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是手段，维权是目的，维稳离开了维权，其结果都是恶行。维稳的每一步都必须有维权的约束，这样维稳才能善始善终。维权是维稳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一前提，所谓的维稳只是专制和暴政的借口。只有建立在维权基础上的维稳才是真正的维稳，才能保证人权、落实人权、体现人权，才能在国际上有真正的位置。
木然：也谈维稳的目的
本人在几年前就有一博文《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观点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认可，在其后有诸多文章强调了维权的重要性，虽然内容不同，但核心权点是强调维权。现在《人民日报》又一有篇文章谈及维稳的问题，看完之后觉得仍有进一步说的必要。
人民日报最近刊文《维稳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群众利益》，文中说：“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群众根本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在化解矛盾问题的过程中，就应该时时处处体现对群众各项权益的尊重，不可有丝毫‘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粗疏和缺漏。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公正、依法、科学、稳妥处置，就是要求执法者在维护公共秩序时，首先保证自己有良好秩序；捍卫社会公正时，首先展示自己能处事公正；打击违法行为时，首先严格自己依法守法。这样的维稳，才能最大限度维护群众权益，也才能成为群众共识。”
值得肯定的是，《人民日报》这段话是理性的声音，也是对维稳的价值理念的思考与校正，其积极意义值得称赞。但《人民日报》维稳的这篇文章仍须继续做下去，做成大文章，做成取得共识的大文章。这不但是理论本身的要求，更是实践的要求。维稳的实践表明，传统的维稳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维稳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加剧。维稳并没有使群体性事件减少，反而使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维稳不但使上访的民众减少，反而使上访的人在增加。维稳不但使民众的怨气减少，反而对权力的仇恨情绪增加。维稳不但没使政权合法性得分，反而使政权合法性失分。维稳不但没有得到人民的信任，反而降低了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度。人们不仅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与《人民日报》观点不同的是维稳的目的。从逻辑来看，如果维稳的目的是人民群体的根本利益，那么暴力维稳仍然是其首要选项，尤其是在维稳思维的支配下。在现代社会，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具有一致性才是正义的，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具有非正义性。目的支配手段，目的的合理性也需要手段的合理性，手段的合理性就是手段的选择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符合道德、符合人权观念。暴力维稳却可能而事实就是离开了宪法、法律、道德、人权。从历史上看，无论权力做什么，都会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现，而实际上或者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或者是因为统治者的个人利益需要。这些需要披上了人民根本利益的面纱，用以证明维护统治者个人的正当性。
进一步说，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抽象的，宽泛的，甚至是空洞的，虚无缥缈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实际上表明的是个人利益、个人权利无小事。个人利益才是真实的，个人利益才是根本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利益、个人权利为本，离开了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根本利益是不存在的。个人利益是真实的根本的，这表明个人权利是真实的根本的。也就是说，维稳的目的不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维护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个人权利是不可侵犯的，除非相应的补偿根本上弥补了个人损失，即使如此，个人权利仍然神圣不可侵犯。用根本利益取代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增加的不是根本利益，而是有关部门的既得利益，保护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有关部门权力非法的、非理性的扩张。而且用根本利益代替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及腐败。
维稳的根本目的不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维护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这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任何维稳都会破坏稳定，都会破坏社会和谐，都会导致社会的倒退。离开了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维稳就成了真正的维腐，维稳就会失去民心。
回到《人民日报》上来，《人民日报》的这段话有三个词，第一个是秩序，第二个是公正，第三个是守法。那么，问题就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分析。
秩序是一个什么秩序？《人民日报》在这里用的秩序很显然主要是指宪法秩序和法律秩序，宪法秩序或法律秩序无论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其基本的内容是不会变的，即宪法和法律秩序约束所有的权力，使所有的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个人、组织、政党、社会团体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同时宪法和法律保护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公民的所有权利的任何内容都不得受权力侵犯。现在的维稳本来应该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秩序的维稳，而不是超越宪法和法律秩序之上的维稳，离开了宪法和法律秩序的维稳，只是权宜之计的维稳，而不是永久性地维稳。
从地方官员的所作所为来看，维稳就是在破坏宪法和法律秩序这中进行的，官员的意志代替了宪法和法律，一个官员一种意志，一个官员一种维稳的思路，这种维稳思路不但是权宜之计的维稳，更是既得利益的维稳，政绩的维稳，官员位置的维稳。在这种维稳当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但没有得到保障，反而使公民权利遭到公然践踏和破坏。
既得利益的维稳自然缺少公正。这种不公正使得富者越来越富，使得穷者失去尊严，更为重要的是，穷者在失去尊严的同时失去了平等的工作机会，使他们对工作、对生活、对人生、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被抛弃的人。罗尔斯说：“缺乏长远的安全感和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机会与求职机会，不仅会伤害公民的自尊，而且会伤害他们的社会成员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只是被社会收留的人。这会导致他们的自我憎恶、痛苦和愤恨。”这种“憎恶、痛苦和愤恨”如果内向于自我，并没有破坏性，如果外向于社会，那么破坏性就极强，人们平常所说的反社会行为就是“憎恶、痛苦和愤恨”外向宣泄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的维稳，只会给这个群体带来更大的伤害，也会使这个群体对社会充满着报复心态和反社会行为。
没有公正，民众自然就不会守法。没有公正，维稳者更不会守法。没有公正，公共权力与民众会就会在宪法和法律之外寻求解决之道。对于官员来说，求助暴力维稳、警察维稳、城管维稳甚至黑社会维稳成了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维稳的思维就是暴力维稳思维。对于民众来说，他们不再相信法律、不再相信正义、不再相信社会基本规则，他们选择黑社会来保障自己的公民权利，选择暴力来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在非法维稳的模式下，维稳者视公民为敌对势力或者刁民，民众视维稳者为贼寇。二者互相敌视，互相敌对、互不信任，从而导致政治合作的体系崩溃。
维稳必须转换思维方式，必须采取维稳新举措，《人民日报》在开阔新思路方面具有启发性意义。但维稳的新举措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具有自我纠错能力，让社会具有主动对公权进行制约的能力。因此，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彻底保障公民权利的改革。这种改革使维稳没有必要，因为公民会自我维稳。那些民主国家，是不需要维稳的。
《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
群体性冲突越来越多，愈演愈烈，如果处理不好，势必引发内乱。此时此刻，正是考验民族的政治智慧、政治家的智慧、政党的智慧、每个公民智慧的最好时刻，也是作抉择的最艰难时刻。回顾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及其发展，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苏联及其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证明了的第一个真理是：越维稳越不稳。如果为了维稳而维稳，那只能造成更大的不稳。维稳而不稳，维稳而成乱，甚至维稳本身就是内乱的根源。苏联维稳近七十年，最后表面看来固若金汤的政权大厦不费一枪一弹就在瞬间轰然倒塌。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证明的第二个真理是：单独维稳，会导致镇压——平反——镇压——平反的恶性循环。为了维稳采取的手段最有效的措施是流血的暴力镇压，有暴力镇压就会伤及无辜。通过镇压暂时确实获得了稳定，但会积压更多的社会矛盾，会出现上一代领导人镇压，后一代领导人平反的恶性循环，在镇压平反的循环中逐渐失去统治的合法性。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证明的第三个真理是：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苏联东欧的剧变，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政治上因不民主没人权没自由没法治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和形成了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使得民众丧失基本活力。经济停滞不前使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难以为继。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使民众的精神生活严重枯竭，精神之火逐渐熄灭。一旦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接触到清新的自由民主气息，民与民的冲突，尤其是官与民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在官与民的冲突中，即使有外国的敌对势力勾结，即使有演变，也是外因。真正造成冲突根源的还是官与民的内在矛盾。如果一个国家内部人民在政治上充分享受民主、自由、人权，外面想进行干扰破坏都是枉然。把事情归结为外因，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却又是推卸责任的最好办法。说一句当年调侃国民党的话：“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说法是：“不是我们无能，而是敌对势力太狡猾。”这样说无异于自取其辱。
解体后的苏联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证明的第四个真理是：与其维稳，不如维权。而最好的维权，把民主人权作为价值性目标，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宪政政治。普京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坦陈：在经过5年的“政策稳定”期后，下一步“最重要的政治和思想任务是将俄罗斯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普京强调：俄罗斯作为最大的欧洲政治实体，“欧洲文化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饱经痛苦所赢得的自由、人权、正义和民主等理想对于我国社会乃是至为重要的价值指针。我坚信，对现代俄罗斯而言，民主价值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对经济成就和人民的社会福利的追求。”正因为如此，解体后的苏联各个国家和东欧国家没有出现大的内乱。
我是动机与结果统一论者，手段与目的统一论者，良好的动机一定要取得良好的效果，良好的目的一定要通过良好的手段来实行。离开效果，无论动机如何崇高都是不可取的。离开目的对手段的制约，手段可能导致恶行。维稳是手段，维权是目的，维稳离开了维权，其结果都是恶行。维稳的每一步都必须有维权的约束，这样维稳才能善始善终。维权是维稳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一前提，所谓的维稳只是专制和暴政的借口。只有建立在维权基础上的维稳才是真正的维稳，才能保证人权、落实人权、体现人权，才能在国际上有真正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