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Homo ethicus 伦理人
一只海豚来到世上, 大脑里并未装有准许它扮演一位演员的程序，在洛杉矶有一座水族馆，叫Marineland，那里有个“海豚剧场”----theatres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它在那里进行“表演”----perform,一个用来描述演员所扮演的角色的动词----，它的表演在前来赞叹的观众中掀起敬佩的热浪。在海豚的大脑计算机里装置有一个软件，其中包括了消化系统（应该吃什么，如何吃，什么时候吃和吃多少）和它的繁衍系统（它的大脑计算机通过情感释放告诉它要吸引谁，同谁可以作伴，并且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时候，什么量和如何进行）的软件。它的大脑硬件准许海豚接受训兽员交给它的软件。
在人的大脑计算机中也并非生来就带有伦理程序的，就如同生来并不带有西班牙语程序一样。到目前为止，海豚的大脑计算机和海豚未来训兽员的大脑计算机在这些脑回股沟方面是并行不悖的，封存在未写有任何文字的程序里（封存在伦理和封存在一种人类语言）。训兽员永远也不可能，教会海豚懂得好与坏的含义----伦理系统的思维关键----也不可能让负罪感，或者感到影片中好的一面而获得满足感这样的情感，在它们身上起作用----这种系统的情感基础----。人类大脑计算机的硬件有着完美装置，从幼小的童年就可以无意识地，接受他所处社会的伦理系统，就如同完美地准备着接受他出生社会的语言一样。人既是一个理性人，Homo rationalis, 也是一个伦理人，Homo ethicus。尽管达尔文，以进化论狂热信徒的偏执，固执地去证实动物已经有伦理系统，但是，人类之外的任何一种动物都不能理解，好与坏的思想和情感含义。 伦理是人跟猴子之间无法逾越的遗传界限，从科学上讲，看来这是不能否认的。
b.伦理邦：伦理社会
蜂房本身，出产着蜂蜡，蜂蜜和一个规则非常精确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蜜蜂就像一个运转中的钟表零件一样。无论是蜂房，蚁窝，还是猴群，都没有向蜜蜂，蚂蚁或是猴子提供某种伦理系统。相反，所有类型的人类社会----特别是geopolis或领土社会----是个eticopolis，一个伦理或道德的社会。正常人都是出生在一个向他提供一种语言系统，和一种伦理系统的社会里的。
小孩的大脑计算机随着年龄的增长，无意识地，吸收着语言游戏和伦理游戏的规则。随着他所在蜂房的伦理系统，在他的大脑计算机里建立起来之后，这些系统就演变成了一个生物程序，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它就按照它自己的法规和生物机制开始运行。
在所有人大脑计算机的硬件里，都建立了一种本质上特殊和唯一的一种情感：负罪感。这是伦理系统自有的一种情感机制。 跟羞愧感或是嘲笑感同样，负罪感不是学来的而是遗传的。现在好了，大脑计算机按照在你那个领土社会，这种现行伦理法典在他们的软件中所建立起来的程度高低，来释放出这种情感机制。无论是一个“原始”社会还是一个“文明”社会，都是一个伦理邦，一个受着道德规则规范的伦理社会，这些道德规范就是：这个行动是对的和另一个行动是不好的。
假如一个努尔人----伊文思.普利查德研究的一个苏丹“原始”社会的成员----在大庭广众之下，雷鸣般地从体内“逃逸出”一种有机气体，他就会受到羞愧和成为笑料的情感惩罚的鞭挞， 在这方面跟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没任何区别，他要是不小心在发表“人类的进化”讲演当中发生同样的事情，也是要受到情感惩戒的。双方，“原始人”和“文明人”，不同于猴子的是，都受着严厉之极的禁忌约束，即绝对禁止在公众场合下发出有机声响，否则将受到羞愧和被嘲笑的可怕情感惩罚。
马利诺夫斯基，一位在社会人类学这小小的世界里，辛勤耕耘的著名先驱讲述过特洛布利安特----在太平洋的一个社会----有关乱伦的传说。两兄弟有一次在海滩上相遇。两个人开始奔跑，游水，玩耍和打闹，直到最后在各种游戏中，他们玩了被乱伦所禁止的相互亲吻和性欲拥抱。两个人都遭到负罪感的强烈折磨而最终选择了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年轻“野蛮人”已经被输入了这种严厉之极的规则（“两兄弟之间做爱是一种坏的行为）的程序。大脑计算机已经收进了这条伦理规则，一当知道这个违规，就向这两个年轻人释放出了最高强度负罪感的可怕打击。
倘若哈佛大学的教授“堕落”到企图跟自己的女儿做爱----如今在这个“先进”社会里是一种违规----则将受到特洛布利安特传说中，野蛮兄弟同样的负罪感法庭的审判。我知道在米尔瓦乌基（美国）有个四十出头的人，被他自己的女儿们（十岁和九岁）以落入乱伦之井被告到法庭（1986）。他的律师劝他在法官面前拒绝承认这个“不仁”之罪----在英文当中也是felony----。这个人没有听从律师劝告，自我承认guilly,“有罪”。 “为什么你自己宣布有罪呢？”律师问道。“因为在这真理的时刻，我感到这罪恶如此沉重地折磨我，以至于我无法制止我的嘴唇，它们自己就供认了：guilly”。
尽管说如今是自由的，放纵的，文明的，进化的时代，无论是特洛布利安特人的“野蛮”社会还是美国的现代社会，都受着有机气体禁忌和乱伦禁忌制约，同样的大脑生物社会和情感机制在发挥着作用。在所有的领土社会里，一部伦理法典制约着所有的其它社会体系：经济的，家庭的，政治的，宗教的。各自的规则会有所变化，但是法典本身不变。有些社会里提倡无神论（即便是猴子也不实行无神论，但这本身是一种宗教程序），但是任何人类社会，最“原始的”也好或是最“进化的”也好，没有一个倡导消灭全部道德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一个伦理社会，在那里反复地将自己的道德观念教导给所有成员，并且把这个程序放入到遗传计划，预先设定在大脑内的位置。 即使是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把无政府主义当作一种非常严格的伦理制度在推行，在那里政治和经济制度及其代理人们被说成是“坏东西”。
所有政治制度都受着伦理和生物伦理制度的制约。每个领土社会都把“背叛祖国” 判定为最不光彩的伦理行为，并且把“为祖国献出生命”当作, 能够想像得出来的最荣耀的行动。 某些例如像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制度倡导国际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破将人与人相互分割的全部边界。 这是一种在不同伦理制度之间进行的游戏----我给这个词以科学含义----，而一个人被迫要加入到这个或那个伦理行列里。早在“ 野蛮”社会里就有从不同的讲坛上宣扬着对立伦理的预言家们，想入非非的人，以及“巫师们”。由于在我的作品《游戏规则：部落》里面已经讲过这个问题，这里我仅仅显露一下部落伦理冰山的山尖。
c 伦理制度和政治制度
“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己就陷入到领土团队（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阵俄国马克思主义）部落伦理之中。事实上，在全世界同志们的环宇化妆底下，领土边界更加强化了，部落情感更加激活了，两者直到不容置疑的地步。在苏维埃联盟内，最大的罪恶就是被控告为反苏活动。部落伦理高于一切，对中国，俄国，努尔人之地，阿兹台克社会，伊朗或巴斯地区的忠诚，在二十世纪的今天继续大行其道。
有一些反对“民族主义”的伦理，基督教的伦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世界语者的伦理，自称“世界公民”的“文明人”的伦理。但是即便是人们操心和关切更多的，是环宇的，世界意义的，反民族主义的伦理，尽管他们大脑里装入了这种伦理程序，但是同时也装入了他们自己部落的伦理程序。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最狂热的世界公民也会露出，最古老的部落味道的“马脚”。背叛祖国和dulce est pro patria mori----为祖国而死是甜蜜的----的观点，就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生物堡垒一样，贮存在所有人的大脑计算机中。
在战争和帝国的游戏当中，所有的领土社会都企图用武力战胜对方，并且用一种表现出来是唯一的和真理的伦理去征服对手。苏联人在他们跟美国进行的帝国游戏中，企图说服----军事上残废的----弱小部落明白他们所倡导的平等伦理是唯一真诚的，而那些美国资本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坏蛋就是电影里的坏人。美国人则宣扬相反的伦理：电影里的坏人就是苏联人，他们镇压自己本国人民的自由，并且把大家推入到最邪恶的奴隶制。
在各个领土社会的政治制度里，一部伦理法典制约着它的政治制度。尼克松下台时必须从白宫的后门退离，因为他违反了现行伦理/政治游戏规则里的伦理准则。
d 经济制度和伦理制度
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而且首先是一种伦理体系（确实，从“生意就是生意”的观点来看，经济的内容很少）。
实际情况也是，在那些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里，经济陷入停顿并且在各国的经济竞赛中处在非常落后的地步。
共产党的半个德国得要向资本主义的另一半德国借贷（而大家都是“方脑袋的”德国人，按照地中海国家俗语这样讲的）。那么，那种能量更强大，伦理的还是经济的？谁更有力量？金钱还是道德？事实表明伦理体系可以统领经济体系。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以不同寻常的狂热，倡导着资本主义的伦理：让我们放弃“他妈”的伦理和不合潮流的假道学，必须要提高经济水平。西班牙社会党总书记费利佩.岗萨雷斯对公众讲：“我很遗憾资本家们喜欢我的经济措施。但事实上，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支持我。在西班牙议会里， 一位共产党议员责骂社会党部长，卡洛斯.索尔恰卡说：“你要是社会主义者的话，那我就是帕尔马.特罗伊的主教了”（1987年11月）。社会党和共产党人自己都察觉到了伦理会阻止经济发展。
经济是受它自己的法规所约束的。它的关键词语就是盈利，增长，增加生产，出口。它的指令都在简洁的回文辞中：“生意就是生意”，Business is business。加尔多斯说，有时候，道德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这里讲的是，不止一个女人为了纯粹的经济需求，例如为了支付孩子的甚至就是自己丈夫的医药费，而被迫出租自己的身体。准确的观察。这个女人的大脑计算机通过强烈的情感杠杆，向她施压无论如何要挣到钱，尽管同一个大脑计算机从对立的角度，威胁她要用负罪感（和羞耻感）来惩罚她。经济可以----跟另外的因素（例如在上述的例子里对子女或生病丈夫的爱）联合在一起----成为伦理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在很多情况下，伦理构成经济的发动机或制动器。
“假如我能够变成一个不要脸的人，我早就是个亿万富翁了。 我就像很多议员们那样向每个来办事的人揩油就行，但是那样的话，我会晚上睡不踏实的，也不能像上帝一样平静地生活”，一个西班牙议员曾经这样跟我讲过（洛杉矶，1984）。弗拉加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当被中止了部长的职务时，“我们毫不夸张地说不名一文”。而在“那个时候，政治家放弃政治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我拒绝了所有的邀请而真的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从经济的角度，从business is business的角度讲，“揩油”的部长，像一个商贩或像一个买西瓜的一样买卖许可证或批准书，这个秘密世界的不法商人一样的部长是个很好的生意人。相反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应该受到谴责的，被称为是“贪污腐败”的行为----非常有意义的比喻----。1987年11月18日整个西班牙乃至整个地球村都在注视着一桩五岁女孩，梅罗跌绑架案的结局，索要的赎金是1.5万亿比塞塔。人为了经济目的可以绑架一个五岁的孩子，而将她，她的父母还有她的家人都置于但丁的地狱之中。从纯粹的经济前提来讲，这是一桩不错的买卖。
相反，伦理制度谴责和指控这是个有些肮脏的行为，有些“无法命名”的行为。这两个强大的能量----经济和伦理----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两种体系都在大脑里建立了起来，都用强烈的情感杠杆向主体施压。但是，为什么弗拉加为了伦理宁愿承受经济上的窘迫，而相反，梅罗跌的绑匪们置最基本的伦理而不顾，就是要拿上亿的金钱呢？每个人的大脑计算机从幼年就接受了非常不同的程序（尤其是从他们自己的父母的伦理表现当中），丝毫也不排除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11. e 伦理系统和其它系统
伦理系统或大或小地主宰着所有的社会系统包括人体系统。“饭桶”cuius deus venter est (他的上帝就是肚皮)，就是那个吃饭不是为了活着，而是活着为了吃饭的人，进行了一个被伦理系统谴责的行动。强奸犯，“蒙骗”自己神圣妻子的人，违规乱伦的人在所有的文化里都是受伦理系统谴责的，尽管会有一些各不相同的细微区别。有时候在性系统出现的伦理违规可能会严重地影响到政治系统。卡里.哈特，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必须放弃这个政治马拉松，因为有人在一个周末发现他跟多纳.莱斯，一位迷人的女青年从同一栋房子里走了出来（而这尽管是在land of the free,“自由的土地上”）。
f.法律，伦理和宗教系统
法律，伦理和宗教的系统是一些奖惩规则的总合， 这些系统一进入大脑, 就跟我们正在发现的这些情感机制一同发挥作用。这三个系统 ，尽管互相关联着，有时候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但本质上是不同的。法律系统是一个领土社会----国家的，市级的，省级的，自治区级的----相应（或不相应）级别的当局, 通过的或修改的法律文书系统。是成文法。如果一个交通管理员“钓到”一个驾车人，超速行驶并给他“开出”一大笔款的罚单，这个驾车人的大脑计算机就会由于受罚而释放出愤怒的情感来折磨着他， 但是不会让他受到任何负罪感的煎熬。与此相反，假如已经深深地建立起对婚姻忠贞的伦理程序，一个参议员跟某个女打字员睡了觉，他的大脑计算机就会释放出，跟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程序的程度，数字般成比例的负罪感。在这个案例里面，这位参议员没有违反什么法律，他的领土社会也没有人揪住他的耳朵，但是相反，融入他大脑里的生物法官，毫不延迟地判他承受负罪感的情感刑罚。
同时，伦理系统也跟宗教系统不一样：所有的宗教系统都是伦理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伦理系统都是宗教的。
g.伦理的社会生物钟
没有哪一个刚出生的胎儿或婴儿，就具备一个可以识别和刻录伦理系统的大脑。渐渐地，随着小孩的大脑计算机逐渐地获得了语言系统，就开始识别和刻录最开始的伦理规则，这些原则来自母亲：“一个好孩子不做这个”，“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一个非常坏的孩子”。渐渐地大脑计算机在遗传计划预留出来的“伦理区内开始写下规则”而负罪感也开始发挥作用了。通过这些有意识的和特别是无意识的刻录，大脑计算机里日复一日地建立起来了，一个越来越复杂和越来越强大的生物伦理系统。
h.生物伦理的情感强度计
正如所有的情感机制一样，负罪感机制也是受着一个情感强度计的领导和调节：“当着----无意识地----得知一个根据刻录的质量/数量来估计的强度很大的伦理违规，当得知这个被违反的规则的重要性和得知违规的次数时，大脑计算机自动释放出负罪的情感。当圣徒胡安.德.拉.克鲁斯碰到一位面容姣好的卡斯蒂亚姑娘，自己向“肉欲的诱惑”让步的时候（他自身生殖系统的生物自然程序），他的大脑计算机也许就会，释放给他一定量的负罪感，要比胡安先生的大得多，后者----我们估计----刚刚皈依和进入到深思会教团甚至准备独身一辈子了，结果碰到了这么同样的一块绊脚石。
胡安先生大脑计算机里的独身程序,要是跟圣徒胡安的相比就显得太嫩和肤浅了，后者的独身程序已经建立多年了,并且拥有上百万种产生出来的情感“抗体”（刻录的质量/数量）。同样，对乱伦者比通奸者,大脑计算机所释放的负罪感的情感强度要大得多（所违反的伦理规则的重要性）。大脑计算机在偷万亿美元的人身上比在偷一千美元的人身上所释放出来的负罪感的情感计量要高得多（违规的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