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份子群体常常被比喻为一个民族的良心和大脑，这种比喻也意味着，对于一个民族错误的历史选择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和思辩不察上的责任。虽然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一历史悲剧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可是，这一点并不能免除他们应该承担的促成这一历史悲剧的道义责任和思辩责任。他们唯一的救赎之道，就是彻底改变自己偏执的思辩取向，在将来的历史进程中，以勇敢的道德承载和清醒的思辩觉悟去争取每一个人的自由，帮助我们整个民族走出极权制度的奴役之地。
通向奴役之路——作为推手的中国知识份子群体
作者：草夫
上次回国探亲时，偶然从一家书店中购得一本《夏济安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这本夏志清为其兄长编辑的日记，本为一个心灵为情所困的文人的情感记录，日记者本人本无意将之公诸于天下，是故，记述颇为私密化。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翻阅这本日记，有如洞穿他人的心灵深处，看到的是一个敏感的心灵正在颤抖的心扉。
这本私人日记的阅读，让我了解到一个生活在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知识份子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一开始，这种阅读似乎颇为满足了我那与常人无异的对他人隐私的窥视欲。后来，我却从这种阅读中无意发现了一种体现在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知识份子身上的颇堪玩味的政治心态——这种心态过去从未出现在大陆的主流历史叙述之中。
时为西南联大讲师的夏济安先生，日记中极少语涉当时的政治生态。偶尔涉及，却又透露出一种知识分子既想坚持独立思想，又畏于他人物议的矛盾犹豫的心理信息。譬如，联大当时出现过由上百名教授联署的声援国府在国共相争中有关东北问题的宣言(即苏联应把东北的治权移交给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政府，而不是给共党这个正在显露出咄咄逼人夺权势头的地方势力)。夏济安先生虽然认同这些教授的观点，并且鄙视那些明知此事有理，却又置身事外的教授，包括他自己的友人卞之琳先生。他写道：“呜呼，国将不国，若辈自鸣清高，宁误大局而不稍捐私见，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当谈到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钊，雷海宗等组织的声援国府的游行时，他详述了自己的矛盾心态：“我没有去开会，可是游行过靛花巷的时候，我站在门外看，却没有勇气参加。我曾经说过要去参加，临时却又畏缩了。到底怕什么呢？就是怕‘清议’……爱惜羽毛的人，虽然很赞成这件事，可是没有勇气站出来……”他之所以丧失表达自己观点的勇气，是因为当时左翼分子的一个谣言。“谣传发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维藩等曾领到三百万赏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问；若无此事，则左派分子造谣手段之恶劣，实在可怕。他们就想尽办法，使人不敢爱国，以便遂其覆亡中国之阴谋。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谣中伤的真心爱国人。”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相争，天下遽变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在抗战期间蓄养的军事实力，借助苏联的援助，强势地全面出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集团，则配合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宣传战役。一般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有如古代的士族集团，厌倦于一个弊端显露的旧式权力集团，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新兴的权力集团身上。甚至连过去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虽然明知两个政权的更替有可能是以恶易恶，甚至是以一个更为邪恶的来取代一个更少邪恶的集团，可照样违心地助纣为虐，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储安平可以用来作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例子。如储安平曾在重庆《客观》周刊1945年第四期发表一组评论，评论中最为后人激赏的见解如下：“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可是，这种清醒的历史洞见并未转化成理智的政治选择。储安平和许多其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抛弃了国民党这个在“自由”议题上还容许他人与之商榷的权力集团，而选择了共产党这个在“自由”议题上不容他人置喙的绝对独裁团体，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或者说“推手”。
颇为吊诡的是，利用国统区施行的出版自由，中国知识份子群体在舆论领域为推翻国府与共党在军事领域协同作战。除了少数真正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之外，大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集团结盟，主导了对“自由”“民主”“进步”等等话语的阐述权，也独揽了对“腐败”“独裁”“落后”等等话语的裁决权。中国共产党被描述成热爱“自由”“民主”“进步”的新兴力量，而国民党则被描述成“腐败”“独裁”“落后”的力量。这种舆论形成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但让国民党的报刊疲于应付，而且震摄住了几乎大部分知识分子，即沉默的大多数。让他们即使心里产生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如上文所提到的夏济安先生那样，畏于“清议,”也不敢表达出来。
这种明知其非却不敢责其所非，明知其险却宁愿涉险的行为，因为太有悖于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信奉的理性选择模式，所以不但让那些早期迷于局中但晚年翻然悔悟者心感纠结，而且也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历史阅读者充满了迷惑：为什么清醒的历史洞见并未转化成理智的政治选择？
对恶的选择，要么是因为认同恶，譬如魔鬼；要么是认为恶能带来更大的善，为了求得更大的善不得不借助于恶的手段，譬如那个被魔鬼靡菲斯特诱惑的浮士德。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甘愿与共产党为伍，就是因为他们为后者许诺的天国所诱惑——理性在这种诱惑面前失去了它本应有的洞察力。
知识分子并非完全不懂所谓许诺的天堂里可能隐藏的危险。如上文中提到的储安平的例子。既然如此，为何中国知识分子——相当程度上作为一个群体——还帮助一个本质上更为邪恶的团体为渊驱鱼，裹挟着全体国民进入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这真是一个沉重的千古诘问。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中试图来解答这一疑问。他认为把人类导向奴役之路的，往往是那些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外表上看似光鲜漂亮的观念，如平等，组织，计划，集体主义，控制等等。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形成的经济制度，往往最后会蜕变成一种以极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把人类社会带人万劫不复的奴役之地。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引用荷尔德林的名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来一针见血地揭示这种人类的迷途。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他们年轻时为何会误入这一歧途。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希望看到后来的那种极权政府，从动机上，他们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更加民主，人民有更多自由的国家。可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用上当受骗这种解释模式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转型时的抉择。因为，毕竟他们是在进行了比较和权衡之后才作出这种抉择的，储安平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相对于他们的价值诉求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矛盾和反常的选择。这样的一种异乎常理的历史现象，似乎只能从当事者的某种偏执的思辩取向中才能找到某种解释。这种偏执的思辩取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奉绝对主义，好走极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人们通常认为中庸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准确。中国文化中浸透着一种价值的绝对主义。我们常常把门户之见当作划分敌友的根据，我们的政治哲学中充满了非白即黑的是非观。这种门户之见和非白即黑的是非观让我们成为政治博弈中嗜血的角斗士，由于它们的影响，我们从未学会在妥协中把一种对抗的游戏变成一种导致双赢的合作的游戏。一旦我们的门户之见和非白即黑的是非观不见容于对方，我们宁愿选择不计代价的破局，选择推倒一切的重起炉灶，也不愿选择互存互容的和局。中国文人的名节观更是助长了这种虚矫的习气。这种虚矫的习气最后往往以大善的名义把我们带入大恶，就如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各个知识份子团体所展示的那样：宁愿弃绝一个虽然充满缺陷但尚能相容的政权，而去拥抱一个更为邪恶的政权。
第二，政治上的浪漫主义，相信浪漫的设计和构想，不愿面对现实，在政治上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在政治上最忌讳的就是让浪漫主义来主导具体的议题。政治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提到极权主义者往往以社会的整体设计作为诱饵，来吸引追随者。不少其他西方学者也注意到极权主义的理论，如纳粹理论与德国哲学传统中的浪漫主义的相关联系。在这些理论中，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人类诉求的复杂性往往被贴上一种不合理或不正常的标签。他们往往追求一种一致和完美的理想目标。在追求这种一致和完美的理想目标时，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以及人类诉求的复杂性是可以牺牲甚至是必须牺牲的东西。而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则强调在社会互动中尊重多样性以及复杂性对于人类社会进步，尤其对于改善社会互动规则的重要性。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则往往具有轻视现实，甚至蔑视人道主义的倾向。它所惯用的说教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我们可以不要太在意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个体生命的损失，个体自由的受限，以及个体权利的剥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不少信奉这类说教的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者。这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经常让中国知识分子在作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时背离现实，不容忍在一种社会改良过程中出现的过错，却心安理得地纵容那些以理想的名义犯下的大奸大恶。
第三，保守主义传统的缺失；保守主义在中国的现代语境中永远是贬义词，是守旧和抱残守缺的代名词，是政治派别中落伍者的标签。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应该是一种成熟和稳健的价值理念，是与浮噪和激进的政治和文化选择相抗衡的理性诉求，是一种在面对社会转型时对价值扬弃和重建进行评估所持的审慎态度。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于它能提醒人们不要轻信那种认为形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内容的实质变化的许诺，并且，它教会人们不能无条件地放弃理性质疑的权利，无论面对的是多么动听的言辞。保守主义对评估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类社会自由发展的潜在影响常常怀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尤其是这种变化触动到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要素——产权结构时，保守主义表现出与经典的自由主义的一致性：即认为私有产权是所有自由社会存在的基础。保守主义认为，一旦过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毁坏了私有产权这种结构基础，这种变革必定无助于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反之，它必定把人类社会导向奴役之地。因之，我们应该极力避免步入这样的歧途，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方面坚守那些构成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
中国的知识份子缺乏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他们太容易为激进的，革命式的社会转型的口号所蛊惑，毫无批判性地接受“革命”的概念，把“革命”无条件地神圣化和合理化，尤其是对那些涉及到重塑产权结构的革命。他们认为革命是通向历史进步的唯一途径，却不善于去对革命将带来的现有价值体系的破坏与重建进行审慎的全面评估。由于中国的知识份子经常放弃自己最为重要的理性质疑的权利，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局面时，缺乏在历史选择时的审慎明辨，以及对基本价值体系的执着和坚守，所以，在面临重大的历史抉择时，他们往往受制于那些利用革命的口号来攫取权力的野心家，而有意或无意中忽视在此类社会转型中价值体系破坏性的重建过程中对个体自由的损害，以及这种损害所带来的长期的社会效果——如中国现代史所展示的那样，一个以解放人类为号召的革命转瞬之间即蜕变为驱使人类全面奴役化的噩梦。
第四，缺乏常识，贬低蔑视常识，喜欢用诡辩来混淆是非；中国是一个缺乏形式逻辑传统的国度。可是，我们却有一种善用诡辩来混淆是非，推诿卸责的习惯。我们在语词方面对对立两极范畴，如对错，好坏，善恶，强弱等等常常随意置换，而且不对这种观念的变换在经验基础上加以必要的限定。我们常常过于强调变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极少认真而负责任地去思考变化所需要的现实条件。在很多我们缺乏常识的领域，我们喜欢用所谓的辩证法来掩饰我们的无知。更为危险的是，我们往往把这种观念的随意性，冲突的必要性，应用到社会现实中来，最后使得我们的政治实践不旦偏离现实，而且偏离常识。在这样的思维习惯中，沉甸甸的社会现实往往轻易就成为辩证法的某种否定项。这种思维惯性不但使个体的自由，而且也使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群体的自由成为它的否定对象。直到最后，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为这种思维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按这种思维的术语，被扬弃之后——这样的思维锋刃才让它的玩弄者痛彻骨髓地体会到它血淋淋的残酷性。
第五，批判精神的缺失，人云亦云，以团体划线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由于常常没有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个个体作为其思想支撑，所以要么流为乡愿的集合，要么变成偏执狂的同声呼应的团伙。特立独行，在中国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异类的特征。我们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充满了约束个体思维和行动自由的规范和教条，这种价值取向后来进一步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强化。在所谓“集体”，“组织”等等概念的严格规范下，个体很轻易地就被非人格化，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我，只会服从他者的机械零件。我们不但完全放弃自己思维的独立性，而且认为保留自我是一种罪过，只有服从才是一种美德。结果，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价值选择方面也失去基本的判断力，就像他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此外，中国知识分子对群体认同还表现出过多的依赖性。从来没有形成一种觉醒的社会主体意识。换句话说，他们在社会角色上没有独立的担当。不像那些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能经常为社会议题，提供具有真知灼见的批判性的思路。极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曾用极为轻蔑的口气把他们比喻为依附在其他社会主体这张皮上的毛发。在一定程度上，这不是一种比喻，而可看作是一种写实。由于我们在精神上没有独立的意识，在社会角色上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一个群体。特别是在社会面临着一种极端对立分化的二元选择时，我们就不可能尽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在两种极端的选择之外提供一种超越左右的选择方案作为有益的参照和平衡。
第六，功利主义色彩过于严重；中国知识分子过于强调功利性。在无原则地追求功利的目标时，我们可以完全无视手段和目的的分裂，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来追求那些貌似合理的目的。其实，在追求社会目标时，目的和手段很难机械地分割开来。诸如自由，平等等等社会目标，不可能以非自由，非平等的手段来企及，因为非正义的手段，是不可能让我们达到正义的社会目的的。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却信奉只要目的合理，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具有天然合理性的信条。这种信条具有非常危险的误导作用，它可能使一种社会变革的过程，即使它的目的是正当的，它的过程却缺乏正义，因而最终反而使我们离自己的目的越行越远。这一点，中国近代史给予了最好的注释——我们曾经经常听到的许诺是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可是，我们同时还被灌输，只有剥夺一部分人的自由，才能获得这种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极端的功利主义的蒙蔽就竟然能够让我们接受这样的思维混乱。此外，由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只关注结果，忽略过程，轻视建立合理的规则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譬如，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服膺那种以均贫富为号召的社会理想。可是，这种均贫富的社会理想过于注重结果的平等，为实现这种平等的结果，每一个个体被强制性地固化在社会设定的基准上，因而，个体向上提升的自由就被堂而皇之被剥夺了。而一个自由的社会，却离不开机会的平等，因为只有平等的机会才能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对于目的的过于功利主义的态度，以及对过程的正义性的忽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作出反常选择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提到的数点，可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偏执的思辩取向的典型特征。正是这些思辩取向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明明看到某种美好承诺中所隐藏的危险，依然呼朋引类贸然前行，最后坠入被奴役的深渊，铸成历史性的大错。
知识份子群体常常被比喻为一个民族的良心和大脑，这种比喻也意味着，对于一个民族错误的历史选择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和思辩不察上的责任。虽然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一历史悲剧的主要受害群体之一，可是，这一点并不能免除他们应该承担的促成这一历史悲剧的道义责任和思辩责任。他们唯一的救赎之道，就是彻底改变自己偏执的思辩取向，在将来的历史进程中，以勇敢的道德承载和清醒的思辩觉悟去争取每一个人的自由，帮助我们整个民族走出极权制度的奴役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