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笑的生物社会时钟
假如一个孩子，刚一离开母体，不是哭而是放声大笑，就会比卢斯特驾驶轻型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上更吸引地球村的注意：“西班牙男童出生就会笑”。越离经叛道，销售得就越不同寻常。到处我们都可以碰到大自然树立在大脑计算机里的战略：侦测和谴责异常现象的乐趣，目的就是发现和维持法律（或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有时是为了拿另一个法律来替换原有的）。在情感体系和生物社会体系的精密的程序里，遗传计划预计了生物时钟，它们在预定的时刻敲响并开始一个确定的进程。今天，一些电子锅装置了一个精密计时计，可以让家庭主妇安心地设定好烤鸡的温度。不需要主妇们气喘吁吁地买东西跑回家并且对在路上碰到的缠人的女友突然叫道：“哎呀，我得走了，不然的话，我的烤鸡就变焦炭了！”
设想人类大脑的，人类个人的，人类社会的，动物社会交响乐队的，原子微观世界的和星际宇宙的设计，装置和运行者不必要每每“为了不烧糊烤鸡而压灭炉火”（尽管信徒们请求上帝，圣徒或是召唤魔鬼和一切不可见的生灵来熄灭某个炉火来挽救某只烤鸡）。现在不进入到这里来消除某个不可见的生灵在某些事物过程中的直接干预问题（“艾滋病是上帝的惩罚”），或者讲“色欲是魔鬼的一种诱惑”，我们在大脑的地区里旅行时发现了根据精确和严厉的法律而自动激发人们情感的机制。在这些精细的程序里，我们找到了设置在大脑里的这些精确计时计或生物时钟，它们激发一些情感系统的启动。
婴儿在孕期的后几个月会在母体内轻轻地蹬踹----众所周知的法规----这是正常的。大脑计算机当婴儿还在母体内的时候还没有激发他的笑或是哭的愿望。当大脑计算机得到婴儿已经有了一定的成长之后，就用情感杠杆给他建立要站立起来，要迈出第一步的愿望。而对他所完成的任务，将得到观众（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的兄弟姐妹和邻居的）敬佩和鼓掌这类情感酬金。渐渐地，计算机开始启动他的笑的学习和练习。同我自己的孩子们我已经有过数次这种经历。爸爸脸上的某些异常怪像会引得即使仅仅几个月的婴儿发笑。大脑计算机开始侦测到我脸上的一个“正常”表情的违规现象就引发了婴儿笑的愿望。随着他的大脑计算机接纳了新的法规，他笑的领域也就扩大了。
他一岁半的时候，如果我弄件女性的衣物在自己身上，比如一个胸罩放在头上，我的孩子立刻就会笑起来。他的大脑计算机已经扑捉到了有关某些衣服穿戴的文化法规，侦测到了违规现象并且就释放出了笑的愿望。当他吸收的法规越多，就会侦测到更多的违规现象，也就在更多的时候释放出笑的愿望。笑跟讲话或哭同样都是一种语汇和一种法规，当大脑计算机根据内置的生物时钟给出绿灯的时候，它就开始运行。从这个时刻开始，大脑计算机就逐渐地和累积地发展这种语言。
有时候，正好相反，逐渐减少某一种语言或是特定的法规，就比如哭的语言。
8-j.语言的音乐：遗传和环球的语音
“在某种有音阶的声响同特定的思想之间没有任何天然的关联，既然是这种情况，对所有的人来讲，不过只有一种语言。”（约翰.洛克忘了加上“特定的情感”）。 洛克的话语看来是无懈可击。尽管如此，在我们对大脑计算机进行歇洛克輠尔摩斯式的研究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怀疑那些看来是非常明白的东西。大自然，就如同一个张扬的罪犯，看来很乐意地把一些假的痕迹放在我们眼前，看来很平常，好像要引我们误入歧途（尽管在相反的方向我们更有兴趣察看那些普通的地方而不相信一切看来非常明白的东西）。在洛克的话语里，有一个明确的先决条件：“假如在某种有音阶的声响同特定的思想之间有着一个天然的关联，那么对所有的人来讲，不过只有一种语言”。这个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和必不可少的。 洛克没有继续讲道：“由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上述关联”（第二个先决条件），就不存在对所有人的唯一语言（结论）。
这第二个先决条件和结论，由于看来相当明白，在洛克的先决条件中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也认为，这第二个先决条件太明白了。这里有汉语，俄语，日语，盖丘牙语，西班牙语和所有相互之间不能说明白的各种语言的大杂烩。那么好，那个对所有人共同和唯一的语言就把我们的良知――而不是我们的大脑计算机――藏在镜子群中的无限迷宫和语言的犄角旮旯里。我们接受洛克先生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而拒绝第二个，因而，我们否认他的结论。我们发现在某些有音阶的声响同某些思想（和某些情感，我们添加上来）之间有着一个天然的（由于非常明显的道理，我们称之为生物自然的）关联，因此，根据洛克先生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得出结论：存在着一个对所有人都是共同的和唯一的语言。怎么回事呢？
我以为应该在英语里或在汉语里，在任何一种人类语言中，存在一个双重语言：口头的语言和音乐的语言，文字和音乐。语言的音乐，音乐的语言，是遗传的，生物自然的，环宇相通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语言的文字，口头语言是文化的，可变的，跟别的民族不能沟通的。甚至由于时间的推移，同一种语言会逐渐发生变化，变化着，直到变成不可沟通的了（拉丁语变成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十四世纪的西班牙文对我们来讲，简直就是外文了；西班牙语逐渐地结晶为墨西哥语，阿根廷语，古巴语．．．．．．）。把歌曲就简化为歌词，对音乐毫不假思索，那就如同将部分同整体相混淆或是仅仅看到钱币的一个侧面。有个法国民谚说，《C’est le ton qui fait la chanson》（歌曲里是音调在讲述故事）。尽管不应该坠入到轻视歌词的另一极端，一首歌如果没有音乐就会是鲜为人知的了。
实际上，两种语汇----音乐和歌词----都是重要的，不可减少的和携带有各自思想和情感信息的。在任何人类语言中都会出现“变可变的”某种类似的东西。音乐跟西班牙文或中文歌词是同等重要的。两种语言 ----音乐的和语文的----携带有他们各自的和不可或缺的思想和情感信息。这是一条我们认为早已被发现的法规：“在所有人的大脑计算机里遗传计划已经装入了一个生物自然程序，这个程序用来破译和重新制作出所有人类共同的音乐语汇，而这种语汇是与人类所有的语言语汇所伴生的”。
在一首歌曲里，通过音乐语汇或是语汇的音乐，我们理解旋律，节奏，音调，音色和音量。我们不停留在这里去分析语言这枚硬币陌生一面的全部外延，我们只是愿意指出一些最突出的某些方面。植入人类大脑计算机的音乐语汇的生物自然软件包括：
甲） 发出声响者的类别。一个西班牙盲人的大脑计算机，听到一个中国人在讲话，一头驴在叫和一头母牛在叫时，会翻译出这些语言的音乐并破译出一个传递出来的社会概念：发出这种或那种声音的是哪类物种。尽管西班牙盲人的大脑无法将语言声响----单词----翻译成观念和情感，因为他未输入这个软件，可是相反，他可以侦破出所有人共通的人类自己的音乐，无论它是用中文还是用任何其他人类语言来演唱的。我们到此应该发现一个总体计划，一个所有动物物种音乐语言的设计师：每个物种内具有共同的音乐语言，而它是与其他所有物种的语言完全不同的。各个物种的大脑计算机可以破译属于他自己同类的音乐。
乙） 言者之年龄。西班牙盲人的大脑计算机可以翻译出一个婴儿的，一个讲汉语两岁孩子的，五岁的，十岁的，年轻人的，成人的或是一个讲汉语老人声音的不同声调。人类蜂房----或是其它物种的蜂房----的设计师设计出不同的声调为了使包括一个盲人都能够通过这些来分辨出对方处在人生不同阶段(那是如此戏剧般地不同)。另外一方面，在大脑计算机中植入这个程序后，使得这个出色的东西一听到任何人讲任何一种语言时，都可以马上把它的声调----一种声响----翻译成一种概念：“这个讲中文的人是个两岁的孩子”。
丙） 言者之性别。所有人类的大脑计算机输入了这种程序，即把无论使用什么语言的说话者语言声调翻译成下列概念：言者为男性还是女性。西班牙盲人的大脑计算机立刻侦破讲俄语者的性别哪怕他刚讲了四句话。（这个定律在我的另一部书里《游戏规则----性别》有详细的分析。）这条定律，如同其他遗传定律一样，由于先天发育不良，这样那样的病或其它什么原因也会产生一些异常现象。我们再次得以证实，违规现象不是否定定律而是预计到及核实了它的存在。大脑计算机立刻就能侦破出违规现象----例如，一个成年男子的尖亮音调----并且立刻用羞辱和笑声的情感惩罚来惩治他。有一天我给一位我仅从他的作品里认识的著名教授和作家打电话。当我听到对方说“Hello!”时，我说：“您是某某教授的夫人吗？”，“不是的。我就是某某教授”，他咕哝地答道。我的大脑计算机即刻将这个声调----一个百分百女性化的声调----翻译成它应属的性别。我的大脑计算机，当发现了这个违反生物社会法则的违规现象时，立即释放出两种预先设置好的情感机制：我感到受了强烈刺激并且想笑。当我给自己的孩子讲这件事情时，他们都大笑了起来。
丁） 言者的个性特征。 生物社会法则的设计师创造出一套视觉的，声觉的，嗅觉的和其它的与思想和情感系统相对应关联的识别标记，以此来识别出在蜂房各种关键结构地位：种类，性别和年龄。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大脑计算机，一个个体是作为虱子或猴子，男性或女性，就是说，作为一个无个性化的个体或是一个特定蜂房的确定细胞在行事（请见第四章）。但是在另外一系列事务中，生物社会法则的设计师同样赋予个体以某些个别的和唯一的识别标记：指纹，面部和身体的设计以及如此多的能够逃离我们的意识但却逃不脱我们的大脑计算机的标记。在这些由生物社会法则的遗传设计部所设计出的个性痕迹中，我们在所有语汇的音乐中找到了独一无二和无法混淆的个人音色。大脑计算机不具备个体声音音色的软件----如果我们的研究是正确的话，甚至不具备识别他自己母亲音色的软件----，但是他将制作出个体声音音色的档案。每个大脑计算机都存档了一份类似于个人地址和电话通讯录的一份文件：一份详尽的妻子，每个孩子以及那些有着职业的，商业的或其它联系的人的音色档案。当大脑计算机听到一声，“请讲”，就可以调出来讲话者的音质档案。有人可能会质疑：“如果每人音色恰恰是个体的，这位先生怎么还讲什么世界性的语汇呢，就是说，与世界性那不是自相矛盾的吗？”。世界语汇在于所有人的大脑计算机具有共同的接收任何一个个人的音色的遗传程序，尽管不能将别人使用的语言都翻译过来。今天很多日本人，俄罗斯人或欧洲人的大脑计算机可以识别出克林顿总统或是教皇保罗二世的音色，尽管由于没有相应的软件而不能将他们的语言信息翻译出来。
戊） 言者的情绪状态。无论是谁设计出了人类蜂房，生物社会法规和情感系统，他如同巴赫一样，创作出了一些跟各种不同情感的整个领域都相匹配或协调的不同旋律。随后决定把这些不同旋律与情感的对应关系输入到大脑计算机里----这里讲的是平平的骨板（亚里斯多德的哲思，每个人生下来时大脑是空白的-译注），蜡封在里面，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这是个明显的错误，尽管是个古典的错误----。有此之福气，所有的大脑计算机，一听到另一个人讲话，尽管不能破译出这些语音之中的观念和情感的内容，但是可以翻译出不同感情的旋律从而立刻侦破出讲话者的“情绪状态”。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个人的大脑计算机，无需我们自己操心此事，就会下令给喉头，牙齿，舌头和嘴唇所组成的弦乐队来演奏跟“情绪状态”相匹配的旋律，就是说，跟我们讲话的这个时刻正在活跃着的情感相匹配的旋律。我们要求大脑计算机发送出一些确定的语言信息。大脑计算机接受我们的请求，但是此外还发送出一些第二种语音信息：跟我们在这个时刻感受到情感相匹配的以及大脑计算机把从我们这里听到的东西“立马”就翻译出来的音乐信息。
己） 个体有机乐队的状态。除了小号跟吉他之间有着音色的区别之外，在一把斯特拉迪瓦柳斯大师制作的小提琴跟一把“战斗”的小提琴之间，在一把拉米雷斯吉他和一把工厂化系列生产的吉他之间在音色上都有着天壤之别。讲话的时候，人发出一些旋律，这些跟其它东西一起揭示了有机乐队的不同质量。一个播音员可以即通过他的语言内容又通过他的“嗓音”自有的质量来“迷住”(有趣的比喻)他的听众。“仅仅他的嗓音，就值得去听某人讲话，那是什么嗓音呀！简直太棒了！”。时常能听到这种评价。一件乐器也可以是损坏了或是音调不准的。“我情绪很糟！”，在洛杉矶一家酒店的音乐会上，安德烈斯.塞戈维亚对我这么说。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您注意听”。他弹奏了一段巴赫的曲子。“您发现了吗？由于气候变化，从马德里飞到这里，吉他在你弹奏的时候走调了。太令人失望了”。一件乐器可以是轻微地跑调了，就如同这把吉他一样，只有安德烈斯.塞戈维亚那样精细的听觉才有可能听出来，可以是跑调得特别厉害或坏掉了。
讲话的时候，人传达出一些旋律来揭示他的状态是或多或少精细完美，或是跑调了，组成他有机乐队的各种不同乐器是状态良好或是破坏殆尽：自然的牙齿或是假牙，或是这些用来吃饭和讲话的用具全部掉光；舌头状态良好或是被全部或部分地割掉了，还是炎症很重；声带状态良好还是发炎了，失声了或是也许因为癌症而动了手术。所有人的中央计算机都在他的声音----情感软件中装配了一个生物音叉，使用这个工具，除了别的功效外，可以侦破有机乐队以及它的各种乐器质量，并且在每次听到某人讲话收到声音信息的时候判断其是否音没调准或是跑调了。一个西班牙盲人的大脑计算机当听到一个日本人在讲话的时候立刻能够侦破出他感冒了。
8- k.愤怒的遗传旋律
有时候语言的文字和音乐非常和谐 , 共同踩动一辆双座自行车，相互依靠和相互强化，宛如一首歌曲。“宝贝”，“我的生命”，“我的爱”（在美国是 honey “蜜”）都是爱情的字眼，是伴随着一种甜蜜的，柔和的旋律，一个缓慢的，断断续续的节奏和一个低音量说出来的。当一个丈夫朝他的太太喊道“宝贝 .....” ，这字眼就告诉她，他此时此刻所感到的对她的爱， 但是加上了音乐，就是提醒她，他要扇她一个耳光。字词和音乐可以通过两条渠道传递出同一个信息或是传递出大相径庭的信息。
“请进，请进，肥胖丑陋的母牛”，一个潘普罗纳学生声调可爱亲切地对一位不懂西班牙语的保加利亚女人这样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这女子的大脑计算机可以把它破译成跟语言毫不相干的善意旋律。
l.爱情的遗传旋律
“宝贝！劳您大驾了，我跟你说过上千次了，什么也不会像让我在茅房没有纸用，那样让我发脾气”。一个邻居用这些字眼朝他的太太大喊大叫，尽管叫她“宝贝”，但那不是这位丈夫柔情的单纯表示。“宝贝”在西班牙文里，就字面意义讲，是一种应该翻译成，亲密爱情的概念和情感的一个发声。但是如果提高嗓门并且向对方干巴巴地喊过去，语言的音乐，这时就代表着一种愤怒和攻击性的概念和情感了。愤怒的旋律是以高音量（不同强度的声调是跟不同强度的愤怒相匹配的）和快节奏为特征的。所有的大脑计算机，都会立刻破译出这种旋律的感情内容，尽管那是一种语言核心你并不了解的语言。
8- m.悲伤，压力和快乐的遗传旋律
“你只要打电话跟我说上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是悲伤还是快乐”，一位夫人这样对丈夫说道。的的确确在所有人的大脑计算机里都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和对立的旋律和节奏：带有性质和数量细微差别的悲伤节奏和快乐节奏。在1979年，我跟萨尔瓦多.艾斯布里乌在他坐落在巴塞罗那的加西亚大道的家里进行了一次会谈。“您出了什么事情？”，他问我。我的一个孩子刚刚在巴塞罗那的一个诊所动了手术，尽管我尽力克制不使自己的担心对别人有丝毫影响，我的大脑计算机下令给我的喉部乐队演奏出担心的旋律。尽管我跟萨尔瓦多.艾斯布里乌的交谈是顺着学术航向进行的，跟我儿子那时候的手术所引起的担心没有任何关系，可是这位杰出的诗人和思想家的大脑计算机扑捉到了我的大脑计算机所传递出的这种旋律信息。当1986年“伊朗门丑闻”爆发后，罗纳德.里根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他的语言信息是对欢乐，对他特有的乐观主义，对意识的平静的一首颂歌，但是他的音乐信息揭示出深深的担心，忧虑，负罪情感。
有一天，我的女儿埃雷娜，那时候她七岁，用小提琴演奏着舒曼的著名乐曲，《快乐的农夫》，同时我用钢琴给她伴奏。我突然心血来潮用小调来弹奏这同一首乐曲。“爸爸”----埃雷娜对我说----“你弹奏的不是快乐的农夫，而是悲伤的农夫”。这个事件打开了我寻找声觉体系和情感体系的和谐点研究的新天地。毫无疑问，大调是快乐情感的声觉翻译，与之相反的小调则是悲伤的旋律。正如埃雷娜说的那样，仅仅将大调变成小调就把舒曼快乐的农夫变成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农夫了。在这里，我们再次碰到了文化，大自然的婢女主题的另一个变奏。
巴赫，莫扎特或是霍阿金.罗德里格创作出具有强烈个性特点的新奇作品，但都是在一些语音—情感的法规之内。如果莫扎特想在安魂曲里表达出一些深切的悲伤，就只能用小调。掌控着音乐作曲的语音—情感的法规其根基就在那些被爱因斯坦----巴赫或是谁发现和输入大脑的那些语音—情感的法规。在自己的亲爱的人去世的那天去买报纸的人，去到议会发表演说的人和打出租车的人，当他跟卖报人，跟出租车司机讲话，或是向他的绅士们讲话的时候，发送出不同的语言信息，但是在所有这些讲话里他都表达出了悲伤的遗传旋律。
8-n.每种语言或方言的音乐
如果存在一个遗传的和环宇通用的世界语 ，一种共通的音乐语言和一个装在所有人的大脑计算机里的相应程序，那么每种语言就不仅仅以它的语文为特点，还有一个它自有的音乐。德语区别于意大利语即由于不同的文字也由于它自己的音乐。
按照一个种族的音叉（在美国的黑人英语音乐和白人音乐）；按照一个区域音叉（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阿根廷人，古巴人，西班牙人的音乐或讲英语的澳大利亚人，美国人，英国人的音乐）；按照一个阶级的音叉（在联合王国上流社会的英国人或“劳动阶层”的英国人的音乐是两个旋律的和两个节奏的世界。
有时候看着家道衰落的上流社会的成员，企图在“暴发户”面前保持上流社会的“重音”，以此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拮据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些“暴发户”徒劳无功地费尽心机模仿一首乐曲的演奏，而这是需要从童年时代就学起的，那个年龄可以最清晰地把乐谱刻录在大脑计算机中。 在每种语言内，被我们称为不同的“重音”的那些东西，同样是一种独特的旋律和节奏。
最后，在这个正在开发的世界（语言音乐的遗传和文化语法）的极其简短的笔记里，我们想指出在每种语言内部是如何都同样存在某种概念和情感之间的对应关系。
就是说，西班牙语中男人（hombre）的发声等于一个确定的概念（口头语言），音乐发声（旋律和节奏），这同样的形式说出来的话，可以是表示不同的概念和情感。当两个西班牙朋友久别重逢用“hombreee!”（在这里是感叹词，表示惊奇，转义为“哥们儿！－译注）一词互致问候的时候，他们既遵守了口头规则（在这个确切情况下使用确切的词汇）又同样遵守了音乐规则（在这种场合特别的旋律）。
“Llové,llové,ha llovío; pero llové, llové, no ha llovío” 一个安达露西亚人在我面前这么说话。我们所有人都立刻明白他要说的事情。两句话中的文字都是一样的。相反，每句话不同的音乐性则想表达：“如果我们管下四五滴雨叫下雨的话，可以说已经下雨了。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下了倾盆大雨才叫下雨，那就没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