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目前正在华盛顿。然后他还会在去Muscatine和LA。这次访问带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小高潮。媒体会大量报道,大家尽可以享受阅读。今天的尘报并不在此。而是借这个全民关注政治的机会,以历史到未来的角度谈一谈政治。其实也是最近我大脑细胞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趁热打铁吧。
550期尘报对社会政治方向上的左右阻尼震动规律做过总结。今天拿震动周期中的最有价值的阶段,也就是左右换相的阶段的几个历史事件来说事。这样可能比讲理论模型更加吸引眼球。眼球喜欢的是Anecdotal,而理论中不可少的Fundamental元素主要是给大脑的。从中国历史上找社会政治中最有价值的案例,不是看改朝换代的武装斗争。那些皮肉的激烈,只是被明清小说给传奇化了,并非研究社会政治最富有智慧和最值得研究的部分。正史的主题也不是战争,里面总结的经验多是和平条件下如何施行君权王道的。只是传统史观并没有科学的模型,往往从道德的角度看问题,总结的经验就缺乏实践可操作性了。
我说历史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社会沿着右向到了极端,需要向左转的时候。右,指的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宽松自由的状态。这个状态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积累分配不均。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政府之手调整社会向左转。然而强力的监管整体上还是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所以,一旦开始向左转,就需要在短期内迅速到位,去弊从利,然后在新的社会道德层次上逐渐恢复向右的宽松政策。
历史上这个向左转的案例,经常是以变法的形式出现的。历史上有很多变法案例,有名的当属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这三个各有不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死于非命的,有善始善终的。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出于社会支配地位的大地主大资本集团的利益角度,以割舍本集团部分利益为代价,达到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商鞅变法,是一次激烈的、坚定的、由统治者内部自行发起的向左转的改革。它的激烈程度,到了几乎以太子的肉身当炮灰的地步。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的国势衰微。在外有“六国卑秦”,在内有“乱化之民”和一群在奴隶制下最后疯狂的王公贵族。商鞅的变法主要是三个方面:1)打破既得分配体制的“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2)迅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什伍”户籍制和“连坐”法;3)搭建新型国家执行力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改革十年后,“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对外还吞并了劲敌魏国在汾河以西的大半国土。秦孝公死后,他的儿子惠文王虽因积怨杀死了商鞅,但他还是继续执行了商鞅的新法,以致百年后积蓄出秦国统一六国的实力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秦灭亡不是商鞅变法的结果。秦统一后,在需要向右转的时候没有放开社会自由才导致反抗。
王安石变法,是一次激烈程度不高、不坚定的、由统治者内部自行发起的向左转改革。宋神宗继位后面临的内外局势跟秦孝公多有类似。社会分配的不平均,财富集中在大官僚大地主们手里,按人头收税的财政政策面临触礁风险。政府开支上面临庞大公务员阶层和战争赔款两大支出项。所以政治上急需向左转,由新秩序重新分配财富。王安石的变法主要也是三个方面是:1)裁兵、贡举,改革治军治吏;2)方田、募役,开发生产增收财政;3)市易、均输,提高效率减少成本。王安石先后八年变法两次,最后都是被排挤出局,新法被废。所以很难说明新法本身有什么效果。以北宋的灭亡,只能说明不变法的后果。说这次变法的激烈程度不高,是因为一方面新法的radical程度比较和缓,这是宋庭整个的朝廷文化特色决定的。另一方面,最高当局的改革决心也不够坚定,所以在最后对待改革的问题上就成了因人废事了。
张居正变法,是一次和缓的、但坚定的、由统治者内部自行发起的向左转改革。明朝经过200年到嘉靖一代,官僚腐败,分配不公,外战紧张等各种矛盾都到了激烈的程度。嘉靖在位45年,时长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的47年。(以前讲过,最高统治者在位时间太长,容易使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并稳固,带来的社会不公程度就高。统计上看,古代中国皇帝在位时间最好是平均11-14年之间。现代社会,生产发展,社会各种交易速度快,以8年为上。)嘉靖的长期执政,以至于这一代的问题,即使严嵩集团被清素也没能了结。后面两任首辅徐阶、高拱也都是同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人。这些问题部分解决直到嘉靖的孙子万历上台,启用自己死去皇爹的老师张居正后才慢慢有了解决。
张居正这个人比较实际,有耐心,所以他从嘉靖26年进士起做了20年翰林院学士,只上了一次奏折,基本上都在观察思考养精蓄锐。隆庆皇帝上台后,给张居正这个受宠太傅以宰辅,他都不急于改革,而是选择与同为宰辅的政敌高拱和睦相处。直到年幼的万历上他升位首辅之后,才逐渐实施改革,推行他以打击既得利集团为目的的一条鞭法。张居正主政十年,改革涉及军事、经济、吏治,明朝有了万历中兴。张居正后来多次请辞不准,积劳成疾,死于任上。说张居正变法是和缓的,主要在于他对变法时机的把握上不急不躁。说他坚定,是因为他可以因为变法已进高潮,连自己老爸的丧礼期间都没有回家,但在改革成功之后却三番两次请辞还乡。
从商鞅变法到秦灭六国,大概是三十年的时间。巧的是从张居正变法到万历中兴结束也不出30年。向左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在偏左的状态下应该不会停留超过30年的时间,就会被向右的趋势慢慢取代,而一般不需要改革。一个特例是中国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我看来,邓公的改革其实正是共和国建国之初的政策方向的延续,而中间的反右文革20年是一个不符合历史规律的非正常阶段。
从这三个古代案例应该看到的结论有二:
第一个结论是,人为的向左转,是一个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右向的运动,就是社会利益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的自然。你放开了政策,什么都不管,他们自然的就会这样走。但是这样走到一定的阶段,肯定就会有严重分配不均和不公现象。这时候社会自身是无法自行调整转向的,必须人为的力量加以调整,向左转。重新划定利益格局,回到良性的轨道上来继续走。向左转必须是人为的,向右转肯定是自发的。所以确立一个社会的架构,确立一个政权的长久,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就是要为这种不断需要的向左转提供可行机制。美国的制度是提供了这种机制的制度之一。历史证实,可以看看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虽然没有提供这种政权内部的机制,只是在自然上提供了可能。皇帝总有老死,新皇帝上台就是换人换思想的机会,但不是机制。
第二个结论是,机制的设定,最主要的是要达到权威和实践上的有效统一。权威和实践统一,比如商鞅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变法就得以成功,社会可以回归良性发展。国家权威层和改革实践层的统一是改革得以继续的条件。王安石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找到这个统一。张居正是通过耐性把自己培养成权威。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制度本质上没有这个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是机会的,不是机制的。机制上的东西,少一些主义,多一点科学。比如,现在目前的中国政治体制里,领导人一届5年,一代10年,而他们的政治余热(卸任后的影响力)可能是20 年甚至更长时间。这个时间就过长了。向左转最好以较快、较迅速地时间完成,商鞅变法10年,王安石8年,张居正10年,如果一届领导人的本来就只有8-10年,但从机制上来讲,还必须与前任的余热共处的话,就不能保证社会有效的向左转。领导人两任八年制和卸任余热问题,是当前机制上应该尽快做的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