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民主已经成为国人的内在要求
一种东西发明出来，如果不能用，西方也会弃之。一种东西发明出来，西方人能用，东方人也能用，工具这个东西，只要是人，只要简单易行，就会流行起来，流行起来的东西，也一定是成本最低、效率较高的东西。西方人发明了电，东方人也用了电。中国的四大发明，西方人也用并发扬光大。东西方互相学习，人类的文明进程将会加快，人类的互相尊重和理解就会加强。物质文明如此，精神文明如此，政治文明也如此。民主是西方的，这只是说民主的发明是西方的，但并不能说西方的发明东方不能用。民主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由西方发明并不等于说西方有民主的专利权和民主的垄断权。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
有人把民主与素质联系起来，表面看来有道理，实际上道理并不充分。如果说素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这么长时间的文明不能说中国人素质不高。美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只有二百多年的文明不能说美国的素质高。再说美国人也不爱谈素质，他们更愿意谈人性之邪恶，所以才有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权力对抗权力之法。苏联搞了七十年专制，民众的奴才心理一定很强，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可搞民主也搞成了。非洲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国也在专制统治之下，其素质更高不到哪里去，一二年的功夫就搞了民主。台湾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地区，但也在蒋家父子专制统治之下，二十多年之后顺利完成民主转型。原来的东德与西德，同一个民族，不同的政治制度，一个专制素质，一个民主素质，东德搞民主也是快得很。同样的朝鲜民族，一个南一个北，素质各不相同，制度不同，相信有一天，朝鲜也会在很快的时间内转成民主。亚洲的伊拉克在萨达姆完蛋之后，也处在民主进行时。还有身边的越南、缅甸也在向民主行进。所有的这些，都表明一个共同的道理，那就是任何一种文化素质都可以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民主是所有不同文化素质的朋友和伙伴。
一个国家需要民主的程度总是与这个国家的具体环境联系在一起，专制的环境肯定不需要民主。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互联网时代，由于民主信息的传播，民主已经由外在的传播变成国人内在的价值诉求和政治表达的方式。专制的环境正在以一种基本上和平的方式破坏着专制的基础，民主的外源性发展变成民主的内生性发展。也就是说，无论是体制内不同派别的博弈还是体制外的改革压力，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民主。
具体来说，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的要求更是内在的迫切要求，是内在和外在的压力导致的结果。
党内具有实行民主的迫切性。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派别是一个不依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待党内派别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从党内清洗，斯大林、毛泽东对党内派别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党内民主，日本的自民党就是采取的党内民主的方式。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用英语都是复数的，也就是共产党在内部有不同的派别，在外部有不同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党内和党派都在民主制度的架构下进行政治活动，甚至恩格斯还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统治的现成形式。按着日本自民党的行进轨迹，党内派别活动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公开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派别也是公开活动的。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有不同的派别。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过去的这种党内派别没有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解决，既没有党内民主制度也没有党外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在革命时期没有党内民主是环境使然，在建设时期没有党内民主制度，党内的派别斗争搞成残酷打击、无情斗争、你死我活，不但破坏了政党的声誉，也破坏了执政的合法性，最后会亡党亡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现实事实都表明，想走党内清洗的老路已经不可能了，只有走党内民主的新路。
党内派别存在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分为阶级、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这必然产生不同的政治诉求和不同的利益诉求，这就必然反应到党内来，就必然需要有不同的代言人。另一方面政治家也具有不同的政治发展眼光和视野，来自五湖四海本身就意味着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必然有不同的政治表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巨大成就的背后，政治家的不同执政理念也越来越明显。人们对政治有红派、团派、五湖四海派做了可能是不恰当的区分，这种区分在不同侧面表明了政治家政治抱负的价值偏好与取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权威主义甚至专制主义等各种元素在不同的政治家那里都有不同的体现和展示。
政治家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单一核心政治家时代变为多中心政治家时代。政治家之间的互相倚重、相互制衡、互相博弈的时代已经到来，已经不可避免，且也不可阻挡。政治家的博弈不是呼唤潜规则，就是呼唤明规则。如果搞潜规则，就会导致党内和党外民众的不满。更为重要的是，搞党内潜规则，风险大，且后果难以预料，搞不好会身败名裂。如果搞明规则，那就使党内处在动态和谐状态和党外民众和谐的状态，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也能共同促进。只要进行利益的博弈，价值观的不同诉求得到保障，民主的规则就必不可少。党内民主就是党内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观的互动的公开规则，表面的统一与和谐代替不了也掩盖不了党内的派别和矛盾。公开化的民主规则能消除党内的根本矛盾，在宪政民主的发展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党外具有实行民主的迫切性。从体制外来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仅去年就达13万起。今年尽管维稳的措施不断，维稳的经费仍然不断增加，但群体性事件不但没有减少和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群体性事件具有了复合性特点，一个群体性事件是立体的多面的，这里既有维权的因素，也有抗争的因素。既有和平的因素，也有暴力的倾向。既有对当地官员的不满，也有对体制的泄愤。既有直接受害者的参加，也有间接受害者的旁观。这些复合性群体事件或多或少地表达着对民主的诉求，对宪法的落实的呼唤。乌坎事件就是典型的复合性事件。复合性事件的出现，仅靠暴力维稳不但难以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乌坎事件的解决，也是民主问题的解决，乌坎具有民主标杆的意义。
在党外民主的迫切诉求中，网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网络对民主的普及在加速，网络意见领袖在博客和微博等网络渠道上传播民主的基本理论和常识，并通过对具体的网络事件和现实的群体性事件评价使民主观念生动化、具体化，使网民的民主知识、维权知识、法律知道呈现出几何级上升的趋势，培育了网民的民主意识、民主思维和民主习惯。网络意见领袖通过对西方民主官员生活细节和政治细节的介绍，给普通的网民提供了可供模仿和比较的样板，使民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和符号，从而使民主以更简洁明了的方式被人们所理解、所掌握。民主的简易性、可理解性和可把握性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
由此可见，民主和素质有关系，但素质不是实行民主的充分条件，更不是民主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能说是民主的一个有利条件，即使承认素质低，也可以通过实行民主提高素质。民主是权利，而不是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是内外压力的结果，而不是素质的结果。不实行党内民主，政党亡，苏联东欧就是前车之鉴。不实行人民民主，公民亡。不实行宪政民主，国家亡。宪政民主已经成为政治家和民众的价值诉求和或主动的或被动的政治选择。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民主已经不可能停留在口号上，而应该落实到民主的具体行动上，具体细节上，包括开会也应该逐步采取罗伯特的议事规则。需要把民主稳步快速推进，逆水行舟，不进则亡，要有危机意识。发展民主既要有民主的战略，也要有民主的策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再是权宜之计，而要有长远的谋划和具体的施行步骤。这种谋划还得从党内开始，从精英开始，这可以称之为精英民主的特权。但如果这个特权精英们用不好，用得不及时，人民就会自己选择民主，现有党内的精英就有可能被人民的民主淘汰出局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