走，正好天大雨，登城的云梯又折断，只好停止了攻势。
七月，久攻钓鱼山宋军堡垒的蒙哥大汗在钓鱼山染疾病死，同时，蒙古主将之一的汪德臣也因伤重死亡。是役使蒙古久征沙场的大汗死亡，同时丧失了一个在四川与宋军长期作对的将领。
蒙哥汗死后，蒙古大军在史天泽等大臣的率领下北撤，合州围解。合州围解后，吕文德回师救被忽必烈军包围的鄂州城（今湖北武昌）。此前，忽必烈军已经渡江包围了鄂州，形势十分危急，吕文德利用夜战和上游优势，突破元军封锁，进入鄂州城与原来坚守的高达部合军。后来，贾似道又奉命率军来援，鄂州的城防更加稳固。九月，蒙哥死讯传到襄樊前线，忽必烈只好撤走了大军，赶回燕京处理蒙古王位的继承问题。十二月，鄂州围解。
王坚对合州钓鱼堡的坚守，使南宋对蒙古的抗击又坚持了十七年。要是没有王坚的胜利，特别使蒙哥丧生在合州，忽必烈会打下鄂州，再利用蒙哥在上游制造的舳舻，顺流东下，不到一两年时间就会象西晋灭吴一样灭亡南宋。
后期的抵抗
两路蒙古大军于1260年北退以后，忽必烈回到燕京附近，在这里继承了蒙古政权，至度宗咸淳七年改国号为元，正式成为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掌握政权以后，蒙古统治集团内乱减少，使得蒙古对南宋的侵略更加有效率，因此也就加速了对南宋军事胜利的进程。
与此同时，在贾似道军援鄂州围的前夕，贾似道已经开始掌握了南宋中枢的大权。鄂州围解以贾似道和蒙古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使得他攫取了更多的权力，鄂州围解以后，整个南宋政权实际上操纵在贾似道一个人的手里。贾似道一手遮天，通过制造虚假的胜利战报，蒙蔽南宋朝廷。贾似道妒忌抵抗有功的、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不是把他们陷害系狱而死（先后害死曹世雄、向士壁等将领），就是贬斥他们、不让他们掌握重兵，或不让他们领导最关键的战役（如对优秀的将领孟珙、赵葵、高达的排斥）。贾似道祸国殃民的作为，严重地削弱了南宋抵抗蒙古侵略的防卫能力，加速了南宋的败亡。
这时候的四川战场的形势，呈现出胶着状态。南宋后期的四川防线是由嘉定—泸州—重庆—夔州的岷江—长江水道连成的一条弧线，这条弧线与另一条大巴山—嘉陵江水道连成的南北弧线在重庆交会，保护着长江水路。在这两条弧线所包抄的广阔地区，是川中的潼川路（原州治在今四川三台县， 1207年后迁泸州）和川西的成都路，其中有四川最富饶的川西平原，但无险可守。虽然蒙古重兵在1260年的进攻里，由于宋军将领的投降，占领了大获、青居等堡塞，即南宋防卫线的北支的北端，而且蒙古在成都驻扎重兵，然而大片农村地区已经荒芜，这条地带成为双方交兵，从而频繁易手的地区。
1261年，南宋泸州守将刘整举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蒙古。
上面说了，泸州是四川宋军防线重要的要塞，南宋四川安抚使俞兴出兵争夺，被刘整击退。十月，吕文德和俞兴收复泸州外围，筑城长江北岸，与蒙军对峙（后收复泸州）。
景定三年，蒙古汪良臣部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在钓鱼堡附近筑武胜堡以阻断宋军北上支援路线。景定四年，蒙军进攻嘉定未获。
度宗咸淳元年二月，蒙古元帅约哈苏侵犯钓鱼堡，在嘉陵江上击败宋军，焚战舰一百四十六只，但蒙古仍无法攻占钓鱼堡。同年四月，宋将咎万寿复云顶山堡，在金堂峡败蒙军。同年九月，新任四川制置使夏贵率军攻潼川（今四川三台），在蓬溪（今四川蓬溪）奋战整天。双方战平。
度宗咸淳二年十月，蒙古汪惟正部陷开州（今重庆开县），明年七月，开州被都统咎万寿收复。
咸淳二年十二月，蒙古刘元礼修复在战乱中荒废已久的眉州城（今四川眉山县），以遏阻南宋军自嘉定进攻成都。
咸淳八年十二月，成都安抚使咎万寿大败元军于成都，焚毁元人所筑的成都外城。明年春，咎万寿军败元军于碉门（位于今四川雅安与荥经之间）。五月，咎万寿部兵分两路进讨元占领的雅州（近四川雅安县）和眉州。同时咎万寿军恢复了兴元（今陕西汉中）。
咸淳九年（注26）六月，元军筑堡马骏山，合州守将张珏击走元军。张珏是南宋最后阶段守卫四川的优秀将领，他原来是王坚的副手，和王坚一起竭力守卫钓鱼堡，王坚调出四川以后（注25），他负责保卫合州。自从合州保卫战以后，民生凋敝，张珏以兵护卫老百姓耕种，同时教育百姓垦荒屯粟，使得公私皆足。刘整叛变以后，向蒙古献计从所占领的青居堡向南筑马骏山堡，目的在扼合州嘉陵江下游的三江口，以攻取合州，这是刘整攻取襄阳的老办法。张珏遣奇兵绕在马骏山的后面偷袭元军，焚烧元军的船只和建筑器材，使元军无法建马骏堡。张珏善用兵出奇制胜，在合州的治理期间，“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故人人用命。”
咸淳九年八月，镇守达州（今四川达县）的守将赵章率所部收复洋州（今陕西洋县，在汉中东）、吴胜堡两地，这是南宋在最后存在阶段在四川的最北方军事成功。连同上述咎万寿、张珏在川西和川东取得的胜利，说明了南宋四川军民已经适应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的作战方式，如果南宋不是灭亡得很快，四川军民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战绩。
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下，于咸淳十年十月渡江占黄州，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南宋中央与四川的联系中断，元军开始对四川军民取得的胜利进行反攻。
德佑元年，咎万寿在兵败后投降了元军。这时候的中国南部在元军的进攻下，变得支离破碎，元军既碰到大批开城投降的宋军官吏和将领，也碰到坚守不屈的南宋军民。德佑二年（1276 AD ）二月，伯颜军临临安，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玺向伯颜投降，同时谕令包括四川抵抗州县在内的军民也向元军缴械，臣服于元朝。
但是，由于交通的困难，南宋四川军民并不知道南宋王朝已经投降了元军，也不知道文天祥、李庭芝、张世杰又拥立起南宋宗室二王继续在福建、江西、广东等残剩州县里进行悲壮英勇的抗元斗争。他们在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后，也在继续与重兵压境的元军作战。
元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元东西川守将合兵万人，占领重庆，在城里大肆剽掠，政令不一。守卫合州的南宋四川制置史张珏出兵大败元军，收复重庆、泸州、涪州，并“派兵四出，所向俱捷”。张珏还派人去寻找二王，而二王在福建和广东，号令达不到四川，可四川军民还在为南宋保卫故土。
至元十五年，元军采用宣传宋帝对元投降书的政治攻心战以后，泸州、涪州的一部份官员、守将投降，使得这两处坚守的军民无法再坚持下去，继而相继失守。正月，元四川主帅汪良臣督兵入重庆，在与张珏的鏊战里身中四箭，守将赵安以城降，张珏率兵巷战不支，乃饮鸩自杀不死，顺流走涪州，被元军俘虏，后自杀。
至元十六年二月，元军张洪范部围宋军于广东崖山（今广东新会）海上，陆秀夫抱年幼的宋卫王投水死，同赴水死的有杨太后以下后宫、大臣数十人，死亡将士官民达十余万人，南宋的残余抵抗运动最后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