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陪现象大写真

按:此文采访写作于1999年,发表及转载于天津,江西,陕西等多家报刊。
 -----------------------

年终岁末,照例是中国新闻界盘点的日子。刚刚过去的 1998 年,盘点大师们存留记忆的除了百年不遇的洪灾、五十年不遇的下岗,还有数千年不遇的蔚为壮观的三陪。 1998 ,三陪跳楼,三陪收税,三陪被杀……关于三陪的消息此起彼落绵延不断 . 有人戏称, 1998 ,中国三陪年。

大风起兮云飞扬 五湖四海三陪忙
四川有三陪小姐 100 万;夜总会搞起了三陪小姐挂牌服务

中国的三陪小姐究竟有多少?这恐怕比歌德巴赫猜想还难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个天文数字,估计比世界上一些中小国家全国的人口总和还多。

要问三陪有多少,先得问娱乐场所有多少。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三陪”现象几乎是与娱乐业共生的,凡娱乐场所几乎都有“三陪”小姐,“三陪”小姐的人数在随娱乐业的激增而骤然增多。有人估算,四川省内就有“三陪”小姐100万之巨。在劳务市场中有“中国第一所”之称的四川成都九眼桥职业介绍所,每年向外输出近4万人,其中65%为女性,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被招到各地去当“三陪女”。在福建的莆田、成都的青白区和太原、沈阳等市甚至开始对“三陪”小姐收费、收税,使之变相合法化。由此引起争议,也招来一些前往取经者。有的地方的夜总会、舞厅还搞起了“三陪”小姐挂牌服务,胸牌上公然标出“××小姐今晚恭候您”的字样。去年以来又花样翻新出现了“按摩女”、“洗足女”、“洗头妹”等一些新行当,成为 98 三陪行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一些“三陪”现象猖獗的地区经常可以看到基层干部成群结队地涌向歌舞厅。在广州郊区一家大型夜总会门口经常有高级轿车驻留,该夜总会竟十分周到地在停车场专门设置了一种能挡住轿车牌号的牌子,以掩盖车主的身份。有的地方还将到夜总会请“三陪”作为招待上级客人的方式。从一些基层单位每年数额巨大的招待费中不难发现其中比例不小的桓鍪 渴歉栉杼 ⒁棺芑岬瘸∷ 目 P矶喔鎏寤Ш退接 笠道习逡舶 ?ldquo; 三陪”作为自己公关的主要手段。对其“关系户”提供请服务小姐陪吃陪喝、陪歌陪舞,直至桑拿按摩,甚至“出台”一条龙服务。有的地方职能部门的干部月工资仅数百上千元,却可以三天两头泡在夜总会里,由此进行权与钱的交易。在近年查处的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干部中有许多是这种娱乐场所的常客。

据记者的调查,山西省太原市六个城区即有歌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2200多家;四川省眉山县一条百米小街竟开有此类场所400余家;河北省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贫困地区的小镇也因开有百余家这类场所而闻名。在一些人眼里,娱乐业已成为“无商不富”的代名词,一谈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首先想到的便是有没有歌舞厅、夜总会。有的地方甚至改革的举措无几,歌舞厅、夜总会却如雨后杂草丛生拔地而起了。

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还发生过执法部门的公务人员身着公服,开着公务车,带着证件前往劳务市场请“三陪”小姐的。据四川省成都九眼桥职业介绍所所长李中义称,他便亲自处理过这种事。

“三陪”名义上是陪酒、陪歌、陪舞,但在许多地方已演化成为色情服务。一些夜总会、酒店、歌舞厅的老板为了生意红火,赚更多的黑钱,在陪客人吃酒、歌舞的幌子下,明目张胆地组织、容留或逼迫“三陪”女子卖淫。据有关方面透露,公安部门查获的卖淫嫖娼案件基本上都是通过“三陪”,包括桑拿按摩作为媒介发生的。据国家公安部提供的数据,1994年全国查获卖淫嫖娼者为27万;1995年为36万;1996年为42.7万;1997年为43.2万。这组数据说明我国打击卖淫嫖娼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同时也反证出另一事实,即卖淫嫖娼现象蔓延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国家公安部有关部门一位负责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三陪就是卖淫嫖娼、吸毒和暴力事件发生的前奏、温床和媒介。”

三陪陪色又陪命 屡遭杀戮为哪般
三陪成了最危险的职业 “现役”三陪胆战心惊

1998 年下半年,关于三陪女惨遭杀戮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端。有调查称:三陪已经成为时下中国最危险的职业。三陪女陪色又陪命成了市民的热门话题,同时又让“现役”的三陪女们胆战心惊。

去年 10 月 16 日,在沈阳作“三陪”的外地女青年李某被杀死在她租住的寓所内,沈阳警方迅速侦破了此案:李某系因卖淫后欲多讨要款额而激恼了嫖客,进而被其杀死。据沈阳警方提供的数据表明:3年时间里,沈阳就有90余名“三陪”小姐被杀。而且,此数字已呈不断上升之势:1995年,沈阳市的“三陪”小姐被杀数是15人,而今年前8个月已被杀28人,仅今年7月份就有4名“三陪”小姐被人杀死后弃尸于垃圾箱中、下水道内、树林中或河流里。如此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事实给人们,尤其给那些涉世未深的女青年以极大的警示:当青春和美貌被充作色情服务的“资本”来敛财致富时,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杀机。

经不住丰厚收入的诱惑,一些图慕虚荣,贪求不劳而获的女青年将“三陪”当作她们一份“理想”的职业,以每个小姐每天收入300元,每月20天计算,每年就可收入近10万元,不但工薪阶层望尘莫及,就是犯罪分子也侧目垂涎,于是,他们将“三陪”小姐作为其抢掠财物的首选对象,图财害命。而“三陪”小姐往往交际复杂,活动非法,人单力薄,加之自我防范意识差,于是,难以避免地成为了犯罪分子捕获的猎物和鱼肉的对象。3年多来,沈阳已有36名“三陪”小姐被犯罪分子杀死劫财。犯罪分子有的利用“三陪”小姐经常是深夜回家的特点,尾随单身的小姐至街道僻静处或楼道的缓步平台上抢劫杀人。

1998 年7月25日23时,铁岭来沈的金小姐回到丹东街她暂住楼的缓步平台时,被一尾随的持刀歹徒扎死并抢走现金1350元;有的犯罪分子还通过先和“三陪”小姐交往,了解到她们的底细和住处后,利用白天她们在家的时机,骗门入室,杀人抢劫。今年4月14日17时,“三陪”小姐辛某被杀死在其租房中。有的犯罪分子还将“三陪”小姐诱骗至家中,奸淫后残忍地杀死,并将其随身财物洗劫一空。家住沈阳的男青年刘磊、王洪亮、师俊民做生意赔钱后,便将目光投向了穿金戴银、风骚迷人的“三陪”小姐,想从她们身上弄钱。为此,他们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精心的准备。他们在沈阳郊区租了一间空房,作为隐蔽的杀人场所,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工业用硝酸和盐酸,配制成“王水”,用于溶解“三陪”小姐的尸体。为了检验“王水”的效力,他们又买来了几只活鸡,扔入“王水”中作实验。针对“三陪”小姐愿意与有钱人交往的特点,他们在与“三陪”小姐开始接触时,出手都很大方。有些“三陪”小姐以为遇到了大款,为了以后能再赚到钱,她们都主动留下电话号码或传呼,一来二去,他们和这些“三陪”小姐混得很熟。他们从中挑选了两名最富有、也是最漂亮的“三陪”小姐,将其引至出租房内,奸淫后加以杀害,劫去其随身携带的金银首饰、时装、现金、信用卡、传呼机等物品,然后将尸体抛入“王水”中溶尸灭迹。至今,在沈阳警方破获的杀人案中,有三名“三陪”小姐被杀溶尸。犯罪分子在供词中对他们的杀人动机都作了一个近乎相似的回答:她们(三陪小姐)也不是什么好人,她们的钱也不是好道来的。

在“三陪”小姐被杀的案件中,也有因双方苟且后因在价格上的讨价还价而产生争执,女方以告发私情或强奸要挟,导致一系列“三陪”小姐被杀案件。去年10月,无业游民张某勾搭上“三陪”小姐那某后,双方以100元价格谈妥,即到宿处嫖宿。因另加有“服务”项目,那要求再加300元,否则就告张强奸。张盛怒之下,拿起菜刀将那劈死。 1998 年8月5日凌晨3点,两名男青年来到和平区某练歌房,酒后与“三陪”小姐于某到一处发生性关系后,于向两人要钱,其中一人掏出尖刀向于身上乱刺,为逃命于从四楼阳台上坠下,当场丧命。

年轻貌美的陪舞女郎,在狂风暴雨之夜连接被奸杀,或弃之于荒郊,或抛尸于河中,一时间引起社会震动,经沈阳警方多方侦查,终于破获此案并将杀人恶魔捉拿归案。原来,30岁的沈阳青年曹某与曾从事“三陪”服务的妻子离婚后,便把对妻子的仇恨转移到对其他女性,特别是从事肉体交易的“三陪”小姐身上,其心理严重变态,产生了强烈的泄愤杀人动机。不到一年时间里,他先后将7名“三陪”小姐带回家中,摧残奸淫后杀死,用刀肢解后装入塑料袋内抛入河中。他已把杀死“三陪”小姐当成一种特别的嗜好,在被抓获后他对警方说:“我就是特别瞧不起干‘三陪’的,每杀一个心里都感到特别痛快,这次如果不是被你们抓住,我还要继续干下去。”现在,曹某虽已伏法,但仍有不少性变态者依然在从事着残杀“三陪”小姐的犯罪活动。今年7月20日下午3时,在沈阳某宾馆的一房间内,发现一黑皮箱内装有被肢解的女人的上身和两条大腿。据警方分析,这可能是一起性变态者有预谋的杀人案。就是那些侥幸逃脱,没被杀害的“三陪”小姐,也常常被一些性变态者摧残、蹂躏以致抱恨终身。

“三陪”小姐虽然长相漂亮且年轻富有,但由于活动非法,名声不好,所以很难追求到正常的爱情和建立家庭,她们只能当有钱有势的男人的“二奶”、姘妇。很多人成为了“爱”的牺牲品。三年多来,沈阳仅因“情”被杀的“三陪”小姐就有近30人。“三陪”小姐作为女人,也有正常人的情爱,她们中有些人对其所陪对象也会产生一种感情,姘居一起。随着时间推移,年龄越来越大,感情不断加深,有的“三陪”小姐便无法满足这种姘居关系,她们要求结婚成家,以求得“名分”,然而,以玩弄女性为目的的姘夫自然不允,于是,“三陪”女便以公开私情或向单位告发相威胁,姘夫于是铤而走险杀人灭口。1996年,“三陪”小姐王某在酒店与沈阳某大医院医生刘某相识,很快两人姘居在一起,1997年底,王要求刘尽快与妻子离婚同自己结婚,否则就到医院去告发他,此时,正值刘某晋职提级的关键时刻,刘某深恐丑事败露,便将王某活活掐死。辽宁大学研究生朱某结识“三陪”小姐张某后,很快坠入“爱”河,两人同床共枕,出双入对,俨然一对恩爱夫妻,但时间长了,朱某便觉得张某俗不可耐,想结束这种关系,然而,张某岂肯放过这位研究生情人,死缠着朱某不放。朱某无法摆脱纠缠,却又不忍心下手,于是,就找来弟弟,趁张某熟睡之时将其活活勒死。

三陪陪谁?小姐说:一陪官二陪钱
民谣:更喜小姐美如雪, 三陪过后尽开颜

中国一份权威刊物发表过一封读者来信:究竟是谁在享受三陪?信中问道:是农民?农民老大哥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一身汗臭早就吓跑了“三陪”小姐;是打工仔?打工仔挣的是血汗钱,还要维持一家生计,不可能去光顾酒店、舞厅;是企业职工?目前企业普遍不景气,有些下岗者连生活都无着落,他们不是“三陪”小姐陪的对象;是收入微薄的职员?他们没条件去消受;是教师?他们几百块的月薪,别想去“潇洒走一回”;是书生?他们没经济来源,迷魂宫不敢进。

 老民谣曰:更喜小姐美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1998 年,一首题为“领导来了怎么办”的新民谣在南方流行。新民谣曰:领导来了怎么办?先住宾馆再管饭。管饭以后怎么办?麻将桌上搓几圈。搓麻以后怎么办?卡拉舞厅转一转。转完以后怎么办?桑拿浴里涮一涮。涮完以后怎么办?找个小姐按一按。按完以后怎么办?小姐问他干不干。干完以后怎么办?领导潇洒把字签……这首新民谣,形象记录了 90 年代领导们的吃喝嫖赌三陪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代气息。

事实上,官和钱经常是互相交织、互为利用。有权者,可借上级下来检查工作之便,慷国家之慨。光顾舞厅、酒店,尽兴地让“三陪”小姐陪上一阵。也有单位或个人,为了利益得失,宴请“权力”、“关卡”部门的人员,花上几千甚至近万元,酒足饭饱后,到舞厅溜达,“三陪”小姐一搂,事情就办到了。一个体服装老板曾叹气道:“做生意难啊!碰到麻烦事,总得求地头官,酒桌上花几千元是平常事,还要付‘三陪’费啊!一年所付的招待费是你们工薪阶层好几年的工资啊。”有钱者,一夜暴富者,挥金如土,满世界寻找刺激,三陪成了他们填补空虚的最佳途径。

“三陪”名义上是陪酒、陪歌、陪舞,但三陪的背后往往演化为色情服务、卖淫嫖娼。因此,从有关卖淫嫖娼的调查可以推之三陪的相关情形 。 1998 年 8 月,来自中国医学界、社会学界、生命伦理学界、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以及妇女管教所的管理人士汇聚北京。在其后公布的一份《关于艾滋病与卖淫人员的调查报告》中,描述了“小姐”们对嫖客的认知和态度:

在从事性服务的女性眼中,最受欢迎的是韩国男人。从小姐的自述当中发现,在性交易过程当中,她们希望能够受到平等的对待。“中国的男人,在完事后,就从衣袋里掏出钱来,往床上一扔说,这是给你的,让人感觉很不舒服。韩国的男人完事后,则会把钱捏得小小的,然后轻轻地放在你的手心上,说:‘妹妹,这是给你买化妆品的。’”   

尽管对中国男性颇有微词,但个体老板仍最受卖淫者欢迎,其次是单位的领导。打工仔、长途司机等皆在不受欢迎之列。  

上海的调查者发现,卖淫女性对买淫者的身份大都了解得很清楚,从受访对象反映的情况来看,现行的买淫者中私营老板占了大多数,共 69 . 5 %,如果加以细分的话,个体户占 54 . 5 %,企业干部占 20 . 1 %,国家干部 11 %,外国人占 11 %,一般工人占 9 . 7 %,供销采购人员占 7 . 1 %,司机占 6 . 5 %,港台投资者占 3 . 9 %,无业人员占 1 . 9 %。武汉的调查也表明,买淫男性的年龄以 20 ~ 40 岁为多,业务员和老板占到 82 %,其中本地人占 53 %,外地人占 45 %, 62 %的都是有钱或比较有钱的。

红灯区:有人呼唤有人喊打
专家警告:中国爱滋病已超过万例

四川省奉节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该地一名22岁的姑娘,到沿海一带打工从事“三陪”业,患上了艾滋病,她带着一只装有卖身钱的皮箱返回家乡,原想在死后用那笔钱为父母养老,其父却在女儿死亡后将巨款与女儿尸体一起烧掉。

中国自 1985 年发现首例爱滋病病人到 1998 年 6 月底,累计对 1000 余万人进行爱滋病病毒检测,有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发现爱滋病病毒感染者 10676 例,爱滋病病人 301 例。 1994 年以后,报告例数逐年大幅度增加。这是去年在京召开的世界爱滋病大会报告会暨控制吸毒传播爱滋病研讨会上发布的信息。与会专家强调,遏制爱滋病病毒的迅速传播刻不容缓。中国目前公布的 HIV 的携带者的人数为 30 万,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到 2000 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将增加到 200 万。而每个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是 8 ~ 10 万元,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专家指出,三陪是卖淫嫖娼的温床,卖淫嫖娼又是爱滋病传播的温床。性病在近三年的各类传染病发病率排列中仅次於痢疾、肝炎而居第三位。 1998 年上半年全国性病报告数比去年同期增长 40.53% 。

三陪女及由此引发的卖淫嫖娼者已经成为传播 AIDS 的高危人群。青岛对 15 名性工作者的调查中, 15 人都认为,从事这一行业,即使认真预防,患性病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患有性病,有 10 人表示会治好后再工作,但 2 人表示会在治疗过程中同时接客, 1 人表示不查不治疗,而且会报复男人。上海的被调查者当中,也有 68 . 2 %的人表示,假设自己感染艾滋病,不会将实情告诉他人; 9 . 1 %人表示,感染艾滋病后,会继续卖淫, 13 . 6 %的人表示,自己会把艾滋病有意传给他人。“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不如多死几个。”

针对三陪和卖淫嫖娼现象的迅速蔓延,有人建议,设立红灯区,一切都公开化,在红灯区工作的人要领上岗证,并做相应的健康检查才能上岗工作,这样能防止疾病的蔓延。反对者认为,如果这样做将会导性服务业转为更加隐秘的地下状态,更无法控制疾病的传播。有人表示,开放“红灯区”只能将涉世未深的妓女管理起来,而大量的、高级的、有“能量”的妓女不会“应邀入瓮”。仅对这样一小部分人进行健康管理以求达到控制社会上性病、艾滋病的流行与扩散,效果可想而知。而在传统人伦观念极强的社会,还远未达到容忍卖淫嫖娼者公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地步。

中国权威的媒体也提到过一个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涌入城市的农村打工妹有大约 1800 万左右,平均年龄不到 23 岁,文化水平低于初中,其中又有 90 %的进入服务业,这部分人也将是从事三陪和卖淫业可能性较大的人群。过剩的流动人口为商业性交易设立了前提条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港澳台来的,以及外国的投资者和管理者,也有性的需求;其次,暴富的人不断增多,消费的畸形化还在继续;其三,中国男女人口比例失调,据 1996 年统计,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 2000 万。

从防治艾滋病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