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国，除了享受与父母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外，看望昔日的老师同学朋友，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回国，那可是我离开祖国将近十年的第一次荣归故里呀，心情是激动滴，感觉是亲切滴，在街上只要碰到熟人，立即冲上去跟人家打招呼，生怕若不和人家讲话，这辈子也许就再没有机会了。所以一有机会俺就出去会朋友，看老师，看同学，还包了几次饭店宴请他们，每次都来好几十人，那感觉真好呀！虽然这些费用都是我自掏腰包，但我心甘情愿，更何况十多年前的美元还是挺值钱滴，一比八点八，花一百元人民币才十块多美金，原来百万富翁花钱的感觉也就如此啊！
渐渐地，这几年回国频繁了，感觉也有些变了，朋友们个个都有官衔头衔了，在一起吃饭大家都争着付钱，唯独不让俺掏钱，住饭店也是有人买单，还有司机等候，这日子可比俺在美国舒服惬意多了，最近刚从国内“奢侈”回来，一下子还真不适应了，耳边没有了亲切的家乡话，吃饭没有了熟悉的辣椒蒜，路上也不见了自行车和行人，到哪儿去也没人陪了，回到家还要收拾房间做饭，简直是从女王到女仆啊！
哎！人这一生会经历太多的角色转换，好在每一次转换，都会使人领略不同的感受，也更让人体会那个角色的心情，从而让我们学会体谅别人，理解别人。
虽然这些年回国，已经陆续看望了很多的老师同学，可还有一位老师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也永远不会见到，他就是我大学三年级时的西医诊断代课老师，吴垂光教授，当年陕西省的西医权威之一。吴老师出身名门，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我若没记错的话）就是吴老师的父亲主要负责建造的，吴老师父母是早期被中央领导人邀请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科学家之一。吴老师随父母回国时，才五六岁，我看到过一张他那时的照片，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手里抱着一个黑白相间的足球，穿着背带短裤，和白色近膝盖的线袜。
吴老师大学本来是在北京医科大学读的，可反右活动一开始，他的父母就被整，他本人也被下放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继续他的学业，在西安医学院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薛光华教授，也是我大学的西医诊断老师。他们夫妇郎才女貌，西医过硬，风度翩翩，吴老师还会一口英文，成了我们全校的一道风景线。我有幸成为他们夫妇最喜欢的学生，那年全校考试，我的西医诊断分数得了第一名，让他们对我更是赞赏有加。
后来我分到了北京工作，每年回老家过年都会去看望吴老师和薛老师，他们每次给我来信都称呼我“干女儿”，我内心也早将他们当做父母了。再后来我出了国，但一直跟他们有书信来往，九七年春节，我还收到吴老师给我的电话录音，问候我新年，我真恨自己当时没有接到这个电话。十多年前，从国内打一通电话可是要花去半个月的工资呢。九八年，我的大女儿出生了，当她满月时，我给吴老师和薛老师写了封信，并寄了一张女儿的满月照，让他们二老也分享我初为人母的快乐。
不料，几天后我收到一个快件，信上说，吴老师两天前猝逝！我惊讶悲痛的心情无以言表，后来我才得知事情的真相：那些天学院分房子，吴老师他们分得一套二楼的大房子，装修完之后他们就很快搬到了新家住，但还没有安装新电话。并且吴老师的很多旧的书信还留在旧房子需要处理。那天傍晚，吃过晚饭，吴老师对薛老师说，他要去旧房子收拾最后一批书信，大约需要几个小时，就这样吴老师离开了新家。那晚，薛老师一直等到十一二点都没有见到吴老师回来，新家又没有电话，薛老师心想，他也许又被临时叫到急诊去会诊了吧，因为夜里经常被通知专家会诊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一直到清晨六点多，薛老师一觉醒来，突然有一种不祥之感，于是她急忙跑到不远的学院旧宿舍楼，从楼下往上望，几个房间的窗户灯都是亮的，薛老师气喘嘘嘘一口气爬到四楼，打开房门，房间一片寂静，环顾了一下所有的房间之后，薛老师径直走进吴老师的书房，她，惊呆了，吴老师面部朝下趟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全身已僵硬多时！他是脑溢血猝死的。时年六十岁出头。
吴老师在从医的四十年生涯中不知救治了多少危重病人，而在他最需要的时刻却不曾得到一粒药一剂针，这让我们这些爱他的人是多么不忍和无奈！从他那晚打出去的一二十个电话记录里，可以猜测他是通知过去的老友，他已搬了新家，至少吴老师走的时候心情是愉悦的。
虽然吴老师走了，但每次回国我都会看望薛老师，去吴老师的书房看一看，感受一下他的气息，吴老师若天上有知，一定也会看到我的。
这次还见到了我的大学班主任沈舒文老师，若不是他当年力挺我分到北京，那我的人生也许就要改写，我很幸运有他这样赏识我的班主任。
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曾经是我的大学时的学院院长，这些年也常有联系，去年他来美国开会，我还专程去看望他，这次回国当然也看望了这位德高望众的国家十位国医大师之一。
写到这里，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恩，回想走过的每一步，都伴随着那么多父母情，手足情，师生情，同学情，等等的情，我是一个幸福和幸运的人，这些情一直都在我的身边，时时刻刻地将我包围，我爱你们－所有对我有过帮助，有过友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