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剧团进城的时候，看见中心车站有卖莫言的小说《红土地》的广告，下周一就是瑞典的诺贝尔节日了，看看关于莫言的书是怎么翻译到瑞典来的，再看看其它中文书籍翻译以及销量的情况，很有意思，现在剧团把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转贴到这里，供大家分享。
【2012年诺贝尔奖】1000本，终于卖光
——莫言在瑞典的三部小说
2012年10月12日，诺贝尔文学奖开奖第二天，近千本《西门闹和他的七世生活》（Ximen Nao och hans sju liv）在瑞典全部卖光。
同一天被抢空的，还有分别出版于1997年的《红土地》（Det röda fältet）和2001年的《大蒜民谣》（Vitlöksballaderna）。十几年前，这两本书的起印数也是一千多本，但直到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以前，都还没卖完。
它们是陈安娜翻译的三本莫言小说。在中国，它们的名字分别是《生死疲劳》、《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
《生死疲劳》直译成瑞典语是一个很长的句子，而且索然无味。陈安娜最后不得不用书中的故事为它命名：主人公西门闹经历六道轮回，分别转世成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婴儿蓝千岁，用动物的眼睛看尽1950年至2000年的五十年乡村史，这是所谓的“七世生活”。
陈安娜是瑞典人，她曾是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学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她翻译过十多位中国作家的二十多部作品。“陈”是随夫姓——她的丈夫陈迈平，是比莫言更早时期的中国作家，1986年出国留学后定居瑞典。
安娜是将莫言小说介绍到瑞典的人。她对莫言作品的感观是：“像一个老农民在给乡下的孩子讲故事。” （安娜 供图）
菜市场、红高粱和蒜薹
十多年前，安娜翻译《红高粱》的决定，是在菜市场做出的。
一天她出门买菜，遇到了邻居罗得保。罗得保也是个汉学家，他曾经研究过鲁迅，经营着一家名叫“鹤”的小出版社，专门出版中文书籍。安娜帮他翻译过苏童的两篇小说，其中一篇是《妻妾成群》。
罗得保和她闲聊：最近看了什么小说？
她向罗得保推荐了《红高粱》。安娜那时候刚看完《红高粱》，先是葛浩文的英文译本，然后是原著。看小说之前，安娜看的是电影《红高粱》，读完小说，她才发现，电影“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罗得保恰好也看了莫言，他推荐给她的是《天堂蒜薹之歌》——“蒜薹”在瑞典的菜场有卖，“高粱”这种东西瑞典人不种——这也是为什么《红高粱》翻译成瑞典语时，变成了《红土地》。
回到家，安娜开始翻译这两部用植物做书名的小说。
“他像一个老农民在给乡下的孩子，或者其他的农民讲故事。”安娜用“又漂亮又可怕”来形容这部小说。那些残酷的故事：打仗、杀人、宰割动物，让她感到有点恶心；但文字和画面又让她觉得很美。
安娜对“死马”的描写记忆犹新：“墨水河里，去年曾经泡胀沤烂了几十具骡马的尸体，它们就停泊在河边的生满杂草的浅水里，肚子着了阳光，胀到极点，便迸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一道道暗绿色的汁液，慢慢地流进墨水河里。”
“马死得很可怕，但莫言把它写成很漂亮的东西。”安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因为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图书馆有一份全职工作，安娜只能在晚上和周末翻译，所以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
缓慢还有一个原因，她常常会遇到那些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民用语——有些或许连中国的南方人都看不懂；还有一些令人窒息的中文长句，“一句话就是一整页”。这时候她总得冥思苦想上好久。
然而最难的还不是句子，是那种“感情和气氛”，安娜说：“莫言的特点不是语言难，而是太会讲故事。”
安娜也记不清究竟翻译了多久。多年后，《红土地》出版，“鹤”出版社请莫言和王安忆到瑞典旅行——由瑞典作家协会埋单。那是陈迈平和妻子第一次见到莫言。
他们在家里吃饭，莫言提起陈迈平的旧作，陈迈平则发现莫言“喜欢吃饺子”——莫言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年轻时他之所以立志要当个作家，就是为了能“一天吃三顿饺子”。
安娜对莫言的印象是，“很适合他的名字”。这个印象多年来没有变过——2012年8月中国作协请安娜来北京参加翻译大会。晚宴上，安娜看到莫言一直坐在那里不怎么说话，等到莫言起身发言的时候，那种老农民讲故事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很幽默，很有意思。不说话的时候，他都一直想着呢。该说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
那次见面之后，莫言一旦有新作，便会寄给陈迈平夫妇一本。2006年陈迈平读到《生死疲劳》时，告诉安娜：“你可以放下别的，先译这一本。”
如果按照日后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生死疲劳》应该是一本典型的“虚幻现实主义作品”。安娜断断续续译了六年，因为“实在太厚了”。
那些“虚幻”的部分并没有让安娜感到困扰。她用中文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到东方的“轮回”：“大部分瑞典读者都听说过‘轮回’是怎么回事。文化差异虽然有，但他们可能根本感觉不到那种障碍。你知道，有时候你其实没看明白，可你以为自己明白了。”
问题出在“现实”的细节上：那些生长在中国北方的花花草草，还有各式各样的中国菜名——比如莫言最爱吃的饺子，这些词语她只能音译，然后做出简短的注释。
安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也许那些神话里和现实里的东方元素，最后恰恰成了瑞典人最喜欢的地方：“莫言把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章回体的叙述方式、还有当地的毛腔‘歌剧’结合在一起，写成一部当代小说。这让他们觉得很有意思。”
小说翻译出来是2012年，“鹤”出版社的主人早换了。那些罗得保喜欢的中国小说根本卖不出去。图书馆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买家。但有时候图书馆处理旧书，也会毫不客气地以一两块瑞典克朗的价格，把莫言的书处理掉。
罗得保欠了一大笔债，只好一分钱不要把出版社转给了别人。新老板也做外国文学，出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作品，但总担心像罗得保一样赔钱，拿着热乎的译稿迟迟不敢开印。情急之下，安娜答应他可以不要翻译费，《西门闹和他的七世生活》这才艰难印刷了一千本。
好在莫言不是在说教
出版社并非多虑。
陈迈平曾和一位汉学家一起翻译过王安忆。出版社先预付了他一千美元稿费，说好这笔钱从每年的图书销售额里扣回。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一千美元还是没能扣清——书卖得实在太少了。
“王安忆的语言风格就像工笔画，很难翻译。”陈迈平把莫言的书比作“水墨大写意”：“大写意可能很容易展现，西方人也更容易接受。他们有‘虚幻现实主义’这样的参照物。可精雕细琢的花鸟工笔画，他们还真不一定喜欢。”
陈迈平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是同事。这使得他有机会“参加过瑞典学院组织的研讨会，穿过燕尾服出席诺贝尔奖晚宴，吃过一顿诺贝尔大菜”。
曾经有一段时间，陈迈平觉得余华可能会是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人。那时候瑞典政府编了一套面向高中生的“世界文库”，收了一百本书，其中就有余华的《活着》。
“余华的书在瑞典很受欢迎。”陈迈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即便如此，余华的第三本小说要在瑞典出版的时候，还是遇到了麻烦：原定的出版社没钱了，只好换了另外一家。陈迈平很理解：“那些小出版社的年轻人，都是文学爱好者，他们几乎完全就是义务工作。”
瑞典文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都是安娜翻译的。“他是一个很会写人的人。”安娜说，“他把人生中那些很苦的东西，温暖、幽默地组合在一起。他的语言不是很复杂，但能写出人的感情。”安娜知道中国国内对《兄弟》的一些负面评价，但她还没看过：“也许他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但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和《活着》也不一样。”
安娜也翻译过韩少功。她喜欢《马桥词典》，觉得韩少功是一个“比较仔细地去考虑语言的作家”。女作家里她喜欢迟子建——虽然迟子建的书还没能被翻译成瑞典语。她费力地向南方周末记者提起迟子建那本拗口的书《额尔古纳河右岸》：“书里描写了北方的少数民族。我们也同样有那样的少数民族。所以我觉得它在瑞典会受欢迎。”
因为曾经在图书馆负责中文书籍的采购工作，安娜还会关注到那些中国市面上最火的畅销书——《狼图腾》、《藏地密码》之类。安娜最近关注到的作家是陈楸帆，这个年轻科幻小说家刚刚获得一个国际性的奖项。而这些作者，连她的丈夫陈迈平都不知道。
莫言在诺奖赌盘上位列第一的时候，安娜在微博上说“中国人好像被诺奖弄疯了”，她相信莫言会获奖，但没想到这么快：“比如去年获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大概有15年时间我们都觉得他应该获奖，但是一直没有。我以为，也许有的作家，瑞典文学院需要研究很长的时间才能决定。我有点乐观，也有点不太乐观。”
瑞典文学院写给莫言的授奖词，陈迈平觉得已经足够精炼。“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陈迈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莫言语言色彩、情感的强烈也是瑞典人喜欢他的原因。比如伏尔泰的小说，就很理性；而莫言的小说，在瑞典人看来是生动有趣的。莫言不是在说教，他也从不说教。”事实上，“思辨不够”曾经是汉学家顾彬批评莫言的理由之一。莫言也曾对此供认不讳：“思辨确实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弱项，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补补课。”
莫言得奖后，很多人觉得没靠莫言赚多少钱的陈安娜居功至伟：“750万奖金，至少有三分之一该给陈安娜”——他们认为，是陈安娜让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了解了中国文学。
这让安娜惶恐不已：“院士们也要看英文、德文、法文译本。他们会做比较。如果只看一个译本，比如我的译本，如果我翻译坏了，那对莫言是很不公平的。”安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院士们提到了《檀香刑》，这本书我就没翻译过，他们看的是德文版。”
“这个世界上好作家多的是。”安娜说，“而瑞典文学院每年只能给一个人颁奖。”
安娜现在正在翻译的，是阎连科的小说《丁庄梦》。莫言获奖，陈迈平和安娜觉得，也许这会让华语小说在国外的出版情况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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