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集体理性

这个题目要从著名的囚徒悖论谈起。纳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把博弈论引入了经济学。

囚徒悖论说的是两个同谋犯被逮捕以后，被分押在两个隔离的审讯室里。如果他们都抵赖，他们都会被判一年牢刑。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同伙是否回出卖自己，如果自己抵赖，同伙坦白，自己就得牢刑十年，而同伙会被无罪释放。如果两个人同时坦白，两人都得八年牢刑。抵赖，可能会得十年牢刑或一年牢刑；坦白，可能会得八年牢刑或无罪释放。坦白，对于每个囚徒来说，都是最优策略，也都是占犹策略。但是，对于这两个囚犯的集体理性而言，最好的策略是攻守同盟，一致抵赖。

囚徒悖论说明了社会学中的一个致命的命题，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性。更直接一点地说，就是一个集体中每个个体的理性不导致集体的理性。纳什以严格的数学论证了人类的一个悲剧，人类就处于囚徒悖论之中。人人都知道，和平和没有战争是人类追求的。但是，谁也不敢放下武器，这和两个囚徒谁也不敢抵赖一样。一神教每个宗教都说热爱和平，但是，一神教之间上千年战争不断。

囚徒悖论揭示出一个真谛，那就是个体理性不导致集体理性；就国际政治而言，更现实一点，就是个体理性导致人类集体的疯狂：每个国家都要和平富强，但是，战争和饥饿却却是人类经久无法解决的难题。

基于博弈论建立的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设计巧妙的制度，就可以把个人理性导向集体理性。于是有了对法制的崇拜。 2001 年底， Enron 公司破产，价格高达每股 90 美元的股票一下子变得一钱不值， 110 亿美元的资产顿时灰飞烟灭。 Enron 个体的理性地牟利导致金融市场集体非理性的疯狂。为了防止 Enron 丑闻的金融市场集体非理性，美国立即于 2002 年通过 Sarbanes–Oxley Act ， 改变了会计制度和金融市场规则，改写了大学商学院会计课本，改写了税收法，改写了公司内部审计规则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规则，公司计算机系统要更新以遵守 Sarbanes–Oxley Act 。经过如此重大的耗时耗财的金融制度改革，应该得到理性的金融市场了吧？没有。 Sarbanes–Oxley Act 才刚刚到位，就发生了 2008 年金融海啸。

囚徒悖论，讲的是两个囚徒。两个囚徒攻守同盟容易，如果是三个囚徒呢？一百个囚徒呢？两百个囚徒呢？两百个囚徒攻守同盟，我估计谁都不会相信另外一百九十九个都信守若言。两百个，这大约是全球的国家的数目，所以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所有国家都宣称爱好和平而放弃国防。

囚徒悖论讲的是两个囚徒，讲的是两个人的个体理性不导致两个人的集体理性。制度设计或许可以使得两个人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一致。但是，怎样能够设计一个两百个国家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一致的制度呢？据说西方民主制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联合国不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呢？参与美国金融市场活动的个体就算是一万人吧，制度制止得了金融市场的集体非理性吗？没有。人类的集体理性怎样依赖制度建立来达到呢？当今国际政治中，制定制度，解释制度和强制制度的就是美国了，但美国相信国家利益至上，这样的国际秩序能够达到人类集体理性吗？

再试试想想四亿人怎样达到集体理性？ 1840 年以后，中国就有四亿囚徒。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相信是制度问题，都推行新政，但中国还是一盘散沙。就个体理性而言，反抗只会丧命，让西方殖民三百年或许还可以苟且偷生。这是一个四亿人的囚徒悖论：让列强主导中国经济，还能苟且偷生，甚至投降外国资本还可以分享国际资本的红利；起来反抗只能丧命。但是，中国人民宁死不屈，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一个不甘受列强欺负的新中国。这个近代的中国集体理性是怎样实现的呢？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使得中国人民有了民族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觉悟，达到了中国人民的集体理性。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集体理性，没有中国人民的集体理性就没有新中国。

1866 年底，威廉三世带领四万大军从荷兰渡英吉利海峡，兵不血刃地登陆英格兰岛，推翻詹姆斯二世，短短几个月就完成了史称的光荣的革命。那时候英格兰和威尔士合计人口不足五百万。 1776 年美国宣布独立，美国独立战争从 1775 到 1783 打了八年。那时候美国人口约为 250 万。 1789 年 7 月 14 日巴黎人民攻打巴士底狱，法国革命历时十年，当时法国约有 2800 万人口。 1917 年俄国革命，那时候俄国人口约为 1.6 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 1927 年到 1949 年，历时 22 年，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那时候中国 90% 的人口是农民，中国人口有四亿。就革命主体人口和历时来说，中国革命是近代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其伟大之处，不仅仅是革命主体力量的人口众多，而且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起来的革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最大伟大的成就，就是证明了集体理性是可以实现的，这给人类带来希望。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显示出来的集体理性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根植与广大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如今被某些学生攻击为专制。在他们眼里，只有个体理性才是人道人权的，集体理性就是邪恶的专制。他们认为集体理性是反人类的。但是，历时证明，没有集体理性就没有人类。当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时候，他们是集体群居，一起打猎，脱离集体的个体根本无法生存。一个人，脱离了社会集体，就不可能成长为人，狼孩案例证实了脱离人类社会集体的婴孩更本不可能发育成长为人。人类的行为是社会行为，人的行为大多数是后天习得的文化行为，而文化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现象。中国老百姓都知道水涨船高和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都知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都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大家都为了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才能最终得到美好的个人利益。这在囚徒悖论中有严格的数学证明，也有人类历时的见证，那些鼓吹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的学说才是反人类的学说。美国国会面对财政悬崖束手无策显示了基于个体理性的西方民主政治要达到集体理性的困难。

改开三十多年来，在西方“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影响下，一些人羡慕西方政治制度，忘记了什么是党的领导。毛泽东时代，党的领导就是组织中国人民达到集体理性！而今天，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官员都接受了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只有个体理性才是民主民权的，以为健全法制就可以通过每个人的个体理性达到集体理性。他们丢掉了识大体顾大局的集体理性，丢掉了具备集体理性的人民是社会运行主体的观念，以为几个精英健全法制立宪以后就可通过每个人的个体理性达到集体理性。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

资本主义对人类进步最大的贡献是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的发展，这个进步解决了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生存问题。人类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了。人类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界了。但是，人类至今还没有能力按照自身的意志改造人类社会自身，人类要和平，但和平可望不可及。至今尝试过改造人类社会自身的的就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改造人类社会自身，就是人类的集体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得人类有了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今天面临的政治改革，就应该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让中国人民继续有集体理性，具备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格。

中国发展路在何方？人类发展路在何方？一人一票为了个人利益选出几个精英制定法律不足以维持中国的持续发展。中国发展的主体是人民，是底层人民。这是历史的归宿。中国不可能如英美那样把发展的主体寄托于奴隶主和大资本家身上。中国革命的主体是被中国共产党装备了集体理性的中国人民。中国今后的发展需要一个能够装备中国人民集体理性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在个体理性之上的西方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政治不是中国的归宿，也不是人类的归宿。具备集体理性的中国人民是中国的希望，具备集体理性的人类是人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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